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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时期不让涨价对不对”一文中，我主张在疫情等紧急时期，可以实行价格控制，这种控制虽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影响了经济效率，但却可能有利于广义的社会效率。有的朋友表示，这个观点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论证不够，道理没说清。今天，我就继续谈谈价格控制这个话题。前几年，我曾就春运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和一些人有过激烈争论。在那个争论中，我自称“涨价党”，也就是主张用涨价的办法解决春运买火车票排大队的问题。几年过后，我这个“涨价党”怎么又转而反对涨价了呢？难道此前主张春运涨价的观点，是错误的？春运火车票应该涨价，我并没有改变这个观点，我仍然认为，解决春运买火车票排大队的问题，要靠价格的浮动。这几年铁路春运的变化，事实上也证明了涨价党的主张是正确的。现在，中国春运火车票的紧张程度已经大大缓解。虽然春节时买火车票还有些费劲，但相比以前，已经容易多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正是靠涨价。当然，这个涨价并不是简单地提升价格，而是通过修建高铁，在全面提升铁路乘坐体验的情况下做出的涨价。高铁嘛，各方面的档次，都比绿皮车高多了，票价提升，大家都能接受，但从经济的角度看，涨价就是涨价。事实上，高铁票价确实不便宜了，已经足以让一些人在春节期间改变行程。因此，大家春节时买车票容易多了——只要你买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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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观点没变，还是涨价党，为什么又要反对疫情时期蔬菜、口罩等商品的大涨价呢？为什么主张政府实施价格控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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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时，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价格的信号作用，价格携带的信息对于社会正常运转非常重要。无数企业、商家和消费者的供需情况，如果直接表达的话，将杂乱无比，且信息量过于巨大，完全无法操作。把这无数的信息抽象成价格，变成数字在人与人互相传递，只有这样，才能利用这些信息把企业、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协作关系。这是一个现代工商业复杂社会能够存续的唯一方式。价格信号，就好像路口的红绿灯。红绿灯如果坏了，路口很容易就会发生拥堵。如果是一个交通量很大的复杂路口，拥堵简直一定会出现。不过，虽然对社会来说，价格信号须臾不可离，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抽象过程中的信息损失。甲一整天没吃饭了，急需一个馒头充饥。乙差不多已经吃饱，但他还想再吃一个馒头。这两种需求，在现实中差别巨大，但抽象以后，就是市场需要两个馒头，背后的甲和乙，看不到了。对馒头铺子来说，他们无法知道馒头到底“应该”给谁吃，他们只管把馒头卖给按定价付费的人。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被证明不成功，但其初衷是可以理解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他们不能忍受价格信号形成过程中必然的信息损失，他们想用“按需分配”取而代之，如果只有一个馒头的话，那就应该让让饥肠辘辘的甲去吃馒头，不应该让乙去吃。这种想法没什么错，可是在复杂社会中没办法做到。面对无数消费者，知道谁更需要馒头，然后按照各人的需要程度分配馒头，这个要求无异于幻想。也就是说，在复杂社会中，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这种信息损失，按照价格分配商品，也就是“价高者得”。这个方法当然不完美，但它顶用。正因为这种不完美，近距离看市场经济社会，会发现很多“不合理”之处。极有钢琴天赋的儿童，因为生在贫寒之家而无法接受音乐教育。那个毫无音乐细胞的富家子，却可以在顶级三角大钢琴上制造噪音；一个非常优秀的创新小企业，被区区几万十几万元钱困住，无法扩大业务。那些老迈的大企业，却能把无数钱浪费在已经过时的技术上；给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收入却远远不如一个三四流的小明星……虽然有许多这种“不合理”，但价格毕竟给社会提供了须臾不可离的供需信息，让生产者可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让消费者可以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买多少。这是最大的合理。理解了价格在信息上的重要作用，也就知道了什么时候可以不依靠价格。如果供需信息已经很明确，这时候就没必要还是教条地通过价格传递供需信息了——是的，市场经济也有教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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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生活中，人们为什么不使用价格？比如在吃饭前来个拍卖，决定谁吃什么谁吃多少。或者在干家务活儿时来个招标，谁性价比高就让谁干。除了太麻烦以外，主要原因是，在家庭这个面对面的小环境中，人们各自的需求及其真实程度这些信息一望可知，用不着再抽象成价格来传递了。那么在家庭生活以外，是不是也有这种信息一望可知，不再需要价格信号的情况呢？有的，类似疫情等紧急情况就是如此。比如，在呼吸传染疫情时期，人人都需要口罩，这个信息就很明确，每个人需要的数量，也能简单确定。医护人员多一些，普通人少一些。并且可以确定，没有什么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囤积几万、几十万个口罩。再比如，蔬菜、水果、调料等生活常用物资，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居民人数简单确定常见品种的需要量，然后相应组织运输即可。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会用直接指令取代商品的自由流动，并用价格控制、配给制等方法确保人人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物资。这种情况下的价格控制，就是合理的。相反，这时候任由价格自由浮动，把囤积居奇看作正常的市场经营，反而是不负责和不合理的。战争时期，各国往往实行配给制，原因也在于此。战时各种物资供应紧张，只能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物资，既然如此，也就没必要再绕远通过价格来分配了，直接按照人头配给，才是最合理的。要知道，二战中，即使是生产能力极为强大，本土基本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的美国，也实行了配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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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互联网
当然，在紧急状态或者战争结束以后，就应该结束价格控制和配给制，转向正常的市场经营。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需求又要扩展到众多商品，而不是局限在少数基本生活物资，这样一来，供需信息又高度复杂起来，只能通过价格抽象简化以后才可以为人所用。之所以春运涨价的观点没变，就是因为春运客流暴涨是一种常规现象，年年都会出现，并不属于紧急情况。况且，春运的火车票，如果按照不同的出发到达地点来计算，品种极为繁复，其中包含着巨量的供需信息。如果再把旅客需求侧的信息加进来，任何计算机都无法对亿万旅客的需求进行排列。按需分配，完全不可行。在这里，只能价高者得。也就是说，由于价格在信息上极端重要的作用，正常情况下的社会，必须依赖价格来联结企业、商家和消费者。但是，在某些紧急状态或战争等情况下，相关供求信息会变得简单，这时，就不必再教条地通过价格分配物资了，可以采用指令性安排生产，采用配给制分配物资，同时，实施价格控制，也就是抑制价高者得，尽量做到按需分配。这里的重点在于，什么时候保持市场经营，什么时候实施价格控制，采取行政指令和配给制，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决策，要根据社会当时的具体情况和预期的反应来确定。这种决策应该是高度现实性的，而不应受到无论是行政还是市场等各方面的教条式阻碍。实事求是，面对和解决具体问题，才是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下一以贯之的原则。![]()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以下二维码是作者的个人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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