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上本来⼀⾯倒的声⾳出现了分化。许多读者本着兼听则明的态度，对上⼀篇⼀天多粗糙赶出、还未来得及提供完整画⾯⽂章的包容和宽容态度，使我从中看到了时代和⼤众舆论的进步。
我看了⽹上的各种反馈和评论，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三，⼀是问我作为⼀个经济学家，写这种⾃⼰不懂的跨界⽂章的原因与⽬的。⼆是问我是否是⾼福的代⾔⼈，为其洗地，丧失了公允性，特别是不能接受为⾼福撇清责任。三是我⽂中⽤了那么多“如果”、“听说”，是否有能拿得出的真实依据。下⾯我分别作答。
一，关于写作起因
我确实只是⼀名经济学家，不过近年来也关注了医疗卫⽣和健康经济领域。从2015年起，我还有幸担任了⼏年“国务院深化医药卫⽣体制改⾰领导⼩组”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该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卫健委）。近年来还在武汉⼤学招收了“健康经济学”专业的博⼠和硕⼠研究⽣。因为这些原因，我有机会结识了这个领域的很多专家、各个层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作⼈员，同时也就正巧在武汉有⼀些朋友。去年我还带学⽣在《中国⼯业经济》杂志上发表了“简政放权的边界及优化”的⽂章，该⽂的⽂字部分也被《新华⽂摘》详细转载。做这个研究的⼀个副产品，让我对我国现⾏的疾病控制体系的设置产⽣了怀疑，因为它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相⽭盾的，尽管我当时并未想到这个体系的运⾏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灾难性的问题。
因此我从这次疫情⼀开始，就挺关注这个体系的运⾏情况。疫情发展以后，我们研究团队就开始全⾯追踪，准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度做认真总结这次疫情发展与防治⼯作的得失与经验教训，做些系统深⼊研究。但实际上⾼福这个⼈，本来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就在上篇博⽂发表的前⼏天，在我召开的研究团队和学⽣们参加的近⼆⼗⼈的⽹络会议上，⼤家热烈讨论了疫情相关情况，⼏个⼩时中没有⼀个⼈提到⾼福的名字。
⼆，我与⾼福的关系以及⾼福的职务责任
因此，问我是否是⾼福的代⾔⼈，为其发声洗地，当然不是，⽽且我与他也并⾮是什么朋友。我当年在⽜津时并不认识他，我想他应当是我去剑桥⼯作后才到⽜津。这⼏年在⽜津、剑桥的同学会上⻅过⼏⾯，但隔⾏如隔⼭，也就有个点头之交。
最近⼀段时间以来，我看到⽹络上对他的围攻铺天盖地，形成了⼀⾯倒的定论。就我了解的全⾯情况，关于他个⼈的那些指责基本上是杯⼸蛇影，属于那种越想越传越像的事，其实并⽆道理和依据。我看了就很奇怪，这种很容易澄清的事情，有关部⻔或他⾃⼰，出来说明⼀下就⾏了，为何就⽆⼈吭⽓呢。后来⼀了解明⽩了，因为尽管国家卫健委12⽉30⽇晚上知道，就连夜部署派⼈次⽇⼀早奔袭到武汉（这也从开始就预示了这场央地合作难以很和谐），确实堪称令⼈惊异的⾼速度⾼效率，值得⼤⼤点赞。但在他们介⼊指导后的抗疫⼯作，由于依法仍然是以地⽅政府为主，再加上条块协调摩擦的成本，前线指挥者相对地⽅⾸脑级别也低，导致责任推诿从⽽疫情判断和应对上的摇摆蹉跎，饱受社会质疑批评，最终导致武汉与湖北的医疗资源耗竭，苦苦⽀撑的防疫战第⼆条防线失守。幸亏中央果断决策，调集全国之⼒增援武汉与湖北，才改变防疫战场上的被动局⾯，逐步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后来武汉市政府领导还借接受CCTV采访之机，公开推给国家卫⽣⾏政管理部⻔。因此国家卫健委本身也在⽠⽥李下，⽆⼈还顾得上去救他。⽽他本⼈，据真熟悉他的⼈介绍，领导不发话，只要⼀天没有被⽴案查办移送司法，也会⼼存侥幸，不敢擅⾃出去对媒体说话，择清⾃⼰。我当时听了就想，幸亏他这次从头到尾都正好没有被分派去参与武汉的抗疫⼯作，⽽⼀直做病毒研究，否则这种⼈就是被冤死也没⼈救得了。
促使我突然起意就此事写篇⽂章的起因，是那两天我看到⽹上关于他涉嫌违法违规被⽴案的消息传的沸沸扬扬。当时我想如果象我这样知道情况的⼈中，再⽆⼈出来帮他说句澄清问题的话，恐怕也就没机会了。在我看来，象⾼福院⼠这样同时⼜是美国科学院等国际上权威科学院院⼠的⼈，毕竟在我国两院院⼠中也为数不多。在当今科技⾰命的时代，象这样的中国顶尖⼈才，还是应当有⼈帮着说句公道话。更重要的是，只有不让⽆辜者顶罪，才能真正使犯法者现形。须知我们过去发⽣的冤假错案中，每当抓错罪犯时，总是会有真凶逍遥法外。我想，只要是正直的⼈，看到⽆辜者被冤⽽让国家和⼈⺠付出如此惨痛代价的肇事者们遁形，恐怕都难以⽆动于衷。
当然⼀定会有⼈说，为⼏乎不相⼲的⼈去惹事担⻛险，这太不能让⼈相信了。我要说，就如在很多冤案中做出不屈不挠努⼒的相关法官或律师⼀样，其实中国这样的⼈本来也不少。许多⼈只是因为没有机缘巧合，不了解情况罢了。我就正好属于这种爱打抱不平有犟脾⽓的⼈。如⼏年前万科之争时，我本来作为坐了⼏年冷板凳、⼜不拿⼀分钱的独⽴董事，还真就是仅仅为保护企业家精神、建⽴真正的经营者主导、所有者监督的现代企业制度，不管不顾淌了⼀趟浑⽔，即使遍体鳞伤，也⽆怨⽆悔。我当时说过其实我对王⽯本⼈挺有看法，我们并⾮朋友，很多⼈根本不信。现在⼏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我们真的就成不了朋友：过去这⼏年来我们从⽆联系，甚⾄还不如⼀些⼏⼗年未谋⾯、当时也⽆深交的的⽼⼈，有时过年还会想起发来句问候语。
这次情况也是如此，就象我当年正好当了万科独董，了解真实情况遇事总得仗义直⾔⼀样。我想今天因为机缘注定，⽼天爷以⽆形之⼿让我研究疫情知道⼀些基本情况，冥冥之中我相信这既然是命运的安排，⾃⼰就不该逃避。当然我深知，这次与上回某⼀个公司的事情完全不是⼀个量级。现在防疫抗疫是党、国家和⼈⺠的头等⼤事，出⾔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乃⾄粉身碎⻣，累及家⼈。但既然命运在此，也就豁出去了。所以，尽管后来有个在海外的朋友⽓愤地给我打电话，说华⽣你的⽂章真是救了⾼福，但我刚看到⼀则新闻，⾼福今天回答记者提问，不仅对你承担巨⼤⻛险为他澄清污名毫⽆感激之意，反⽽，唯恐避之不及，说“我不能去⽹络吵架”，这样的⼈真不值得你这样帮他。我回答说，他不敢否认我写的东⻄就已经已经说明问题了，况且我写这篇⽂章本来也不是为了他个⼈，他只要没怪我给他惹麻烦就好。
至于我的⽂章是否有失偏颇，我想⼀些读者的感观也是事出有因吧。因为⽂章赶得匆忙，救⼈⼼切，⼀时间⽤词⽤语可能就有了点感情⾊彩，但基本的判断并⽆偏差。现在⼈们⼀⼝咬定⾼福必有责任，是由于许多⼈不了解我们的政府与下属事业单位的关系及其运⾏体制，以为简称中国疾控中⼼就必然是管全国的疾控⼯作的，以此类推简称叫什么中国法律中⼼的那就得管全国法律？这样就把⾼福这个职务的⼈在什么地⽅真有重⼤职权责任，在什么地⽅⼜毫⽆权⼒责任，完全搞错了。
⾼福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的主任，是我国设置的疾病防控预警的第⼀道防线中作为汇总单位的主要⾏政负责⼈。因为国家⽹络直报中⼼的总枢纽，就设在中国疾控中⼼。这是我们在Sars之后，国家重⾦打造、国际招标，精⼼设计建造的。正如⼀些熟悉和曾在那⼯作过的⼈介绍，这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家⽹络直报系统，要求每个医院包括乡镇卫⽣院在发现法定传染病时，须在⼏⼩时内向当地疾控中⼼汇报，并同时在⽹络直报系统输⼊填报。吸取Sars教训，2004年原卫⽣部发布《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案(试⾏)》（2007年进⾏了修订），开始将“不明原因肺炎”作为39种法定传染病以外的其它疾病，纳⼊监测并要求实⾏⽹络直报。有这样⼀个下情上达、覆盖全国的传染病预警系统，就可将这类由各种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在病毒刚刚从动物由各种偶然原因跨跳⾄⼈类，还在⼈类这个新宿主身上开始适应性⽣存变异的最早期，就为我们中央信息处理中⼼获悉。在这个阶段，可说是杀鸡⽤⽜⼑，不⽤投⼊多⼤⼒量，也可集中⼒量打歼灭战，根本不会造成任何更不⽤说象今天这么巨⼤的损失和代价。
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个精⼼打造的系统，在这个防疫战中，成了⼆战中的⻢奇诺防线：完全⽆⽤。这相当于敌⼈摸掉了我们的岗哨就悄悄杀进了村，我们只能被迫打遭遇战。因此，如果这次失守的原因主要在中国疾控中⼼，⽽⾼福是主要责任，那么，⾼福不仅应当撤职查办，⽽且要移送司法，造成这么惨重的⽣命财产损失，按法律即使判个死刑也毫不为过。
有⼈说，作为中国疾控中⼼的主任，即使是下⾯的疾控中⼼没报，他也有领导责任。这个说法就是外⾏了。中国的疾控体系与美国等国的疾控系统不同。虽然⼤家翻译出来都叫CDC，但国外是垂直领导体系，⼀竿⼦插到底，我们是分级管理体制，即地⽅的各级疾控部⻔，归当地同级的卫健委这个政府部⻔领导，⾼福所在的这个中国疾控中⼼根本管不着。
⾄于现在⼤家谈论最多的是1⽉1⽇到1⽉20⽇，即武汉抗疫的第⼆场战役中⾼福所应负的责任，说实话那⾥跟他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从1⽉1⽇起，国家卫健委就成⽴了以委主任为⾸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组，并在前⼀⽇向武汉派去了领导带队的⼯作组、专家组，统⼀指挥和部署。
有⼈说，⾼福不是中国疾控中⼼主任吗，派去武汉的第⼀批专家组⾥就有不少疾控中⼼的领导、专家，他怎么会对指挥抗疫没有责任？这就太不了解我们国家⾏政机关与下属事业单位的关系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只是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三⼗⼆个司局级事业单位之⼀，这⼉的⼈连公务员都不是，真有⾏政权⼒的是国家卫健委机关内部的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机关即便在平时到⾃⼰下属单位去调⼈⽤⼈，根本不⽤什么部领导，即便是个司局⻓、处⻓，也是⼀句话的事。许多时候甚⾄是直接调⼈帮机关⼲活，让被调⽤的⼈告诉⼀下单位领导就⾏了，更不⽤说是在已经进⼊应急状态的情况下。
况且⾼福其实只是疾控中⼼的技术型⼆把⼿，上⾯还有⼀把⼿党的书记。调⼈⽤⼈这种⼈事上的事，根本不⽤通过他。他只要做好组织上和领导交办也极为重要极为紧迫的病毒分析、鉴别研究以及相继的病毒溯源，进⽽前线最急需的新病毒的试剂研发等项重要⼯作，我们就不能说他对这阶段的整个疫情防控⼯作还有什么责任，或他对疾控中⼼被上级领导机关抽调去的⼈员在武汉的⾔⾏负有什么责任。实际上，即便是如⾼福这样顶了那么多院⼠头衔的⼤专家，我们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视频上也看到，不是让专家唱主⻆的场合，他也只能坐在台下，需要的时候，让他站起来帮部委领导回答问题。
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他的专⻓就是病毒学，因此他就被分配指派去负责实验室攻关等⼯作。这样也使他在20号之前根本就没有机会⻅媒体。我想如果他也被派去武汉，我看像他这么守规矩听话的⼈，也会按现场的纪律和⼝径发声，那就更会被舆论围剿，成为所谓“不杀不⾜以平⺠愤”的最佳射靶。那样的话可能谁也帮不了他，我的上⼀篇⽂章就也没法或很难写了。
有⼈说，我的⽂章不是提到1⽉10⽇他还去过武汉吗？病毒溯源⽆进展，作为疾控中⼼主任，前线的情况他能不了解？他到了武汉还⽆所作为、贻误战机不就是责任吗？但要知道病毒溯源谈何容易，中国科技界⾄今也莫衷⼀是，还没搞清病毒究竟从何种动物作为中介传给⼈类，要⾼福去个武汉⼀天就破解，这肯定不现实。⾄于1⽉10⽇，武汉还是⼀⽚欢乐祥和，在指挥协调整个⼯作的⼜是上级机关的领导们和从各地调来的相关⼈员包括专家，那⾥⽭盾麻烦都不少。以⾼福这种⼩⼼谨慎的性格，⾃⼰的分派⼯作还没有⼲好，他还再有时间去插⼀⼿？他恐怕不会也不敢，稍有官场经验的⼈恐怕也绝不会。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这种官场之道，但说因此要去追责那显然就没道理了。
现在很多⼈列举⾼福所说的可防可控之类的话以及相关视频，我看了都是1⽉20⽇以后的事。这时以钟南⼭为组⻓、⾼福为重要成员的卫健委⾼级别专家组发布的⼈传⼈，已经⼴⽽告之。习总书记不仅再次批示⽽且向全国公布，各地都开始紧急动员起来。这之后说疫情可防可控，不要惊慌，要有抗疫成功的信⼼，就会与信息公开前说同样的话不同，不会对公众产⽣误导。
其实，说疫情可防可控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武汉、湖北防控不⼒造成灾难，并⾮不可防不可控。现在很多省份病⼈也不少，不是都防控得很好吗？武汉与湖北的问题主要是防控不⼒，不说实话，欺下瞒上。⼀些主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疫情的掌握与真实情况总差好⼏步。所以武汉⼈说他们是⼀步⾛错，步步⾛错，⼜报喜不报忧。春节将⾄要欢欢喜喜过⼤年，谁也不愿做报坏消息的⼈。试想如果上来就说不可防不可控，⼲脆听天由命，那会是什么局⾯？这次疫情不是死亡率很低的季节性流感，⽽是未知的新病毒，变异尚不可知。在医疗资源不⾜或挤兑的情况下，死亡率是以流感的⼗倍⼏⼗倍计。即使以后这⼀新病毒经过在⼈体内的适应性变异，传染率⼤⼤增加，死亡率⼤降，疫苗也出来了，我们不会再⽤⾼成本的严防死守办法对付它了，仍然要象对待流感那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当然，我说我没看出⾼福有多⼤⾏政或司法责任，并不是说他的话都挺好挺对。如他说⼉童不易感，现在从统计上看也不算错，但⾯对公众，同样的意思⽤中⽼年⼈更易感这样的话就得当得多。再如他在去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拍胸脯说有了现在的监控体系和⼒量，像Sars那样病毒会有，但疫情则是绝对不会发⽣了。现在⽹友以此嘲笑怒骂他，我也认为他就⼀点也不冤枉。世界上有绝对的事吗？制度再完备，技术再先进，⻜机公司敢说⻜机再也不会掉？铁路敢说再也不会发⽣重⼤事故？我们做科研的⼈都知道任何事都有条件有前提，只有先说如果怎样，然后才能说就会怎样。在这样严肃的⼤会上，连顶尖的科学家也不知从哪⼉学的吹⼤⽜说⼤话，还有半点科学精神吗？这种好⼤喜功之⻛再不整顿扭转，真是怎么得了！
三，我说的话是否有事实依据
许多读者质疑我说了那么多“如果”“听说”，很不严谨，也不像我⼀向以来写⽂章的⻛格。这个批评当然有道理。象我这个年龄和经历的⼈联系⾯确实⽐较⼴，渠道和消息来源也多，⽽且⼤家都知道我⼏⼗年来⼀贯是从⼼⾥拥护国家稳定富强、⼈⺠⾃由幸福的建设性改⾰派，同时我对问题的批评也直⾔不讳。我过去说过，任何⼈都不敢说他什么真话都敢讲都能讲，我也⼀样，但除了个别场合的⼏句套话，不说假话，尽可能说真话说实话是应该可以做到的。改⾰开放四⼗多年来我的书籍、⽂章、发⾔很多，许多当时也争论很⼤、褒贬不⼀，但回过去看，我今天没看到有什么让⾃⼰脸红后悔的话。所以我在体制内外都有⼀批朋友乃⾄所谓粉丝，愿意帮我的研究提供信息，相信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背弃信任⾃⼰的⼈。实际上对于上篇⽂章中所提到的每⼀件事，我都⾄少通过⼆、三个以上不同渠道反复验证。但尽管如此，我应当承认我毕竟不是权⼒机关，没法把证据拿在⼿上。有的即使有，为了不违反法纪、保护消息来源也不能公开。否则的话，我上篇⽂章说到那么多的⼈和事，发表之后随便⼀个⼈、⼀个单位出来澄清辟谣，那我早已万劫不复。
除了多渠道了解核对情况，还要与官⽅公布的新闻和数字相对照。这样，即使没有第⼀⼿证据的证实，从逻辑上也已经可以得出确凿的结论。做到这⼀步，就能帮助减轻执法机关破案的难度，往往只需最后现场取证即可。
其实权威公布的官⽅信息量也很⼤，认真梳理，相互对照，证据、结论也就可以有指向。只是现在太多⼈忙得沉不下来，不愿深⼊去做认真的资料整理和深⼊挖掘⼯作。我对研究团队和研究⽣们说，这次防疫是你们赶上的少有的⼤事件。⽽其中⾸战中国家疾控预警防线失守失灵也是会写⼊教科书的案例。你们要学会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象破案分析⼀样，抓住真正有⽤的线索，导出真象，还原历史的真实。
⾸先，让我们先追溯事件的主线索。
我们知道⽹络直报系统（全称为法定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和突发公共卫⽣事件报告系统）设在中国疾控中⼼，有专⻔机构管理。据疾控中⼼原副主任杨功焕对媒体介绍，“中国疾控中⼼是每天有⼀组⼈专⻔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并且，⼀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个地⽅超过5例，就⾃动触发核查机制”。这个系统⼯作卓有成效，在2005年H5N1和2013年H7N9禽流感防控中发了重要预警作⽤，受到了表彰。实际上，只要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的官⽹⼀查，就可知道，这个系统设在中⼼下属的信息中⼼，⽽且由于其重要性，是由疾控中⼼的⼀把⼿党的书记亲⾃分管，并⾮⾼福的管理范围。⽽这次疫情即使按武汉市卫健委12⽉31⽇⾃⼰发的通报，武汉12⽉底之前发⽣病例已经达27例。武汉市有关⽅⾯如果早就每天申报了，那么，12⽉上中旬就会引起中国疾控中⼼关注，最晚⾄12⽉13⽇前后病例达5⼈时，北京就必须派⼈去核查。真这样的话，就如⾼福所说，只会有病毒，哪⾥会闹成这么⼤的疫情？况且系统主机记录不可更改，报与未报是清清楚楚，武汉和湖北⽅⾯不过是揣着明⽩装糊涂。试想如果真报了，这些监测⼈员和部⻔这整个12⽉全部失职睡觉去了？或全体掩盖真相？或者他们汇报了，亲⾃分管的⼀把⼿书记把报告压下来？这些⼈职责和身家性命所在，⼜毫⽆动机与好处，就去以身试法，难道全都活得不耐烦了？
其次，来看可为佐证的相应线索。
根据公开资料，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2020年l⽉29⽇发表了由13个要科研单位、共有45名作者署名的关于武汉肺炎的⽂章。因⽂中有⾼福作为普通作者之⼀署名，被⼈故意歪曲后在国内⽹上炒作，引爆⽹上讨伐⾼福的⾼潮。
此⽂实际上是国家主管部⻔卫健委组织写作的，是展示我国科研和防疫⼯作透明度的要成果，因此具有⾼度权威性。这篇回顾⽂章中仅根据当时收集的400多例早期发病后⼜被确诊的样本，就提供了到去年12初始，⾃⾸个不明肺炎病⼈发病就诊后，病⼈⼏乎逐⽇增加，到12⽉底已达47个病例。⽽2⽉20⽇刚出版的“中华流⾏病杂志”上，中国疾控中⼼对迄今7万多个病例⼜作了回溯性分析，估计武汉在12⽉31⽇的病例应已超出100⼈。按发病就诊记录，武汉⽅⾯早就应当向国家⽹络直报系统上报。但他们现在⼤张旗⿎地表彰在12⽉27⽇向医院有关领导和部⻔汇报，从⽽引起视的张继先医⽣的事迹可知，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或⽆视各医院病例不断发⽣和增加的情况。如果不是张继先医⽣后来持续的认真执着态度，他们还不知还要麻⽊到什么时候。
据CCTV⽹报道，张继先医⽣于26⽇发现⼀家三⼝的疑似传染病情后，27⽇再次接诊两名同样情况的病⼈，当天就向医院报告，医院同⽇报告给江汉区疾控中⼼。但有关⽅⾯似乎仍未醒来。之后两天，仅这⼀家医院⻔诊⼜收治了3名来⾃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7名患者症状和肺部表现⼀致，只是轻有区别。这时张继先⼜向医院上报。29⽇下午，院内专家对这7例病例进⾏了讨论，并在再次向区、市、省级疾控部⻔报告。
直到这时候，湖北和武汉的相关疾控和卫健委部⻔总算才如梦初醒，感到事情有点不妙。因为他们在此之前，早已多次收到不只是⼀家医院的报告。29⽇下午，在不得不向当地党政领导机关报告的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下发通知，⽴即启动应急处置⼯作。省、市、区疾控中⼼赶赴现场进⾏流⾏病学调查（产⽣于30⽇的这个省市区疾控中⼼联合调查的报告，最近在“知识份⼦”公众号上被截屏显示）。12⽉30号武汉市卫健委还内部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作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的内容当晚被⼈透露在⽹上，被⼀些⼈包括⾼福在⽹上获悉。
春节以后，当全党全国⼈⺠整体动员起来，付出了极⼤的代价，开始有望遏制这场疫情的进⼀步发展和蔓延的时候，2⽉6⽇，湖北省有关政府部⻔匆忙给张继先医⽣记⼤功奖励。这于张继先医⽣当然是应得的荣誉。但是，疫情的肇事者们是否想到，当临近12⽉底，武汉不明肺炎病例已经到达⼏⼗名时，⽽你们宣布这时的报告者才是疫情报告第⼀⼈的时候，这⽆意中是否就已经承认：你们直到那时根本不知道那前⾯⼏⼗名病例的发⽣，或者知道了也从未引起你们的关注和重视。那么，这岂不就等于就同时向社会公开承认了⾃⼰先前的违法违规事实吗？
面对党、国家和⼈⺠的巨⼤损失，⾯对⼏千病亡⼈和患者家属的⽆尽遗憾与切⻣之痛，⾯对我们可敬可爱的⼀线医护⼈员精疲⼒尽与英勇牺牲，我们⾄今没有看到武汉和湖北⽅⾯的任何⼀个相关责任⼈，引咎辞职，认罪悔过。你们难道就真的没有任何的灵魂谴责与良⼼发现吗？！
也许，本着湖北和武汉这些主事者们贯常的思维和做事⽅式，是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尽管之前⽬⽆法规不向⽹络直报中⼼申报，但是事已⾄此，⾃⼰⼿忙脚乱连续两天召开了那么多内部会议，发了那么多保密⽂件，⾄少也会⽴即向中央政府的主管部⻔做了汇报吧？
第三条线索的补证
这其实还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的信息。1⽉22⽇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国家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表述：“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的12⽉30⽇获悉湖北省武汉市发⽣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时间派出国家⼯作组和专家组，实施国家和省市联动，指导对武汉市全⼒做好疫情的防治⼯作”。从这个新闻稿中可以引出以下两个推论：1，尽管从12⽉初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在武汉持续发⽣发展，但直⾄12⽉30⽇之前，没有任何单位或个⼈向国家卫健委报告。2，即便是到12⽉30⽇，国家卫健委终于知道了消息，也不是接到湖北省或武汉市政府的报告，甚⾄也没说是来⾃中国疾控中⼼的报告，⽽是⽤了⼀个⾮常蹊跷的“获悉”两字。这个获悉⼆字也映证了⾼福并不分管，但并未置之度外，确实是向国家卫健委报告的第⼀⼈。实际上，我最初的怀疑和调查，正是从这些相关法规规定、相关部⻔职责、国家疾控中⼼与⽹络直报系统的官⽹信息，以及地⽅政府与国家主管部⻔发布的消息和数据这些之间的差异、冲突和⽭盾开始的。“如果”和“听说”只是对这些推演出来的逻辑事实投⽯问路。
不管怎样，看来在12⽉30⽇国家卫健委获悉疫情之后，湖北和武汉有关⽅⾯想⾃我消化解决问题的想法已⽆可能，故在31⽇午后⾸次向社会公告。但是，他们在得知疫情发⽣后，仍然想继续弄虚作假，维护治理模范⽣的形象，在国家卫健委⼯作组和专家组到达之前采取的⼀系列紧急应对举措，却给其后的抗疫阻击战埋下了更多更深的病根。这些都是后话。
在我上篇的⽂章发出以后，有⼈善意的以常识思维，质疑其中的故事太过夸张，难以置信，因此真实性只能为零。但是实际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却真实发⽣了。显然，这说明绝不是⼀个⼈⼀个地⽅出了⼤问题。须知，即便这次疫情的致病病毒确实⽐较狡猾诡异，但如果武汉市和湖北省不是有相当⼀批主事的⼈，从⼀开始就犯⽽且不断重复让⼈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怎么会在我们国家今天具备如此雄厚实⼒的情况下，把⼩错办成⼤错，把⼤错酿成灾难，以⾄让武汉和湖北⼈⺠深受其害，全国⼈⺠深受其累，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威信形象。这些两⾯⼈平⽇⾥好⼤喜功，尽做表⾯⽂章，唯上不唯下，唯名不唯实，真正遇到情况敌情，那些假⼤空的招数都不管⽤了，就⽴刻就现出原形。这些⼈⼝⼝声声说是维护当地的发展稳定⼤局，说他们弄虚作假、谎报军情只是不想给领导添堵，却最终事与愿违，给领导和全国⼈⺠添了⼤难添了⼤堵。这些⼈⼀将⽆能，累死三军，让武汉和湖北⽆数的⼲部群众在疫情蔓延⾯前疲于奔命还被动挨打。有⼈甚⾄在事情败露之后，还⽂过饰⾮，转移⽬标，嫁祸于⼈，实在是让⼈忍⽆可忍！如果我们让这些真正的肇事者逃之夭夭，党纪国法何在？公道⼈⼼何在？这些⼈真以为在难免会有种种顾虑的知情者中，就都惜身惜命，竟⽆⼀⼈是男⼉吗？！
当然，我们的⽬的并⾮仅在惩治少数责任者，⽽是要从这次疫情中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以防范此类事件的重演。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补短板堵漏洞。我们要找出治理体系短板，搞清制度设置的漏洞，反思过往的思想和认识偏误，才能真正对症下药，⽽不是做⼀些肤浅的反思，匆忙给出⼀些似是⽽⾮的建议和对策意⻅。因此，在我的系列⽂章转⼊这次抗击疫情的下⼀阶段战役之前，我们还必须先对第⼀道防疫预警线失灵的真正制度原因进⾏剖析，找到补救和应对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