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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来中国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东方见闻录》中也记载了宋代民间的怕老婆现象：“京师（杭州城）本地的居民性情平和。至于家庭内部，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表现出相当的尊教，没有任何妒忌或猜疑。” 马可波罗说的很含蓄，“相当的尊教”其实就是怕老婆。
按胡适的说法：“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
胡先生所言“怕老婆”是社会进步民主的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和谐”观。
但宋人惧内成为一种现象，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女性并不像今日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那样低三下四。事实恰恰相反，宋代女子由于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低下。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早在南宋时便已宣告：“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
由于宋代“惧内”已成佳话，并且发明了“河东狮”与“胭脂虎”这两个词来形容老婆的厉害。
宋代作家洪适十五卷的《壸邮》一书中汇集唐宋以来怕老婆的故事，在序中他写道：“由唐至于今，未能汇见也。间因学余，掎抉群编，旁罗耳目所接，得若干事，披为十五卷”。他还指出南宋有“以钳制其夫为能”的现象。

 01
河东狮与胭脂虎

“河东狮吼”一词据说出自大文豪苏轼之口。
洪迈《容斋随笔》记载：“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明人张岱《夜航船》也记载：“陈季常妻柳氏悍妒，客至，或闻诟詈声。坡公诗戏之曰：‘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龙丘居士陈季常在宋代以怕老婆出名，大文豪苏东坡在诗中形象的描述了这好友如何的怕老婆。诗中的“河东狮子”就是指陈季常的老婆柳氏。黄庭坚在给陈季常的书信中写道：“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
“河东狮吼”已成为成语，成为悍妇及怕老婆的代名词，宋代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就有：“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之句。因陈季常之故，怕老婆又多一个名词叫“季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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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清异录》记载了宋代“胭脂虎”的典故。 他写到：“朱氏女沉惨狡妒，嫁陆慎言为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己，吏民语曰‘胭脂虎’。”尉氏县令陆慎言怕老婆朱氏怕到，连府县政务都要听从老婆定夺。宋代强悍女人不仅有美丽而强悍的“胭脂虎”还有更强悍的“五虎”，陈正敏《遁斋闲览》记载：“延平吴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残忍，时号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适人，皆不终。”“五虎”强悍到逼客死三任丈夫。
明人张岱《夜航船》记载了宋真宗宰相王钦若也以怕老婆出名，都怕到不敢设姬妾侍女。王钦若在后花园修了一座堂，取名叫“三畏”。被同僚杨亿戏谑劝说曰：“可改作‘四畏’。”王钦若问其故，杨亿答曰：“兼畏夫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真宗朝高官因怕老婆而丢官贬职的事例，其一为：“国子博士通判台州龚绶，治家无状，不能制悍妻。准敕断离，取笑朝列，不当亲民。”其二为：“度支员外郎知河中府勾克俭，妻悍戾，与豪家往还，因缘纳贿。克俭不能禁。辛未，降克俭知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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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的老丈人吕正己的老婆吕婆比陈季常的老婆柳氏更甚，竟“逾墙相詈”，此事影响极大竟惊动了宋孝宗，吕正己也因此丢了官。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吕婆即吕正己之妻，淳熙间姓名达天听。旧京畿有二漕，一吕搢，一吕正己。搢家诸姬甚盛，约正己通宵饮。吕婆怒，逾墙相詈，搢之子以一弹碎其冠。事彻孝皇，两漕即日罢。”
宋代不仅有因怕老婆丢官降职的，还有因怕老婆得官升职的。
周煇《清波杂志》记载：“蔡卞之妻七夫人，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笫，然后宣之于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其官职自妻而致，中外传以为笑。”蔡卞是蔡京之弟，其妻“七夫人”为王安石之女，蔡卞因怕老婆得以升官。看来宋代女人很不安分，时常参与政事应有一定普遍性。
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大宋宫词》里的宋真宗也是惧内高手，他老婆章献明肃太后刘蛾一样强悍到参与政事。《宋史》记载：“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围事有问，辄博引故实以对。”真宗死后，刘蛾大权在握，可以说如果刘蛾愿意当皇帝，她就会是第二个武则天。
文豪曾巩在《说内治》中亦曾对比古今妇人，他指出宋代怕老婆现象很突出：“近世不然，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悍妒大故，负力阀贵者，未成人而嫁娶，既嫁则悖于行而胜于色，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不顾舅姑之养，不相悦则犯而相直，其良人未尝能以责妇，又不能不反望其亲者，几少矣。”“使男事女，夫屈于妇”在宋代应有一定普遍性与代表意义。

02 
对丈夫使用家庭暴力

陶谷《清异录》记载：“冀时儒李大壮，畏服小君，万一不遵号令，则叱令正坐，为绾匾髻中安灯盌，燃灯火。大壮屏气定体，如枯木土偶。人诨目之曰‘补阙灯檠’。”
李大壮经常被强悍老婆“叱令正坐”，壮如同枯木土偶，甚至还在头顶安放燃灯，以免罚姿不稳。而被时人戏称其为“补阙灯檠”。
怕老婆最甚的当属宋代科学家沈括。朱彧在《萍洲可谈》记载沈括晚年娶的第二任妻子淮南转张刍之女张氏骄蛮凶悍，她竟时常打骂沈括。一次过度使用家庭暴力，还将沈括的胡须连皮带肉扯下来。
陶谷在《清异录》中痛陈宋代的怕老婆现象：“上不知有亲，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谓古不闻，今不见，彼尚且流汗积踵，吐血逾胸，悚惧慞惶，战栗振掉，惟恐妻语之厉而色之庄也。其效伊何，有家则妻擅其家，有国则妻据其国，有天下则妻指麾其天下。令一县则小君映帘，守一州则夫人并坐。”
宋朝著名科学、《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先生，就没这么幸运了。
朱彧与沈括是同时代之人，其记载如下：“沈括存中，入翰苑，出塞垣，为闻人。晩娶张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时被棰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终不恕。张忽病死，人皆为存中贺，而存中恍惚不安。船过扬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得无患，未几不禄。或疑平日为张所苦，又在患难，方幸相脱，乃尔何耶？余以为此妇妬暴，非碌碌者，虽死魂魄犹有凭籍。”
他不仅要忍受夫人无端无故的厉声指责，而且还经常惨遭家暴！想象一下吧，一位峨冠博带的朝廷命官，一位精于学术的科学家，脱掉官服到家后，颤颤巍巍的要挨一顿毫无理由的毒打。而这位官员充分体现出了人民公仆的素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狂风骤雨之后，他默默揩干净嘴角流出的鲜血，揉了揉猩红的眼睛，用清水洗了一把脸，然后一瘸一拐的走到书案前，忍着剧痛奋笔疾书他的学术著作《梦溪笔谈》。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位暴力妻子去世之后，沈括竟悲痛欲绝，甚至要跳江而死，追她而去。
想想都瘆得慌，在夫唱妇随的封建年代，能有如此女子，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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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储君赵惇在43岁终于当上皇帝，是为宋光宗。20多年的太子生涯让他变得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再加上生性狠毒泼辣的妻子李氏实行的高压政策，让这位中年皇帝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被欺负的宋光宗毫无办法，有苦只能肚里咽，有时候竟在睡梦之中暗自哭泣。 老皇帝病重，得不到妻子李氏的同意，宋光宗竟然不敢独自前探望。身为人君竟然如此不孝，激起了朝野公愤。不过，这位皇帝还有点贡献，为了治好妻子李氏的病，与人共同研制出了一种深受人民喜爱的特色小吃——冰糖葫芦。

03 
宋代女子何以勇气“虐夫”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里，就描述了醉酒晚归的情景：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足见女性的开放程度。
名相王旦、周必大，以及著名文学家晏殊、苏拭、陆游等无不“惧内”，北宋科学家沈括，“晚娶张氏，悼虐，存中不能制，时被箠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怕老婆程度可见一斑。
宋代惧内现象太多，以至于宋代诗人谢伋认为：“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竟把宋代看作一个阴盛阳衰的时期（这和现在我国的气象有点相似）。
宋朝女性为何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能够“虐夫”，是因为她们在家庭中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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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尚未出嫁的女子被称为“在室女”。《宋刑统》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其未娶妻者，别与縛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
可见，家庭财产的分配中，未嫁女可以继承一部分财产作为嫁妆。
女子出嫁后，所带的嫁妆，不属于夫家的家族财产，这说明宋朝时妻子在家庭中，对自己的嫁妆也享有一定的支配权，甚至有不少妇女带着嫁妆改嫁的现象出现。
妇女再嫁在宋代也并不少见，宋朝法律不限制妇女改嫁，只是规定妇女不得在服丧期内改嫁。
宋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妇女改嫁的例子不胜枚举。
宋真宗的皇后刘娥“始嫁蜀人袭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其时帝为襄王，对左右言：‘蜀夫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刘氏遂入宫，初封美人，后册为后”。后来真宗死后，刘氏垂帘听政近十二年之久。
宋朝的社会舆论对妇女的改嫁也有支持。在被奉为妇女道德楷模的“节妇”中，有一部分就是改嫁的。宋人庄绰所著《鸡肋编》，引吕绪叔夏卿文集《淮阴节妇传》，记载的就是一位改嫁过的节妇。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母亲同样是再嫁之妇，“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但范仲淹对母亲十分孝顺。
北宋另一位宰相王安石，因儿子不幸早逝，还鼓励儿媳改嫁。士大夫阶层的人对妇女改嫁都能持有如此宽容的态度，可见，宋代妇女在婚姻上，还是能享有一些自由和权利的。
才女辈出也是宋代女性留给后世的深刻印象之一。《全宋词》中，女性词人达107人，《宋诗纪事》里女作者也有106人，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等杰出女性博览群书，才思敏捷，留下了许多名作，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涌现出一大批文化修养高的女性，缘于女子教育环境的相对宽松。宋高宗曾说：“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戒。”
宋人重视女性的教育，司马光的《书仪》里记载：“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里女子亦立诵之。……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孝经》、《论语》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这表明女子也有一定受教育权。
在宋代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也活跃着女性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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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正是妇女从事商业活动的生动写照。妇女经营茶馆、酒店、小吃铺、歌楼等各种商铺的也很常见。
《梦梁录》里有“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之处”，诗人陆游在四川遇到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
《东京梦华录》里还记载了大相国寺庙会上尼姑经商的场景：“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女性经商之普遍，令人震惊！
宋代女性能够走出闺门，从事商业活动，不仅是自身的一大进步，也体现了宋代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并非那么严重。
所谓“经济独立”也意味着“精神觉醒”，用现代话说是“女性性别觉醒”，所以，和男人平起平坐是最起码的要求，有的甚至还要对丈夫进行“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