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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每天三部主竞赛影片展映的戛纳电影节，你走在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人们谈论着刚看的电影。
为了电影，人们激烈辩论，互相赞同，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就是在戛纳最重要的事。
那些大胆激烈、剑走偏锋的导演总会受到非常两极的评价，那些个人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常常分裂观众，但是我几乎没有见过不喜欢《六号车厢》的人。
芬兰导演尤恩·库奥斯曼恩的新作《六号车厢》首映之后，以其短小轻盈的故事，精巧缜密的结构，高超简练的调度，赢得了无数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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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讲述了出生在芬兰的考古系大学生劳拉，从俄罗斯坐火车前往Murmansk看古代石像的旅程。
这次旅行原本是她和她已婚的女教授恋人的蜜月之旅，但是最终成行的只有她一个人。
在火车上狭小的车厢里，她遇到了一个俄罗斯旷工廖沙，两个人从针锋相对到渐渐了解，并产生了微妙的情愫。
抵达莫斯科之后，劳拉发现，在冰天雪地、寸步难行的冬日小镇，能奋不顾身带她去石像的，只有廖沙一个人。
最初是尤霍·库奥斯曼恩的妻子读到了原著小说，推荐给了尤霍·库奥斯曼恩，后者决定把这本书变成一部电影。
但是随后在瞰景、写剧本的过程中，尤霍·库奥斯曼恩跳出了原著的框架，带着两个主角走上了新的旅程。
他甚至把男主角的名字从Vadim改成了Lhoja（廖沙）——Lhoja是他在亲身体验这趟火车的时候，在车厢里偶遇的一个癫狂的男人，于是尤霍·库奥斯曼恩觉得Lhoja这个名字才更适合男主角。
他还改变了这个故事设定的时间，整个后挪到苏联已经解体的90年代末，因而故事发生的地点苏联，也变成了俄罗斯。
在首映结束后的次日，凤凰网娱乐Ifeng电影和本片的导演尤恩·库奥斯曼恩坐在海滨大道的斯堪的纳维亚电影长廊，一起聊了聊这部备受好评的主竞赛黑马《六号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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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恩·库奥斯曼恩是一个语速非常缓慢的人。
就像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他的英语非常好，但是他常常在一个句子的中间停顿下来，眼神飘向远方，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字眼。
这和他的电影给人的感觉如出一辙：沉静，缓慢而认真。
Ifeng电影：你已经是戛纳的常客了，这是你第几次来戛纳参与竞赛和展映了？尤恩·库奥斯曼恩：这是我第四次带着作品来戛纳了。两部短片，两部长片。Ifeng电影：尽管我们常说“戛纳系”导演，但是你即使在“戛纳系”中也非常特别，几乎整个电影生涯都和戛纳紧密联结。你的短片赢得了电影基石单元的大奖，然后第一部长片《奥利最开心的一天》斩获了“一种关注”大奖，第二部长片就进入了主竞赛单元。尤恩·库奥斯曼恩：对，而且是两部短片。第一次参赛的短片是《记号笔》，然后短片《卖画的人》才拿了大奖。《记号笔》拍出来都一年多了，没有电影节愿意接受这部片子，都无法放映。我当时都有点失去希望了，“好吧没有人喜欢这部电影”。然后我们收到了戛纳短片基石单元的邀请，展映以后获了三等奖。事情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我获得了更多机会和资源。作为一个芬兰人，我一开始得到的并不是芬兰观众的认可。在戛纳我获得了很多帮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节，最重要的电影节，更是对电影的爱最凝聚的地方，给了电影人非常多的爱。当然，电影节是一个名利场，没有免费的门票。能够参与戛纳，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参与”不一定是说要站在红毯上，被闪光灯照着，被认可，出名；而仅仅是在这里。这是一个电影和电影人诞生的地方（This is a film festival making filmmakers.）他们把你从阴影中拯救出来，拉到闪光灯下。戛纳电影节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意味着一切。Ifeng电影：那么今年《六号车厢》是具体怎么入围的？在影片制作之初就和电影节选片组开始联系了吗？
尤恩·库奥斯曼恩：我不是那种，拍电影的目的就是进电影节的导演，拍摄制作的时候并不会想太多，这部电影能去哪里，能拿什么奖。拍电影的过程更多是一步一步慢慢来，脚踏实地的工作。尤其是疫情爆发以后，我对于这部电影能不能来戛纳，甚至能不能上映都充满了怀疑。Ifeng电影：所以这部电影是在疫情爆发以后拍的吗？尤恩·库奥斯曼恩：其实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开始的。但是快要拍到尾声的时候，新冠疫情在俄罗斯已经十分严重了，他们即将封锁边界。因为疫情，我们的拍摄确实遭受了很多损失，我们本来要在莫斯科拍摄更多的场景的，但是当时莫斯科已经戒严了，所以就只能放弃。不过虽然说我们“在莫斯科”拍摄，但其实我们拍片的地方离莫斯科非常遥远，就是那种荒郊野岭，除了我们剧组周围荒无人烟，感受不到太多病毒的威胁。尤恩·库奥斯曼恩：大概几个月吧。当我们快杀青的时候，俄罗斯几乎已经封锁了和芬兰的边境线。当时非常担心能不能带着剧组回家，能不能把拍的东西带回去。不过还好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的后期是在芬兰完成的，疫情并没有影响太多。Ifeng电影：我看《六号车厢》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时不时想到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体验。因为这部电影是把两个人塞进一个狭小拥挤的盒子/车厢里，而看电影就是把一群人塞进一个黑盒子/电影院里；而疫情期间，因为戒烟和居家隔离的要求，绝大多数人只能生活在自己家中，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封闭的盒子。在南法的炎炎夏日看这部电影，我一下子能感受到银幕上的孤独和禁闭感蔓延出来。可能疫情之前大家还不会对小小封闭的空间有这么深刻的体验，但是疫情期间大家生活的方式和这部电影中的空间感不谋而合。似乎这对于《六号车厢》的作者你来说是一种幸运的巧合？尤恩·库奥斯曼恩：（笑）我非常高兴你注意到这一点！没错，当我开始写剧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疫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对于空间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在剪辑的过程中，尤其是剪到女主角劳拉的DV被偷走的时候，她说：“我的整个莫斯科都在那卷录像里，现在我弄丢了我的莫斯科。”然后他们聊起曾经在莫斯科的生活：我们跳舞，我们喝酒，四处聊天，去逛博物馆……“我爱那一切，但是现在我失去了我的莫斯科。”剪到这里我的心情一下子非常复杂，在疫情之前我们也曾拥有那些生活，但是现在我们也失去了曾经的生活，不能参加派对，不能再去博物馆、剧场，当然，我们还失去了电影院！我觉得《六号车厢》可以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好的上映时机了。Ifeng电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之前也没有看过你的采访视频。但是根据我们现在聊天的节奏，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从容、慢节拍的人。这和我看你电影的感受是一样的，从没有匆忙着急的时候，电影的节奏总是舒展而缓慢。
另一个最负盛名的芬兰导演考里斯马基，他的电影也往往是这样的满节拍……这是芬兰人，或者说芬兰文化的特质吗？尤恩·库奥斯曼恩：啊！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是一个很慢热的人……但是作为一个芬兰人很难判断，这是不是芬兰的特质……因为我距离自己的文化太近了。你作为局外人可能更有发言权。但你说得很对，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因而也总是拍的电影也比较慢。Ifeng电影：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停地回想起《奥利最开心的一天》。一方面是影像风格和节奏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这两部电影都发生在过去。你似乎很喜欢拍年代电影，《奥利最开心的一天》讲述的是一个六十年代的拳击手，而《六号车厢》讲述的是九十年代末的俄罗斯。
你会考虑拍关于当代的影片吗？劳拉在影片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看古老的石像：“为了了解现在，你必须了解过去。”这是你的哲学吗？你是有意识地选择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吗？尤恩·库奥斯曼恩：这句话一开始是片头在一个俄罗斯的派对上有一个男人说的，然后劳拉才学来在火车上对廖沙说的，她希望给人留下知性、聪明的印象。我其实没有考虑过关于年代的问题。但是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对于回忆非常着迷的人，我喜欢那种时间上的距离感，确实是一个怀旧的人吧。在这部电影中，我想怀旧是一种幻想，去重现一些我一直缺失但向往的东西。我非常痴迷古董车、旧火车，如果一些历史建筑被拆除，我总是会感到很难过。Ifeng电影：说到这一点，我对于影片中他们去看的Murmansk的古代石像非常好奇。所以那些石像是真实存在的吗？尤恩·库奥斯曼恩：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电影中只是给他们一个去Murmansk的动机。当然石像和活着的人之间形成一种反差，活着的人总会死，但是他们要去看一些近乎永恒的古代石像。但是劳拉真正体验到的，却不是一动不动的石像给她带来的任何感受，而是和另一个人共享的那些稍纵即逝，不会重来的瞬间。这是我想着眼的，在生者和死物之间强调一种反差。尤其是劳拉，她总是想用DV记录一切瞬间，掌握所有的记忆……尤恩·库奥斯曼恩：对，生活就是不断消逝的光阴；想要抓住每一个瞬间是非常悲伤的，因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是所有发生在俄罗斯的都是政治电影
《六号车厢》就不是
Ifeng电影：我是一个看电影会给声音很多注意力的人。但是你的电影总是有一种惊人的静谧。除了环境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配乐，更多就是人物的对话。即使是在对话中间，都有很多令人窒息的沉默、停顿。
尤恩·库奥斯曼恩：没错我非常喜欢对话中突然安静的瞬间，我觉得比对话更有力量。作为用影像讲故事的电影人，当然希望能用画面而不只是对话讲故事。关于音乐……我当然用了一些歌，但并不是作为配乐出现的。因为我觉得火车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音乐，车上熙熙攘攘，或者火车的行进有很多的声音。Ifeng电影：没错火车的那种摇晃和节奏，真的非常有魔力，似乎所有人都随着火车的节奏而运动。关于本片改编自小说这一点，我注意到你把整个故事的年代从苏联时代向后挪到苏联已经解体的90年代末，并且考虑到芬兰和俄罗斯微妙的关系，男女主角芬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身份似乎也十分耐人寻味……所以这种改编中，你在传递某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信息吗？尤恩·库奥斯曼恩：不，没有任何政治信息。如果你拍一部在俄罗斯的电影，人们总是轻而易举地能找到很多政治解读，因为那是一个政治环境、政治气候非常特殊的地方，人们也倾向于那种解读。但是这部电影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意图，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人物个体本身上。其实把故事从苏联时代改到俄罗斯时代，本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做法，因为苏联实在比俄罗斯政治太多了！人们随便说一句什么话你都会有很多联想。我的故事只是两个人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