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哲学与中医  

        　　　　　          　 刘在平 

在经久不息的关于中医的争论中，心理学视角的缺失是一种遗憾。众所周知，心理学与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心理学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探讨已经达大地深化了人类对自身心理智能的认知，深化了人类对于认识和发现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路径的把握。其实在中国，心理学视角适用范围的狭窄决不是心理学自身发展局限性的体现，而是我们对于心理学、尤其是宏观心理学、边缘心理学、哲学心理学以及心理学最新动态、最新成果缺乏深入了解的反映。同时，中医中药学以及养生之道的哲学依据和思想内核是道家思想，从道家视角出发思考中医，有助于对于中医更为深刻、全面的理解。

本文从心理学与哲学结合的角度发表一些关于中医的观点，其中主要是为中医的内涵、功能及价值的辩护，同时涉及到对于中西医结合的论证。

一． 中医有力促进并集中发展了人的自我意识

被苏格拉底高度推崇的古希腊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既是千古不朽的人生哲理，也是心理学真谛的鲜明昭示。人需要认识自己，当心理学指导人们将自我划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的时候，当一个人能够将“自我”当作自己认识的“客体”的时候，才造就了“认识你自己”心理姿态上的前提。认识自己，既需要将自己作为“自然我”，也需要将自己当成“社会我”，更需要将自己当成“心理我”（精神世界的我）。而中医，正是在这三者的结合上推进和发展了人类认识自我。

自我意识，并不是人类所独有，人类和一切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意识的有意识”（关乎此，实在非本文篇幅所能涵盖，容另述）。但是，一切其他高级动物的“自我意识”实在无法和人类的自我意识同日而语；同时，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其“对意识有意识”的直接前提和重要构成。

西医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在西医面前，好的医生也会与患者沟通，引导患者面对自我，好的医院会实现诊断师、药剂师、护理师、咨询师（心理）的整合。但是，西医的精髓是自然科学。中医严格说来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医学”，实际上是哲学意义上、某种程度上带有宗教意义色彩的的“人学”，人在中医面前不是科学审视、科学研究或科学手段的对象，而是被引导面对自己的活生生的人。一部《黄帝内经》的满篇告诫，似乎要将每一位读者培养成中医医师或中医高手。许多按摩、拔罐、针灸、刮痧、食疗等等“医疗手段”与日常生活没有严格区别。扁鹊自认“等而下之”，认二哥“等而中之”，大哥才是“等而上之”。而妙手回春的扁鹊之所以如此认定，是认同大哥教人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认定的是中医“认识自我”的精髓。

前面说过，“自然我”、“社会我”、“心理我”的“三我”统一构成完整的人。罗素曾经深刻指出人永远沉溺在三种基本的冲突中：与自然的冲突；与其他人的冲突；与自己的冲突。（贝特朗·罗素：《改变中的世界的新希望》）以研究“东方与西方的的哲学”而著称的休斯顿·史密斯高度赞同罗素的划分，并认为“这三种冲突大致上相当于人类的自然问题、社会问题与心理问题。留存至今的伟大文化传统也有三种——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如果我们考虑到每一种传统侧重于一个人类的基本问题，那么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与阐明这三大传统的无与伦比的实质。一般来说，西方侧重于自然问题，中国侧重于社会问题，印度侧重于心理问题。”（休斯顿·史密斯：《东方与西方哲学》）史密斯的“一般来说”，其实是关照到了中国哲学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关注心理问题，从道家、儒家鼻祖到王阳明“心学”，以及儒道释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高度合一，都说明面对人类心灵的自我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强盛。而中医之中，大量顽强地渗透了这样的哲学精神。

二． 中医在思维方式上独领风骚，是其生命力的内在支撑

为中医辩护，绝不是反对西医，也不愿贬低西医。西医虽然将人作为自然客体，但却鲜明地体现了一种科学思维，构成了一种以科学实验、人体解剖学、生物化学、药理学、临床实践等等为依据，以严谨的逻辑思维为支撑的科学体系。西医的分析、抽象、概括、推理、系统方法论等等，是与一切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相匹配、相互动的思维方式在医学中的应用与体现。尤其是西医不断升级的为患者确定病因病情的检查手段，各种必要的手术，以及药理分析和药品检验，生动地体现了培根关于只有从对与客观事实的研究中即经验中才能获得真正知识的思想。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是西方逻辑思维的两个并蒂生辉的高峰，也是催生和推动现代科学的伟大的哲学动因。西医是科学的医学，与西医相比，中医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或者说和西医根本就没有在同一坐标上。

但是，西医的发展绝对不可能、也不应该构成对中医的否定、抹煞、贬抑以及任何排斥。

马克斯·韦伯说的非常好：“对亚洲哲学和救世之学进行最终分析的共同前提是：知识——或是文献知识，或是神秘的灵知——是通向现世和来世的最高福祉的为以绝对的道路。仔细的研究向我们揭示，那种‘知识’并不意味着懂得现世的种种事物，自然、社会生活或支配自然与人类的种种法则。相反，这是关于世界与人生的‘意义’的哲学知识。我们当然理解，这样一种知识是不可能被西方以经验为根据的学问所取而代之的，如果我们适当评判西方学问本来固有的目的，那么我们会承认以经验为根据的手段方法本来就没有追求过这样的知识。”（马科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早在战国，《楚辞》的《远游》中已表现出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和养生方法：“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人而粗秽除”。庄子强调“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这才是“天道”；将“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作为最高的智慧。应当说，这些哲学智慧是中医的思想渊源。中国古代先贤善于追求“绝天通地”，在一切观察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吾将上下而求索”地孜孜探求天地宇宙的结构，探求天地万物变化，用经验、类比和联想来探求所有变化对于人类的征兆，探求人类的生死、繁衍与健康。打开中医的发展脉络，可以显见整体思维、感悟思维、联想思维和类比思维。比如“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中比比皆是；比如阴阳五行说在中医中全面贯穿。

西方科学思维以逻辑思维、分析思维、实证思维见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发展中短项和缺陷。对此，毋庸讳言。近现代以来中医与西医的遭遇和碰撞，应当是双方的幸运，而决不是任何一方的悲惨；应当是双方的相得益彰，而决不是任何一方的相形见绌。人类认识、发现、改变、创造世界的思维路径永远不可能单一，东方和西方的文明演进虽然都有滞缓甚至挫折和倒退，但是总体上都是进步取向占据主流。各种思维方式所代表的思维路径之间是互补关系而无所谓高下优劣。人类永远不可能对于整体思维、感悟（包括体悟）思维、联想思维和类比思维弃之不用。

同样是经验思维，实证、试验式的经验与中医体察、躬行的经验也是各有利弊。中医发展中，从“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汇集临床检验而著成《本草纲目》，从望闻问切的诊断到针灸、拔罐、推拿、按摩、刮痧等等治疗方法及各种养生功法，从经络穴位的认定到人体内脏和外部器官之间互动关系的觉察，无不记载了发现者或传承者千百次亲历亲为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样的尝试和验证关系，完全符合人类从感觉到知觉而形成感知的心理认知规律，完全符合心理学所揭示的条件反射、动力定性等人类智能或技能形成规律。中医理论是一种定性总结，即使用现代心理学眼光审视，其中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等方法论的渗透也是无可否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直到DNA双螺旋分子生物链的研究等等，依然有大量谜底没有揭开。但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医学实践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如果一切都要经过科学实验的验证之后才能被证明是“科学的”，才能被证明是可以允许其存在或发展的，才能确定其功能的可靠性或认知价值，那么，历史的或现行的人类行为多半应该叫停，因为“科学依据”不足。例如西医现在方兴未艾、强烈指导人们行为的关于心理和生理相互影响的医学观点，就很难提供西方医学意义上的实验依据，但是大量临床经验及定性总结表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具有巨大认知价值的。此时的西医，至少有一只脚已经深入地迈进了中医领域。又例如恩格斯曾经预言：“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或许，恩格斯说的有道理，而且的确有许多脑科学家一直为此而孜孜以求。但是，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没有人可以放弃对大脑的使用，也不可能放弃对用脑规律或思维规律的定性抽象与总结。

三．自组织机制理论对于认同中医价值的启迪

黄帝——老子——庄子基本上一脉相承，构成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源流。中医体系主要是以道家思想为内核的体系，不仅是“人道”思想的直接承载，也是“天道”思想的间接反映。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第三十二章）所谓“清静无为”，充分尊重“道”的运作于引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应当指出，道家思想在较大程度上，耦合了自组织理论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我们说过，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意识的有意识”。这是一个需要多层次论证的命题，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是人类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意识的地位和作用是“对意识有意识”的重要体现；意识到意识的地位和作用的局限性更深刻地体现了“对意识的有意识”。第二是“对意识的有意识”，方可以意识到意识的延伸，即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甚至非生物的万事万物也有一种“类意识”，即凡从无序到有序的运动体系都会有一定的“方向性”。这一深刻的哲学思想与达尔文进化学说、生命起源学说、人类起源学说、文明进化学说等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是，这决不是一种虚空的臆想，而是一种有依据的假说，其依据即是自组织理论。

万事万物的系统既可能从有序走向无序，亦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前者是热力学熵增理论研究的对象，后者是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所研究的对象。中国古代典籍认定的开天辟地之前“混沌相连”（《白虎通·天地》），“太初者，气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似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混沌”（《易乾凿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经》）等等，都是认为事物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西方亦此，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0页）。事物的有序性表现在许多方面，而中医至少刻意追求人体的时空序、功能序，并刻意追求时空序和功能序的统一。现代自组织理论认为，无序向有序的转化必须满足四个条件：第一是形成有序结构的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第二是系统内部的运动必须经常处于非平衡状；第三是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非线性；第四是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明显表现在系统变化的起伏涨落，即动态的非稳定性。无疑，人体系统是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系统。自组织机制的运行，是诸多要素复杂交织的人体系统无序与有序转换交替中，使健康有序成为主流的内在规律。而道家思想为宗旨的中医，从宏观到微观充分尊重、调动、激发、维护自组织机制的运行。这正是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中医功能与价值的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中医受到病诟，总体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大量的批评已经是对中医的贬抑、排斥，甚至对中医的“科学依据”、思维体系、方法论支撑、功能价值等等从根本上予以抹煞和否定。这些做法本身已经陷入严重的思维误区，从思维方式上看至少有以下几个致命的要害问题。第一是以单一思维方式取代多元思维方式或认知路径，前面已经论及，这里不再重复。第二是以极端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文化冲突。西医和中医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各自文化背景和文化发展脉络。文化冲突的解决，决不是有我无你、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而是多元并立、交融互补。顺便说一句，极端的“二元对立”思维不仅在对待中医问题上，而且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甚至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都有表现，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劣根性，危害至深。第三是“科学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科学主义”在线性与非线性、自然与人文、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连续与断裂、精确与模糊、解构与建构、对立与转化等多种哲学范畴问题上是极端、偏颇的。有人认为中国当下需要强调科学精神，还不是批判“科学主义”的时候，此话甚谬。中国当下恰恰是对诸多人类价值的“两面夹击”，比如科学精神遭遇的不光是反智和反科学，也包括“科学主义”。鲁迅倡导“矫枉过正”的时代已经走远，目前需要的是“左冲右突”、“左右开弓”。

当然，中医自身的发展也是需要认真反思的，这些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中医发展中的问题，而不应当看作中医本身所固有的问题。比如应当坚定不移地走“中西结合”的道路，既不能以为中医比西医“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而妄自尊大，拒绝向西医学习；也不是妄自菲薄，比如什么“去医验药”而实际上采取取消主义。再者，中医必须打破门户之见，这是中医发展中一个突出而重要的问题。中医研究和工作者应当以更宽阔的胸襟，以更充分的交流，使中医成为一个开放、与时俱进的学术和实践体系。最后，中医必须坚持“继承是基础，创新是目的”的原则，当今的中医们需要认真扎实地从源远流长的中医传统、博大精深的中医典籍中汲取宝贵的营养，这样才能有深刻的而不是肤皮潦草的继承，也才能有真正的而不是浮躁虚夸的创新。

　　　　四．异化——顺化与中医养生之道

中医及传统文化中凡是关于养生的思想学说基本上以道家哲学为理论依据，而老子是首开道家哲学滥觞的鼻祖，对于道的理解至深至远。当他“联系实际”，将道运用于养生的时候，“修道”本身即是“养寿”；“养寿”本身即是“修道”，或可以说，其整个身心的运行，已经与“天下大道”融为一体。达到这样的境界，成为一个旷古罕见的“超级寿星”，是可以想见的。

“孔德之名，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不是物质，但却包含物质。但是道又是“有生于无”，所以道的运作从前物质状态已然开始。道是任何事物系统运作中自组织、自调控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构成自然——宇宙系统的基本规律，所以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我们也可以说：“执古之道，以御身心之有”。人的身体生理系统、心理系统、整个身心系统、以及人的身心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存在着自发运行、自然调控的作用机制和功能。正如老子所说“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老子》第二十三章。）只不过，由于人的“主观人为”，由于人的“有为”，所以这样一种作用机制和功能不能像植物和许多动物一样自然而然地运行。这被看作人的优势，但任何优势之中都有劣势，任何进化之中都难免异化，所以，养生的核心理念在于：是否回归并充分尊循人的身心系统自组织、自调整的功能，即遵循“道纪”。

　　　人的一切欲望、智慧、知识、行为等等，凡遵循道纪则为顺化，凡违背道纪便是异化。比如劳动是人天赋潜能与后天能力的发挥，也是顺化的运作，但过度便是异化。从劳动的过程到劳动的成果都可能由于异化而成为反过来压抑人、束缚人的力量。就连思维与智慧也是如此。人很可能成为自己的智慧的奴婢，从而活成一个“假我”。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继而强调“无为而无不为”。可见为学日益是顺化；但所学智识、包括所有学到的纲常礼教等等都可能异化。为了遵循道纪，就需要返朴归真，需要回归真我，需要“日损”，以至无为。异化的“有为”最终还是无所为，顺化的有为最终将是无不为。所以一切批评老子“消极无为”者全都错了，难道“无不为”还不够积极吗？

关键在于，“假我”（包括集体人格的“假我”以至于人类的“假我”）的所谓“有为”，实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结果终究是无所为。真我的身心系统本身就是自然——宇宙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所以，与自然——宇宙系统保持高度一致，使身心系统充分发挥“道”的功能，即是养生的大哲理。

为什么要末就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要末就是异化？难道不可以“修道而养寿”吗？所谓“修养”，主要就是循道，就是返真，就是反异化。这才是老子的本意。当然也是老子身体力行而达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的真谛。

那么，顺化与异化之间，分界点在哪里？我们说儒家的“中庸”思想源于道家哲学、源于老子的“守中”，原因即在这里。道家的“守中”、“守常”，绝非消极避世，而是循道而为。一旦离道、背道、叛道，即须要无为。这其中，有一个区别的界限：何为循道？何为离经叛道？或者说：何为顺化？何为异化？答曰：界限在于是否和谐。欲望一旦成为纵欲、奢欲、贪婪，必打破身心的和谐，必打破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智识一旦异化，必导致短期行为、急功近利、弄巧成拙、自以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破坏自然却自以为是文明成就。劳动一旦异化，必导致压力、焦虑、浮躁、愤懑，或疲惫不堪等病态……

异化现象比比皆是。从人的所欲、所思、所求、所为，到一切人为的“成果”，都可能反过来成为压抑人、束缚人、扭曲人的力量。从社会到自然，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种种异化力量使人的本质由善到恶，使人的心态由快乐到痛苦；使人的身心由健康到疾患。怪不得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怪不得弗洛伊德说战争有死亡本质所决定而难以避免；怪不得出现人类自取灭亡的种种悲观预言。

“中庸”，正是儒家继道家而提出的一种循道的具体要求。首先，是树立了一种“心灵标准”。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又在《中庸》中说“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无怨天，下不尤人。”所谓不怨天尤人的开阔胸怀，实际上就是“下学而上达”的一种和谐状态。进而，针对欲望，儒家又树立了一种“伦理标准”。《论语·述而》中说：“饭疏食饮水，区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实，只要掌握了和谐这一标准，种种标准是相通的。因为，和谐，是万事万物系统发挥自组织、自调整功能的基本关系形态，是功能作用的量变形态。如水之静柔，如赤子之纯真。这正如老子所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哉？以此。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古人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明志”是消极吗？“致远”是消极吗？非但不消极，而且是一种高远博大、须终生追求的积极。然而，须淡泊方可以达到；须宁静方可以实现，含蕴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哲理。

《庄子·天下篇》中说：“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博大真人”的关尹，也是道家哲学的开拓者之一，对于老子的决定归隐深为理解，深知老子一旦西行必是彻底地隐遁无形，但他对老子的思想更为尊崇和珍惜，故而力劝、甚至“挟扣”老子临行之前一定要写出文字。于是，才有了流传千古的《道德经》。读老子的文字，可以想见他并非完全处于“被迫”，毕竟倾注了心血，凝结了所思，以至于深刻博大得幽远玄奥，精炼得近乎怪诞，优美得近乎浪漫。虽然夹杂着“道可道，非常道”的感叹、“知我者稀”的无奈、“以自隐为无名”的清高，但毕竟透露出对于后世知音的某种期待。

尔后，老子便西行而隐，或许是“修道而养寿”的一种境界的开始。开始得多么潇洒飘逸，多么优雅高贵，以至于司马迁只能从史料甚至传说中只鳞半爪的信息而推测老子的年龄。我们似乎看到一位鹤发童颜的历史老人、一位冷眼旁观、超凡脱俗的仙道，面对这期间的列国纷争、百家争鸣、烽烟遍地，甚至秦章汉律，时而笑而不语，时而摇头轻叹，而更多的是心如止水、静若处子。但我们相信，他定然还有一幅渴盼、信任与展望的目光。或许，汉初的无为而治，能给他带来一丝慰藉，令他含笑于九泉吧？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的生理机能如果能够正常、和谐地运行，排除各种不良的环境影响和疾病干扰，人的年龄应当在140岁到220岁。当然，生物学和医学等现代科学在防治各种疾病、延缓衰老方面功不可没，而且潜力巨大。但是道家哲学与现代科学完全可以找到并行不悖的契合点。因为现代科学用于人类健康，归根结底是保障人的身心系统本身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如果我们的眼光和胸襟更扩展一些，对于整个人类的“延年益寿”来说，核心理念也在于防止、排除和纠正种种异化，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世界，以及三者之间的和谐，在于“道法自然”，彻底走出以异化为发展的误区。

老子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大顺者，和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