【作者】子目，国政学人评论员
【编辑】林祉欣
近期中国的很多官方学者似乎仍然对中美关系表达出悲观态度，有人认为美国两党已经达成所谓“对华共识”，还有人说拜登继承了特朗普的强硬政策，还有人认为拜登将会采取比特朗普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但是，上述这些主张，其判断依据主要是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这些内容都只是表面。我们应该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国内政治、美国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理解。笔者对中美关系的判断，要比多数主流官方学者乐观得多。
中国强势回击美国，有助于达成新的博弈均衡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相继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但均遭到了北京的强硬回击，目的没有实现。特朗普2018年6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当时是中美关系最为危险的时候。之所以说“危险”，并不是因为美国有足够的伤害中国的能力，而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政界、商界、学界有很多人主张对美国妥协。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要求中国改革国有企业，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旦中国答应这个要求，那么经济制度的改变迟早会导致政治制度的改变。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妥协路线，而是坚决进行了回击。最终2020年1月两国签署了一个范围非常有限的协议，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没有实现。直到新冠疫情传到美国之前，特朗普始终没有与中国撕破脸。这是因为，特朗普虽然挑动民粹主义，但他依然是资本家的代表，与其他资本家的利益是一样的，都必须需要依赖中国。对华强硬只是特朗普的手段，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才是他的目的。对于美国来说，少赚一些总比不赚要好。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这个偶然事件的爆发，中美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会非常友好，即使特朗普成功连任双方也不会继续交恶。因此可以推断，随着中美两国新冠疫情结束，双边关系很有可能会回归正轨。
历史上的美国曾经三次为了中国而出卖盟友
拜登上台之后，也对中国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政策，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出击。拜登还联合英国、欧盟共同施压中国，展示美国的领导力，企图摆出全面竞争的架势。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保持定力，拒绝答应美国、英国、欧盟提出的任何要求，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么，这种价值观对立，是否会长期持续呢？显然不可能。美国不仅是一个讲原则的民族，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美国人把所谓“民主”、“自由”视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由资本家联合统治的“公司制”国家，追逐利益才是最高目标。虽然美国反复重申对盟友的承诺，但历史上美国为了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曾经三次出卖自己的盟友。
第一次是出卖越南共和国。美国为了进行战略收缩，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抛弃了盟友越南共和国。1969年尼克松首次宣布从越南撤出部分军队，1973年与越共签署了《巴黎协定》。但1975年越共进攻南方的时候，美国没有进行任何军事抵抗。第二次是出卖台湾。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两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停滞不前。美国国内有强大的挺台派，美国主流很难接受中国的条件，但是最终卡特政府依然决定力排众议，答应了北京的要求。第三次是出卖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一度对中国进行制裁。但是双方的僵局仅仅持续了三年半。最终美国还是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在之后的30年里基本上维持对华友好关系。
美国是一个道德上非常灵活的实用主义民族。中国的资源、劳动力、工厂和市场对于美国来说不可或缺，因此不得不三次对盟友背信弃义。正如美国一个智库分析师所说的，“美国人无法戒掉亚马逊，因为它什么都卖；美国也无法戒掉中国，因为它什么都生产”。基于同样的理由，美国将会第四次出卖盟友，即香港的“港独”分子。美国根本不可能为了维护这些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与中国彻底翻脸，美国未来仅仅会对他们提供象征性支持。随着中国政府的治港、治疆政策取得新进展，中国在边陲地带的政治秩序将会重新恢复稳定，西方国家自然会忘掉这些所谓的“风景线”，背叛它们的承诺。
1972年尼克松访华
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不允许美国发动“新冷战”
《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今天的美国与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不同，当时美国刚刚从战争中获得胜利，人们是团结的，而且人们信任政府。但是今天，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共识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党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超过了其他西方任何国家。美国人沉湎于个人主义，意味着它“很难在长期基础上围绕某个外交政策目标进行动员”。虽然今天的美国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均对中国非常不满，但是没有一个集团愿意拿出行动来对付中国。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和族群冲突，无法通过向中国转移矛盾来得到缓解。
美国是一个由资本家统治的“公司制”国家，政客、学者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他们拿的是资本家的钱。美国有一些人想打压中国，但是美国的资本家不允许这些人的主张成为现实。班农那样的极端分子在美国根本没有影响力，他们遭到了美国主流精英的坚决压制。美国的政客嘴里骂中国，但只是一种表演，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护与中国的关系。他们虽然对中国不满，但是如果失去了中国，将会导致美国发生更多的危机。中美关系真正的稳定器，其实在美国统治阶层。
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美国不同于以前的美国，全球化导致的民粹主义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但是，这只是看到了表面。民粹主义只是被特朗普玩弄的工具，特朗普利用了一些普通美国人对资本家的不满。但是特朗普本人也是资本家，他（和拜登）在中国都有大量经济利益。何况，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让那些真正代表底层民众的政客没有上台的可能，桑德斯就是典型例子。总之，民粹不足以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根本上是由有钱阶层来决定的。
为反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香港政府在美国斥巨资做游说工作 图为支持该法案的香港示威民众
中国战略的有限目标，不足以让美国下决心遏制中国
美国是非常讲究利益算计的民族，不会花费大量成本去做没有收益的事情。首先，中国没有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能力和意图，美国的战略分析师很清楚这一点，美国决策者不会接受危言耸听的观点。其次，中国暂时没有统一台湾的计划，因此美国不会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也没有必要将对台湾的军事承诺从“模糊”变为“清晰”。再次，中国的软实力依然比较有限，不可能威胁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美国人对此非常自信。
拜登政府会固守所谓的“人权”吗？他很快就会知道，这样做既没有趣，也毫无意义。拜登政府权衡成本—收益之后，肯定会重新缓和对华关系。虽然他会制定出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竞争的方案，但这并不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在中国决定统一台湾之前，中美仍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假朋友”关系，虽然不是真朋友但又不能让关系破裂。这是唯一的答案。原因很简单——美国人太需要中国了。
结论：拜登可能会开创对华关系“第三范式”
从1949年之后，美国相继对中国采取了“围堵”、“接触”两种范式。经过40多年的实践，原有的“接触”理论假定已经不复存在。美国认为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会发生改变，但事实上中国完全走的是自己的道路，美国会放弃原来的理论假定。特朗普的经济强硬政策与拜登的价值观强硬政策，事实上都没有奏效。但特朗普和拜登作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表，又不敢让美国永远失去中国这颗“摇钱树”，尽管钱挣得不如他们预想得多。虽然中美在各个领域竞争激烈，但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又不允许美国重新遏制中国或者增加军事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唯一能做的就是开辟既竞争又合作的“第三范式”，继续尽可能对中国接触，在关键领域“部分脱钩”，把双方的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
美国总统拜登
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次会晤，一个是2018年12月1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另一个是今年3月18日的安克雷奇高层战略对话。美国政府相继策划了两次“鸿门宴”，一个是经济方式，另一个是价值观方式，但均遭到中国顽强抵抗。中国既不吃这一套，也不吃那一套。现在拜登已经明白，发展美国自身的实力而非打压中国，是保持美国霸权的唯一办法。再加上拜登本人在历史上曾经为中美关系发展作出过很多贡献，在国会所有投票中均支持对华友好的政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四年中美关系不会如我们之前预想得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