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庭审时相比，2021年4月15日下午，出席媒体见面会的江秋莲情绪激动。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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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多以前，留学生江歌在日本遇害、凶手在日本获刑。江秋莲则在中国提起了对江歌生前好友刘鑫的民事诉讼，此案于2021年4月15日开庭。这些年，她更多的被称为“江歌妈妈”，而不是江秋莲。

江歌遇害案中的两通报警电话，在庭审之际首度向外界公开。第一通电话的最后，出现一个拖长的“哔”声，“这就是江歌在外面的那声尖叫。”录音播放时，江秋莲闭上眼睛，以手扶额，久久掩面。

刘鑫的律师希望，双方能走一条“更加人性化、更加温情的路”。江秋莲不同意。自江歌去世，四年多的时间里，刘鑫的态度让她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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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欢

责任编辑 | 谭畅

江秋莲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她穿着深蓝色风衣，坐在原告席，扭过头，盯着当庭播放的证据视频，神情肃然。视频改过30多次，意图通过证据还原独女江歌生前的最后10小时。

这一幕，发生在2021年4月15日上午，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法院，江秋莲诉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的庭审现场。

2016年11月3日凌晨，24岁的赴日女留学生江歌，在自己的公寓门口，被好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陈世峰被日本东京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

随后，江秋莲又在国内提起对刘鑫的民事诉讼，其代理律师黄乐平指出，“动刀杀人的是陈世峰，但是置江歌于死地的是刘鑫”。他说，从民事上，刘鑫具有过错甚至有很大的故意成分，把风险转嫁给了江歌，所以主张刘鑫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江歌生前最后10小时发生了什么，江秋莲在准备民事诉讼中，已逐渐知晓。但视频播放到最后，旁白说到“凌晨2点20分，东京医科大学医院宣告抢救无效，江歌因失血过多死亡”时，江秋莲还是绷不住了。南方周末记者在旁听席上看见，江秋莲低下头，沉默地流泪，身旁的律师轻轻抚了抚她的背。

她将女儿遇害时穿的衣服带到了庭审现场，“江歌的背包，江歌的眼镜，江歌的水杯，都在。”江秋莲事后说。她将法院的判决，视作对“歌儿”的告慰。

被告刘鑫没有出庭，全权委托律师代理。庭审持续超过三小时，鉴于案件双方争议较大，结果未当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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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等待

江秋莲对庭审期盼已久。

“心痛、温暖、委屈、感动、煎熬、伤害、爱心、盼望……”她在社交平台记录了内心的复杂心情。临近开庭的日子里，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这几天情绪不太好，想要静静。

自2021年4月8日接到开庭传票起，连续数日，她都感觉身体虚脱无力，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虚脱”状态背后，是江秋莲对本次庭审的“漫长等待”。发起这一民事诉讼，便花了两年三个月有余。江秋莲在自己的公众号中记录，2017年12月20日东京记者会上，她明确表示回国将起诉刘鑫，2019年10月28日，该民事诉讼被法院受理立案。

江秋莲认为，在江歌被害案中，刘鑫不仅仅有道义上的责任，还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她以生命权纠纷为案由，向刘鑫提起诉讼，并索赔200余万元。

起诉书中提到，原告认为，被告刘鑫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陈世峰对江歌的故意杀人行为，但刘鑫对江歌死亡存在无可推卸的重大过错，包括阻止江歌报警、未尽提醒义务、锁门阻断生路、未采取施救措施。

只是，原定于2020年6月30日在城阳区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因疫情等因素，延后了开庭日期。

正式开庭前，此案经过了两次庭前会议，时间分别在2020年6月5日与11月20日。第一次，刘鑫方无人出席；第二次，刘鑫委托一名律师出席。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图）

江秋莲在等待中陷入焦灼。她数着日子，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总会提及自己对“开庭”的期盼。2020年即将过完的瞬间、2021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3月的江歌生日、4月的清明节，她总希望能够收到对刘鑫的判决书，“可以给歌儿一点安慰”，但“失望了”。

在此期间，她将自己的动态分享至社交平台：用朋友送的破壁机，打上一碗黑豆白米黑芝麻糊；在网上买一盆松红梅；坚持锻炼，运动方式“每天至少两种”。做这些事情时，她总会想到“歌子”，女儿喜欢少油少盐的饭菜，喜欢所有的小动物……

评论区中，有大量网友的留言。有人评价说，她的公众号“变成了女孩子们的树洞”。江秋莲自己则说，在网友们的陪伴下，她才坚持着活下去。

但若有人劝她放下，建议她开始新的生活，饲养些小动物，或再领养一个孩子，便会被她拒绝。她在一条评论中回复道，“经常看到劝我‘放下’的留言，我不知道放下的标准是什么，永远忘记我的歌儿所受的伤害？不再提起我的歌儿？试问哪个母亲可以做到。”

在这些年，她更多的被称为“江歌妈妈”，而不是江秋莲。

2

庭审现场：视频还原江歌遇害前10小时

立案近一年半后，“江歌妈妈”等到了那个日子。

4月15日上午9时，青岛市城阳区法院，3位审判员和4位人民陪审员组成7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审理过程分为核验原被告身份、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总结陈述几个环节。

法院启用七人合议庭审理此案，包括3位审判员和4位人民陪审员。（城阳区法院微博截图/图）

原告方主张被告构成民事侵权。原告代理律师黄乐平表示，被告刘鑫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江歌落入险境造成遇害的前提与根本原因：“如果被告不阻止江歌报警，江歌没有被被告要求地铁站接被告，江歌就不会遇害；江歌受害来源来自于被告；被告是江歌遇害案的唯一受益人与最大受益者；受害人江歌没有任何过错。”

被告律师亦做了详细回应，并在最后总结，“凶杀案是发生在日本，作为被告的代理人，我不能用‘如果’‘或者’这样猜测性语言去还原我们想象的事实……我们相信日本警方向日本法庭提供的所有证据，相信日本法庭的裁判，以日本法庭的裁判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原告方申请当庭播放了一段13分钟的视频，意图还原江歌遇害前10小时的经过，并以此论证，刘鑫对江歌具有过错甚至主观故意。视频中首次披露，案发时，报警电话录下江歌最后一声惨叫。

黄乐平在4月15日下午的媒体见面会中提及，该视频自2020年5月份开始制作，11月中旬“成稿”，是结合江歌遇害案件的司法案卷及日本警方的调查证据制成。

被告律师在观看视频后当庭表示，该视频的组成因素是三个部分。其一，2016年11月2日下午刘鑫和江歌微信对话内容，证据客观真实，无异议；其二是警方提取车站视频截图，与被告方陈述基本一致；但关键的第三部分，则是原告“在两种证据中穿插了他们猜测的、想象的依据”。

视频还提及案发当日刘鑫的报警记录。

视频显示，在刘鑫报警后1分38秒时，江歌发出了最后一声尖叫。黄乐平事后补充，视频中的尖叫声经过了后期处理，原始声音是“非常凄厉的”。江秋莲已于庭审次日，将该视频公开发布于自己的社交平台。

更详细的录音出现在后续见面会上，黄乐平首度向媒体公开两通报警电话内容。刘鑫与警方的沟通以日文进行，江秋莲的另一位律师李婧在播放前解读，第一通电话中，刘鑫在说“把门锁了，你不要骂了”的时候，语气还没有非常激烈，是向日方接警人具体说明所在方位及事件情况，在江歌的一声惨叫后，报警语气变得非常急促，情绪变得激动，回答开始慌乱。“我们认为她在这个时候，是知情门外发生的所有事情的。”

第二通电话中，刘鑫的情绪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夸张”，依旧比较紧张，报警内容是说，外面的人已经走了，“听不到姐姐的声音了” 。

南方周末记者在现场听到，两通电话中，报警女声均听起来慌乱不安，声音颤抖急促。第一通电话的最后，出现一个拖长的“哔”声，“这就是江歌在外面的那声尖叫。”黄乐平此时插话解释。

录音播放时，江秋莲再次被击中。她摘掉眼镜，略垂着头，表情悲伤，但勉力克制。情绪最外放的时候，也只是闭上眼睛，以手扶额，久久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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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焦点：刘鑫是否锁门

刘鑫是否锁门，是庭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之一。

这对江秋莲本人来说尤为重要。在庭审前，江秋莲曾多次向外界表示，刘鑫有锁门行为。她曾在社交平台提到，“（如果刘鑫）不锁门，江歌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家，免遭陈世峰杀害。”

4月15日庭审当天，在法庭调查阶段，审判员要求原告方说明依据。

“锁门的事实并不是我们的推测，我们有许多客观的证据来证明。”原告律师李婧称，陈世峰的行凶目标是刘鑫，控制住江歌后疯狂地按门铃，刘鑫的第一次报警电话背景声中，能听到一阵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日本门锁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在里面反锁，或者在外面用钥匙把门锁上，这个门是可以按门把手拉开的。”狂按门铃这一行为，表明门已经上锁，否则可直接通过门把手进入房间。

此外，江歌居住的201公寓，只有江歌跟刘鑫两个人有房门钥匙，江歌如果要在外面把门锁上必须使用钥匙，但是江歌的钥匙始终放在双肩包底下，拉链紧锁，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锁门，再把钥匙放到包里，拉上拉链，“所以这个门如果锁上，一定是从内部反锁”。

李婧还指出，刘鑫的供述出现多次自相矛盾的情况，在第一次报警跟第二次报警的电话中，已经转变了对锁门的说法。

“刘鑫第一次报警电话说‘把门锁了，你不要骂了’，警察问门是否锁着，她回答‘是的，我锁着’。但是在第二次报警电话中变更了说法，‘姐姐把门锁了。’”根据刘鑫接受微博用户“冷眼萌叔”采访时自行提及的内容，两次报警期间，她曾给打工店前辈打过咨询电话。原告方认为，她的言辞转换，是为了规避法律责任。

综合刘鑫报警电话、刘鑫的庭审供述，及陈世峰的供述，原告方认为，可以形成证据链条，即“当时江歌是被推出来，刘鑫把门迅速反锁”。

被告律师则表示，日本警方在审理时也特别对该点进行了询问，“凶杀案发生的时候，刘鑫报警记录一定是她真实的意思表示，她根本来不及像原告代理律师说的那样把自己责任推卸出去，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些。”

被告律师指出，原告证据显示，11月3日零点16分凶杀案发生，同一个时间段刘鑫开始报警。在被告方陈述中，报警录音里刘鑫原话并非“把门锁了，你不要吵了”，而是“怎么把门锁了，不要闹了”。双方对该句解读全然不同。

“这个‘闹’字可能日本人不理解怎么回事，但是中国人还是知道的，别闹了，就是不要开玩笑或者什么的。”被告律师说，“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明确肯定说刘鑫把门锁了，把江歌推出来，都是猜测。”

原告律师黄乐平对此进行反驳，“被告完全不顾我们提交的事实证据，我们提交的事实证据里面非常清楚地显示，陈世峰在供述里面，非常明确说到江歌是被刘鑫推出的。”

他提醒合议庭注意，刘鑫在江歌遇害案中属于证人，在本案属于被告，“所以刘鑫在江歌刑事案件所做的所有陈述都是属于当事人的陈述”。而陈世峰是江歌案的刑事犯罪人，但在本案中，他的供述属于证人证言。

被告律师则提醒合议庭注意，陈世峰证言未必可信，“陈世峰还说了这把刀子是刘鑫给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刘鑫就不应该当被告，日本刑事法庭可以直接判她的罪”。

此外，双方还在案发前刘鑫是否向江歌告知潜在风险，案发时刘鑫是否及时给予救助等问题上分歧较大。

4

“如果不起诉刘鑫，永远不知道真相”

对于江秋莲来说，提起民事诉讼，也是在为自己找一个答案。

自女儿遇害后，她便迫切地想知道，案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回忆说，2016年11月3日下午5点，自己接到了中国驻日本领事馆打来的电话，只有一句话，“你的女儿在日本被人杀害了。”

晚上七八点时，她通过刘鑫母亲，与刘鑫进行了微信视频，询问江歌情况。刘鑫告诉她，江歌在医院。但在“是死是活”这个问题上，刘鑫答“不知道”。

“那时候日本领事馆只告诉我，我女儿被杀害了，没有告诉我江歌在哪里被杀害，江歌怎么被杀害，什么都没告诉我。”在见面会最后，江秋莲情绪激动地说，“求了她（指刘鑫）二百天，我没有想把她怎么样，我只想她告诉我一个真相，她就是不告诉我。”

在原告律师黄乐平看来，“不管这个案件的结果如何，至少有一点我觉得江秋莲女士应该是认可的——如果没有诉讼案件，她是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个案件真相。”

准备诉讼过程中，他们从日本调取了刑事诉讼案件记录，并前往日本调查取证。

庭审现场，江秋莲沉默地听着，全程没有发言。但在下午的媒体见面会上，她提出两点异议。

2021年4月15日上午，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在青岛市城阳区法院开庭。（城阳区法院微博截图/图）

其一，双方关于“受益人”理解产生分歧。原告方在庭上指出，被告是江歌遇害案的唯一受益人。原因是，刘鑫的生命，是以牺牲江歌为代价换来的。

但在被告方的理解中，“受益”指的是财务方面。被告律师在庭审中提到，要调取双方自凶杀案发生以来的微博、微信、支付宝等流水记录，才能确定“被告作为受益者，受益了多少”。而调取这些证据的申请，此前已被法庭驳回。

“生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特别想问问，刘鑫你的命值多少钱？”江秋莲在媒体见面会上一度十分激动，待情绪稍显平复，她补充道，生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他们（被告方）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能”。

此外，庭审最后，被告律师表示，希望“双方能够找到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加温情的路，走下去”。

这一点上，江秋莲亦不同意，她无法做到“平和”。“平和的相处有平和的前提”，四年多时间里，双方经过了多番拉扯，刘鑫的态度至今让她耿耿于怀。

江秋莲也无法做到“放下”。待与刘鑫的民事纠纷案宣判，她还要继续等待陈世峰刑满回国，然后继续用中国的法律维权。

自独女去世，初中学历的江秋莲，已决然地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维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