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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我作为一个学者，要感谢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国家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伟大的实践。研究到现在，我们发现中国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国家；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人口、国土、经济总量大国；第三，中国是一个体制转型国家，和转轨经济学分析体制转轨国家不一样，比如说东欧、俄罗斯，五年就完成了转型。中国从一元到二元，一直到现在，可能从二元再往一元，转了四十多年还没有完成。中国与纯粹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与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与华盛顿共识下的从一元公有和计划和私有和市场瞬时转轨的国家不一样；针对向市场经济面朝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微观静态经济学和动态增长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20世纪后期的转轨经济学，对于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确实存在着不适应的地方。
所以我们设立了“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数量关系”的课题。从客体变动的逻辑上看，中国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国家，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体制发育释放→二元体制并存胶着→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体制并轨”这样一个特长周期的过程。生产要素改革逻辑上，改革顺序是先资本市场化改革，中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最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从过去的生产增长看，一元计划向二元市场部分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闲置和低利用的要素开始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20世纪后20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
我们遇到的问题，中国现在处于二元体制并存胶着的阶段，要素配置体制受到计划或者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此信号扭曲常态性存在。有一些体制扭曲是可以纠正的，比如说土地不让交易，但是我在农村办了一个工厂、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品能市场化，土地的地租就能实现。但是如果某一天说不行，这不符合规划，没有建设用地指标或者说这是非法建筑需要拆除，这就纠正不了。纠正主要是经济主体追求利益动机的行为，但是有一些扭曲是不能纠正的。不能纠正的这一部分，在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
如果不能被不断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的状态，也就是二元体制转轨国家特有的自然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的差距，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是三结构，余值也就是说广义技术进步，加上劳动，加上资本，没有土地。但是没有土地的话，要算出来闲置低利用剩余土地，没有模型，反贴不进去，也就是说不能在模型上将其通过改革再投入利用，因为它没有变量。必须得回归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长模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现在是产出与余值+劳动力+资本+土地变量。
第二个关键点是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主要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从1970年到2012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只有0.9%，日本更低，大概是0.7%，韩国稍微高一点，1.6%，中国1970年到2012年TFP增长是3.1%。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时候，都是改革周期的时候，比如1980年到1985年，1991年到1995年，加入WTO后到2007年，这是倒V型或者倒U型的曲线。后来我们又发现一个琼斯的文献置疑TFP，说美国和欧洲20年的时间，TFP的增长几乎是一条平行的线。中国过去每个周期增长的TFP来源，主要是改革，而不是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的，不要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抱有幻想，还是得老老实实推进改革，去挖掘体制性剩余要素的增长来源。
传统的短期均衡增长说明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口迭代式收缩引起的消费收缩。第二个是出口下行变化，这两年反弹了一些。这对生产过剩的下拽影响很大。最大的影响是土地财政和高房价，这些挤出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现在需要从流程和循环上把这个问题给搞清楚。生产方面的经济增长，需要有需求方面的市场的可能性边界，如果这个可能性边界小，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销售，也就不能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最后就是安全增长，过去收大于支，有结余，是保守型的经济模式。现在全球都朝着支大于收的方向去了，是借贷性的经济模式。去年经济增长才2%多，货币和债务增长了10%多。债务和货币的增加量如果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未来15年，债务会上升到GDP的300%多，货币上升到GDP的300%左右。
保守型的经济主要是GDP流量作为货币的信用保证、币值之锚，全球都往负债型经济转变，货币和债务的信用保证到底在什么地方？原有货币模式说明不了今天的现象。我们建立GDP、价格加资产和资产价格等于货币乘周转速度，再等于债务，乘上债务价格，乘上债务周转速度的模型，把宏观经济货币平衡平衡给修改了。粗算一下，如果土地完全都不资产化，马上崩盘。如果城市就只有房子作为债务的抵押物，肯定会崩盘。放出一半，它会运转一段时间。要是土地开始可交易，可定价，从农村的宅基地，土地，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向资产化转化，债务和货币就稳定了。假设GDP是一万美元，如果汇率一贬值或者金融体系一出问题，马上就变成了6千美元，阿根廷的例子就在摆在那里。所以，必须要让土地资产化来保证经济安全和金融体系的安全，不否定公有制，但是土地财税使用权要市场化配置，得让所有制和经济运行耦合，让它安全运转。
我们问题导向的研究，并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悲观和失望，而是相反。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工业化发展的分享还处于中期，如果说收入提高，还有中高速增长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工业化是大规模和高增长的时期，具有后均衡增长的优势。巨额的闲置和低利用要素，还是增长的源泉，主要是后改革优势，增长潜力很大。国土开发利用率还很低，中国还是一个低水利发展水平的国家，调水改土还有后开发优势。另外中国没有市场化、资产化的土地，随着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也有后稳定和后安全优势。土地资产化对信用的保证和货币之锚，800万亿元的土地如果能资产化，一年有30万亿去做货币投放和债务的抵押，这根本没有问题。
经过我们的计算，虽然有许多问题，但是上述优势是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中国未来的希望，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和重大的调水改土发展措施。建设用地增加1.5亿亩，每年会有0.5%的增长潜力，潜力很大。在2021到2035年间，经济平均增长5%—6.5%，还是有很高的概率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