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鋕烈士年谱（稿）
刘国鋕烈士年谱（稿）
（连载之二）
1941年 20岁
约在分校开学后不久，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临时党支部成立。
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国内政治形势非常严峻。
3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至联大叙永分校。分校党组织屡次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华日报》等报纸张贴出来，引起当局注意。同月，联大化学系一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叙永分校临时党支部成员徐京华[1]向支部书记徐树仁（后改名徐幹）介绍刘国鋕的情况，支部决定由徐京华发展国鋕入党[2]。被党组织作为发展对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家境富裕却追求革命，因此政治上更加可靠[3]。当时属于分校临时党支部的党员一共有8人。下旬，西南联大地下党的各级干部和一些党员为疏散隐蔽而相继离校，叙永分校党支部书记徐仁树也撤离叙永，分校党支部只剩下徐京华与另一同学。在此情况之下，徐京华介绍国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
通过阅读大量报刊和理论书籍，并联系中国之现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同系、同年级、同寝室的罗长有 (又名罗永光，曾任四川省政协副秘书长)及外文系的袁成源 (又名袁用之，曾任云南林学院副院长)十分要好，经常在一起交换对时事政治的看法。罗和袁都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
与一张姓同学一起分别给自己取别名为“卡尔张”和“弗拉基米尔刘”，为崇拜马克思和列宁之意。另给自己取别名“学樗”，以示自谦。给继母和侄子的信多用此名[4]。
与同学罗长有、陈柏松、许芥昱[5]等发起组成“山泉”壁报社[6][7]，同时与有进步倾向的“流火”壁报社关系密切，成为“流火”与四川籍同学沟通的桥梁[8]。
8月，联大叙永分校迁至昆明。国鋕与同学许芥昱、许维华一起租住在昆明大西门庆云街天君殿巷。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图片来自网络。
秋，结识了联大商学系同学、四川同乡吴显钺，吴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此时因隐蔽而暂时离开联大。二人就分校和校本部的民主运动进行了交谈，国鋕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的谈风给显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鋕还告诉显钺他正在研读《资本论》。[9]
约在此时，结识了曾任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的四川同乡马千禾以及从重庆南开中学考上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齐亮[10][11]，他们分别是低他一级的外文系和中文系学生。
此时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完全由供职于川盐银行的五哥负担[12]，虽衣食无忧，但喜欢与家境贫寒的同学交往，为人坦率赤诚[13]。
刘国鋕在成都建国中学读高中时与五哥国錤、六哥国铮合影，左起：刘国鋕、刘国铮、刘国錤。照片由刘以明先生提供。
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的宠物狗也乘坐飞机从香港飞抵重庆，而包括联大教授陈寅恪在内的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却被困在香港。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拥护修明政治案》，披露了飞机运洋狗的消息；24日，昆明《朝报》介绍了这篇社论的内容。联大教授吴晗在一年级的通史课上将孔氏与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相比，称孔氏为“飞狗院长”。联大的“讨孔”由此引发。
1942年 21岁
1月6日，联大爆发“讨孔”游行，国鋕参加了这次运动。
介绍同学马千禾到云南培文中学任教。
暑假，从昆明回到家乡泸州，向侄子刘以治谈到想去《新华日报》找党组织。以治介绍了他的好友、在重庆《国民公报》作编辑的冯克熙[14]。冯家与刘家为世交和亲戚。冯克熙介绍叔侄二人到《新华日报》。
刘以治与冯克熙，照片由刘以治先生提供
向《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汇报了在联大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得到了肯定和赞赏。通过章结识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从此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刘光处看的文件，因不能带走，都是背熟后回昆明向同学们传达。
与进步同学袁成源、吕笃周等组成秘密学习小组和读书会。在学习中共的《整风文献》时，联系思想实际，自觉进行检查。此间还钻研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根据上级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精神广泛结交朋友。国鋕与南方局的联系成为南方局与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进步组织的沟通渠道之一。
参加进步同学于产、黄平、陈盛年等一起组织的星原文艺社，聘请联大中文系教师、著名诗人李广田为顾问[15]。
是年，五哥国錤与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16]之长女何高颖订婚；同年，刘航琛出任国民政府粮食部次长。
五哥刘国錤与五嫂何高颖，刘以治先生提供照片
1943年 22岁
1944年 23岁
夏，从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
夏，到重庆找到刘光，刘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青年运动的指示。回西南联大后传达上级精神：在青年学生中建立新的组织，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准备迎接进步运动高潮的到来。联大在年底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
约在是年认识了就读于联大附中的罗广斌[18]。
拒绝了刘航琛通过翁文灏[19]给他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找到的工作，响应南方局到敌后和农村去的号召，通过地下党员、联大哲学系研究生冯宝麐[20]的推荐，与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一起来到经济和文化都非常落后的云南省陆良县县中任教，以此为据点开展革命工作。国鋕与熊从周之孙熊复来以及地下党员、联大中文系学生董大成[21]三人负责陆良的工作。
经过大家的研究，决定由思想民主的陆良县县长熊从周老先生挂名担任县中校长，以掩护国鋕等人，国鋕担任教务主任，代行校长职务。县中遂成为一个民主阵地，陆续引进了许多进步青年，其中包括国鋕的侄子以治、后来在重庆共同进行地下斗争的吴子见等人。
除了在县中积蓄民主力量之外，还大力整顿学校的学习、生活风气，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使家长愿意将子女送到这里读书、生活。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秘密读书小组。
熊从周老先生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但由于没有暴露身份，因此大家并不知晓他的政治立场，遂派国鋕去做他的工作。国鋕与熊老先生常常促膝谈心，相处十分融洽，熊赏识国鋕的才学，遂约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稿。国鋕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写成，但书稿由于老人在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毒害而遗失了。
熊从周先生
是年，由于桂林、柳州沦陷，而陆良离贵州不远，因此，如何应对日寇对云南的侵犯成为陆良同志们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国鋕和同志们准备在陆良附近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选择了邻县路南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圭山开始工作。他与熊复来和董大成前往圭山开展实地调查，国鋕负责调查经济情况。不久后抗战胜利，根据地停止建立，但是他们的工作为这一地区后来的斗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48年这一地区爆发了反对美蒋的农民起义，并组成了滇桂黔边区纵队，其中的许多人为当年在陆良县中工作或学习过的师生。
【附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