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亲爱的小孩，对不起

原创华政新视传媒华政新视传媒

采访｜樊英泽

文字｜樊英泽

制图｜黄琳玉

编辑｜王振达

排版｜张晨

责编｜孟娜

（本文受访者均使用化名）

用拖鞋打，皮肤会顺着鞋底花纹起红印子，再打，身上就会有紫色的皮下出血点；如果用棍棒类的工具打，伤痕不明显，但是疼，打得重的话隔天会显出淤青。“我小时候家里有双海绵拖鞋，打起来听着声音响，但不怎么疼。”

“我从未拥有”

“我没去看‘李焕英’。据说很好看，但我就是不想去。”

看电影是凌平从小的爱好。她喜欢在一片漆黑中盯着巨幕，抱着爆米花咯吱咯吱地啃，但她从不看亲情电影，理由是那种电影太尬了：“母子情深的戏码不适合我。但那条热搜我知道，把我看哭了。”

她口中的“热搜”，指的是《你好，李焕英》上映不久后，被网友赞上热搜的一条微博评论：“我哭了的原因，不是共情，而是因为我从未拥有。”

“确实，我从未拥有。”说到这儿，凌平反而笑了。

其实不止从未拥有李焕英这样的母亲，事实上，凌平甚至没有一个平安、正常的童年。

“家暴。”她用这两个词，简单而决绝地概括自己上大学以前的生活：“我妈打我。”

打。对于这个字，很多人的想象止步于扬起的巴掌，但凌平对此的记忆，却格外丰富与熟悉：晾衣杆、擀面杖、衣架，扫帚杆，甚至是椅子，她能清楚地为每一种工具落在身上的痛感排序，并且明白何种工具会在皮肤上留下何种痕迹：用拖鞋打，皮肤会顺着鞋底花纹起红印子，再打，身上就会有紫色的皮下出血点；如果用棍棒类的工具打，伤痕不明显，但是疼，打得重的话隔天会显出淤青。“我小时候家里有双海绵拖鞋，打起来听着声音响，但不怎么疼。”凌平如数“家珍”。

至于为什么挨打和被打的频率，她与母亲各执一词。在她的记忆里，挨打是件很平凡的事，每过两三天，自己身上就会出现一些的伤痕。小时候，挨打是“受教育”，原因多是她不乖，比如写字不认真、拿笔的姿势不正确，撒谎、不肯吃饭睡觉。渐渐大了，被打的理由渐渐变得莫名其妙，例如仅仅是因为她没有拉窗帘或者没有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母亲就能借题发挥，直骂到她昨天没有叠衣服、前天没有端盘子。“她骂，我就听着，也不会回应她。你想，听别人骂人有什么好回应的？但是我妈不行，她听不到回应就觉得自己在唱独角戏，就更生气，骂得越来越难听，然后开始打我、揪我的头发，拧我的肉。”

可对于这样的记忆，凌妈妈却矢口否认，她在事后与凌平的多次争论里，都坚决地表示：“我只是偶尔打你；打你，是因为你不乖。”

除了凌平，陆洋也曾溺于这样的生活：“一根铁的晾衣杆，我妈打我给打折了。”

因为初三时成绩下滑，原本是女强人的母亲停止了外地的工作，专门来陪伴陆洋学习。那段日子，要用“鸡犬不宁”来形容。寒假里，一旦陆洋早上起来没有学习，妈妈就会破门而入，抄起拖鞋、衣架、晾衣杆，一边骂一边打。

“我很难想象。她打我的时候癫狂、亢奋、根本不像一个快五十岁的人，看起来很幼稚。”陆洋会反抗，会在母亲冲进来前锁上房门，但并没有用，被踹烂的屋门、卸掉的锁和随之而来的殴打是唯一的结果。

事后，妈妈又会恢复正常，带她去逛街，以这样的方式补偿她。可陆洋却不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补偿：“我觉得尴尬。面对他们就是冷淡，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孩子就是要打、不打不成器。”这是凌平与陆洋妈妈的共识。

“这是家暴。”这是凌平与陆洋的共识。

（含家暴内容的韩国电影《小委托人》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可事实上，在国内语境下，提及“家暴”，更多时候指代的是两性关系中的暴力，人们很少将亲子关系中的暴力也定义为家庭暴力，即便在不少案例中，亲子暴力的剧烈程度远甚于两性暴力。

一定程度内的、恰当的打骂，应该被视为教育，而超越了该程度，则可以定义为家暴——这是在我国现实情况下，相关学科的学者达成的共识。可这个“程度”具体是什么，却没人说得清，也因此，造就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灰色地带。

“谁能救我”

依依说，为了走出这种灰色地带，她做出了从小到大最勇敢也最荒唐的事：报警。

“警车开到我家楼下，警笛一直响。警察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妈打我，两个警察就比较无奈地劝了我几句，劝了我妈几句，做了个记录，走了。楼里有人来看热闹，我妈关上门，继续打我，打得更狠。那时候我就想，我真是个傻子。”

对于“被救助”的希望在那一天破灭，对于母亲和家庭的绝望，也是从那一天起在她心里无限蔓延。依依想不明白，为什么她得不到合理的保护，为什么她已经求助于她认知范围内最强大的力量，却只是让自己在“深渊里”陷得更深。

“一个动起手来疯子一样的女人，和一个只会冷眼旁观的男人。深渊。”依依这样形容她的家庭。

从小到大，她挨过不计其数的打，因为顶嘴、因为回家晚了十分钟、因为学习时吃零食。这些在依依眼里根本不算大事的缘由，以淤青和伤痕的形式，刻在了她身上。有的消去了，有的则长久地存在下去。“扇耳光、揪头发、掐脖子；用东西砸我的头、或者咬我。我肩上有个牙印，几年过去了，还一直在。”除了打骂，依依还经历过罚跪，她说那是他们家的传统。

反抗是不可能的：小小的她两只手的力气都拧不过母亲的大臂，母亲一手从身前卡住她，一手揪住她的头发：“完全失去反抗能力”，她说。没有经济来源，离家也是不可能的。依依偶尔也想过逃出家去，哪怕做一个乞丐。“但读书，然后离开她，真的是唯一的出路了。所以我每次就告诉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逃出去。”

凌平也报过警；知乎、微博上相关话题下的亲历者自述中也不乏“报警”的求助方式，然而故事的结局往往雷同：无外乎“依依报警”式的无奈与绝望。“谁能救我呢？没有人能救我。只有我自己。”凌平自嘲。

谁会来阻止这一切？谁能来阻止这一切？或者说——为什么没有人来阻止？这是令所有有类似经历的孩子不解的事。

《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都以法律形式制约着家庭内部对于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然而近年来，除了诸如“辽宁虐童案”的极端个案，法条似乎很少能对家暴中的孩子起到实质性保护。同时，我国法律规定，伤害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对施暴者进行处罚，例如《刑法》中规定：家庭暴力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实际上，“轻伤”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身体伤害：例如我国《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规定：胸锁关节脱位、肩锁关节脱位为轻伤二级（一级为最高）。可在一般家庭中，物理伤害往往无法达到如此地步，因此，我国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经历着未达“轻伤”标准，却足以将铁制晾衣杆打断的暴力程度。而面对这些让人身心受创的行为，法律几乎相当一纸空文。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学者王恩海老师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严刑峻法’并不可取，刑法、刑事处罚不应过多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领域。同时，我们更应考虑未成年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倘若对施暴者随意实施如拘役、有期徒刑等刑法，那么依照《民法》规定的监护人顺序，很难保证其他亲戚作为监护人时，会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像亲生父母一样尽心。毕竟像‘辽宁虐童案’之类极端个案还是少的，大部分孩子被打只是因为教育问题和家庭矛盾，即使有的父母打得比较重、行为确实比较过分，相对于其他监护人来说，他们（指父母）也还是会为孩子付出更多心力，尽更大努力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除此之外，也要考虑到倘若真以刑罚手段处罚施暴者，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可能面临亲属缺失的问题，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也会造成一定伤害。”王老师说。

（辽宁抚顺虐童案当事人）

2019年，云南率先出台了对于未成年人家暴的强制报告制度，2020年五月，最高检也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学校、基层组织、医院等发现未成年人疑似受家暴时有义务向有关部门报告，然而具体实施情况却不容乐观：许多一线教师表示，不知道自己有相关义务。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治理并不是一个法律命题，而是一个社会命题。我们既不能一味希望立法执法“一刀切式”解决问题，也不能一味指责父母的教育观念不正确——观念是个人思想在社会环境中的产物。倘若我们不能改变“社会缺位”的现状，建立起有实际效用的救济组织和救济制度，治理家暴便像无本之木。

然而一切的一切，或许要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在知网上，相比起研究两性暴力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探究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论文显得寥寥无几。而经过大量检索，可查到的公开的、由较权威机构对该问题做出的统计数据，则要追溯到七八年前。

我们试图通过妇联了解相关信息，在百度输入关键词后，打开了一个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网站，除了一些通稿，仍未检索到关于“家暴”的具体数据。点开网页中“重点工作”一栏，里面有“家风家教”、“小额贷款”等项目，并没有与家暴相关的选项。

而当记者拨通了12338家暴援助热线，想询问妇联是否做过相关统计时，对方回答不知情，并说想了解此类信息，需要记者登记姓名、开单位介绍信。

“就仿佛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打骂和死亡，是从小就扎根在依依脑海里的两个思考命题。疼痛带来恐惧，哭喊带来屈辱，恐惧又屈辱，依依就生出死念。自残之后，家里人终于发现了她的异样前来劝解，告诉她：棍棒底下出孝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母亲是为她好。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时，她情绪激动地与之争辩，却被扣上“不孝”、“不懂事”的帽子，时间久了，她已不想为此多费口舌。

不只是依依，“棍棒教育”、“为你好”困住了更多的人：这样的想法像一种驯化：它们合理化暴力的成因，也合理化孩子们“挨打”的处境，驯化、消磨掉反抗和提出不满的本能，接受暴力行为对自己的支配。在这种驯化中，有人忍受了暴力，有人接纳了暴力，有人传递了暴力，而最可悲的是，这种驯化本身，是为了解释和延续暴力。

可这种驯化，以及其暴力争取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显示，家庭暴力存在着“代际传递”的倾向，即原生家庭中发生的暴力现象很可能会在新生家庭关系中继续发生，而原本忍受暴力的人，则会变成新的施暴者。德克萨斯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就“父母打孩子”这一问题收集了超过160000名儿童的数据，进行了长达5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在三岁时就经常挨打的孩子，到5岁时出现攻击性行为的概率比不挨打的孩子增加了49%。

而根据全国妇联2015年的调查，2.7亿个家庭中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按每个家庭平均一个孩子计算，中国约有9000万孩子生活在存在暴力的家庭中（该统计含两性家暴数据）。这些孩子中有多少能避开暴力带来的阴影，跳出“代际传递”的窠臼？

现实生活中，对于“代际传递”的体现则更加具体和直观：陆洋妈妈幼时接受着“不打不成器”的教育，做了母亲后，便成为了这种教育观念坚决的捍卫者和执行者；依依母亲在“罚跪”和抽耳光中长大，这种“传统”便在二十年后准确无误地复刻在依依身上。

（反家暴公益广告《好想赶快长大》）

亲子间的暴力除了影响未成年人行为模式的异化，还直接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和观念。

心理学家认为，在暴力行为中长大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冷酷、暴躁等问题，同时由于长期处于怀疑和恐惧等紧张的心理状态中，这类孩子的不安全感会加剧，难以建立亲密关系，因此更容易在社交中遇到困难。更有甚至，会形成人格障碍、加剧不良行为的产生。

对此，陆洋深有体会，她没有办法长久的维系恋情，一旦恋爱超过半年，她就觉得不安、无法接受，因此，她也无法想象婚姻，无法接受爱情转变为亲情：“提起‘亲情’，我就觉得有点恶心了。”同时，她表示以后也许会成为丁克一族。

与之相比，凌平对此的态度则更加坚决：她不会成为母亲。

“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做母亲”，凌平说。这些年，她去一些留守学校参加了支教活动。在与小孩相处的过程中，母亲的影子越来越多的体现在她身上：“我连看到有人握笔姿势不对都想去纠正。他们改不了，我就急。后来我想，为什么别一定要用我认为正确的姿势去写字？我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要求，不就是我妈对我的样子吗？”

在幼年时，她无数次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成为母亲的翻版，然而越长大，越会自省，她就越发现自己和母亲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不要孩子。我不允许我的孩子经历我经历的一切，然后成为我的翻版，那太残忍太讽刺了，就仿佛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哪怕‘我打孩子’这样的事只有万分之一的发生概率，我都不允许它发生，可我没办法百分百保证，因为我的性格已经是这样了，那么丁克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对不起，亲爱的自己”

心理学家毕淑敏曾写下《孩子，我为什么打你》一文；被众多父母奉为圭臬的《傅雷家书》中，亦有傅雷对自己责打傅聪的悔愧。关于打与被打这件事，教育家、学者、老师、家长都会做许多讨论，也有个别案件被媒体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这其中，恰恰缺少了孩子的声音。面临两性家暴时，媒体、社会、学术研究都努力为双方角色构建对话的空间，可对于亲子暴力而言，由于年龄、身份角色和社会认知的差异，“暴力”与“讨论暴力”的话语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成年人的身上，可这种“话语权”，更多时候只是表现为——解释权。解释“孩子，我为什么打你”，解释“为什么我打你是为你好”。也许他们所言不虚，可没有人来问问孩子：亲爱的，你怎么看这件事？

（《傅雷家书》选段）

也正是因此，才导致社会无法关注、更不知道如何关注这些现象：没有亲历过严重殴打的人对于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想象往往停留于“青海苏丽案”、“辽宁虐童案”，有不少人认为：除了那些特别极端的，在现代社会的普通家庭里，父母打孩子应该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不会有人下很重的手。

“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们过得很幸福。”陆洋说，她很羡慕。

被打令人恐惧。被打以后留在身上的伤疤和别人的目光，令人尴尬和无措。“我会觉得丢人，明明挨打的人是我。”陆洋笑了，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有些离谱。

她提起手臂上曾有过一道长长的伤痕，别人问时，她说是回形针刮的，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是母亲的指甲抠的。凌平五年级时有几天一下课就趴在桌上睡觉，上课也尽量低头看书，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脸有些充血红肿，那是妈妈打的。以至于有段时间，妈妈一生气，凌平就在心里猜测，今天落在她身上的，是什么工具。

“我觉得自己那时候已经扭曲了。”她说。

挨打是短暂的，觉得屈辱所以绝不求饶，那是凌平可以为自己构建的、仅有的自尊。可挨完打以后，需要出门时，她都会趴在窗台上往下看，然后在门口听一会儿，确认出门不会碰到邻居了以后再出发。“我妈打我骂我，我知道他们听得见。因为别人家吵架时我也听得见。”

（视频源自微博）

陆洋和母亲之间的暴力随着她走上艺考的道路而停止，隔阂却再难弥补。她与母亲达成共识：大学一毕业，就搬出去独居。

而已经参加工作的凌平离开了原生家庭，前路似乎广阔无垠，有无限的可能。她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赚够了钱，去拍一部电影：“讲一讲我经历过的，和更多孩子正在经历的伤害。我们无法在‘李焕英’中找到自己的妈妈，但我希望那些被暴力伤害过的孩子，能在我的电影里——找到自己。”

“对不起，亲爱的自己”，她在自己16岁生日的日记中写到：“我向你道歉。你受到的疼痛无人致歉，那么我来向你致歉。如果有下辈子，做猫做狗，做天上的云，不要再做她的孩子。”

“对不起。”

（本文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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