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拉拉案申诉状｜征求意见

原创吴乘子刑海一舸

图为周阳春与辩护人进行侦查实验

⊙ 本文长约11392字，阅读约需29分钟

近日，货拉拉案二审终结，司机周阳春的辩护人为大案刑辩团队郑晓静、何智娟律师，徐昕老师也给予了充分关注。

周阳春在搭载货物及货主车某某期间，与货主发生争执。后货主从车窗坠落，因头部与地面碰撞致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一审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构罪对周阳春定罪处罚，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周阳春及妻子表示，余生将申诉到底。

周阳春的行为是否应被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争议极大。本案涉及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因果关系、预见可能性、结果回避可能性、被害人自我答责、信赖原则等刑法学理论问题都值得研究。笔者尝试从客观归责论、新/旧过失犯论、法益保护原则等视角讨论司机是否构成犯罪，代拟了货拉拉案申诉状，并向社会征求修改意见。

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周阳春，男，x年x月x日出生于x省x市，身份证号xxx，案发前系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签约货运司机，现住址为xxx。

申诉请求：

1.撤销湖南省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号刑事判决书；

2.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x号刑事裁定书；

3.依照事实与法律客观审理本案，并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

申诉人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行为”

二审裁定认为：“本案系不作为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周阳春负有职务上要求的作为义务以及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周阳春的先前行为使被害人的心理恐慌逐渐升级，并使被害人人身安全陷入实质危险，且周阳春已经预见到了被害人的这种人身危险，本案被害人系因周阳春的先行行为产生心理恐慌而坠车，并非被害人无故自行跳车，故周阳春负有防止被害人从其驾驶的货车上坠亡的义务。”然而，申诉人案发时保持专注驾驶，其未对被害人制造任何风险，且已尽职务上要求的安全驾驶义务，在被害人违背常理常情，做出跳车举动时，申诉人也无作为可能性。概言之，申诉人并无任何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可言。

‍‍‍（一）申诉人未制造“法”所不能容忍的风险

其一，社会生活中的诸多行为都有风险，但只有当行为人创设刑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时，才应当认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行为”，才可考虑责任问题。一方面，货拉拉作为从事搬家业务的公司，其与客户签订只是运输合同而非客运合同，载客属于好意施惠行为，因此申诉人没有按照被害人要求的路线行驶的义务。从整个驾车行驶行为来看，申诉人没有创设风险，本案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行为”。申诉人所有行为均是遵守货拉拉平台的各项安全规则及司机行为守则的，其专注驾驶的行为已达到保障跟车乘客人身安全的义务。另一方面，关于不理会被害人质问的行为，仅是申诉人情绪的发泄，虽令人不适，但刑法并不禁止，同样没有创设风险。二审裁定未显示申诉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身体接触，申诉人没有给被害人带来刑法所反对的风险，更谈不上存在“先行行为”。

其二，申诉人没有按导航路线行驶、与被害人发生几句争吵，这些都只是“生活行为”。即使四周人车稀少，申诉人上述行为也不至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险，须知这是正规平台的网约车，司机均实名认证，并非路边黑车。按照刑法的归责要求，在申诉人在和被害人之间连身体接触都不存在的场合，后者仅因为情绪激动而不顾一切地探身车外，其当然应当对自己行为的危险性负责。申诉人单纯地更改路线、偏离行驶轨迹等行为不能被视为是“制造危险”的行为，也就不属于“先行行为”，而是“生活行为”。

其三，申诉人的行为仅仅属于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风险行为，事实上并未制造法所反对的风险。从规范评价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明知跳车行为具有危险性而自行跳车的，相应的结果理应由自己承担，而不能要求对方承担刑事责任。若将申诉人的正常驾驶行为视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个人自由行动的空间便会受到限制，该观点也与法规范的意图相悖。

其四，申诉人保持安全驾驶的行为并非制造了“法”所不能容忍的风险。事发当时，不论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或生活常识，申诉人都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行车安全上而非被害人的行动。假使申诉人理会被害人激烈的情绪，将注意力集中于被害人身上，时不时观察被害人的行为，反而更易引起被害人的极度恐慌，也更可能引发违反交通规则、车辆碰撞、追尾等危险情况的出现。

因此，不宜将申诉人的“生活行为”认定为“先行行为”，申诉人不存在刑法意义上“行为”，实际上无须赘述“风险”，便谈不上犯罪。

（二）被害人自愿陷入风险，申诉人已尽职务上要求的安全驾驶义务

其一，本案介入极其异常的被害人自身因素，被害人理应自我答责，其死亡结果与被告人的生活行为不存在常态关联。被害人自我答责是对行为人归责的排除，具体体现在排除行为人的风险创设，如果被害人具备认识风险、支配行为的自我决定能力，当被害人实施了支配性自陷风险的答责行为时，应对其行为负责。根据案涉平台的规定，申诉人有自主选择路线的权利，且选择节省时间的路线也是人之常情。

其二，被害人实施了支配性自陷风险的答责行为，一个自由自主的主体应当对其自我决定的行为负责，其实施异常行为时已表明其自愿承担可能产生的危险的心理状态，其应当对损害结果自行负责。可见，该案中被害人的跳车行为才是产生可能出现危险状态的原因，实际上是被害人违反了法的规范保护目的，进而实现了风险，其死亡结果与申诉人的生活行为不存在常态关联。实际上，作为运货司机，申诉人的义务系保持目视前方、专注驾驶，以此保障乘客、自身以及道路上他人的生命安全，相反，如果申诉人放弃专注驾驶，转而与被害人纠缠，这种情形下更有可能产生危险。

其三，申诉人选择不同的路线行驶不至违反《刑法》及其司法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依据生活经验而言也不会造成异常的风险。在行驶路途中，申诉人没有及时回应被害人的质疑，未主动注意和观察被害人的动作多加关注，并不等同于被害人造成风险，而是符合其职务要求的行为。

其四，虽然被害人的跳车行为和申诉人的言语刺激有关联，但死亡结果是由被害人跳车行为所致，跳车决定系被害人基于自由意思做出的选择，申诉人对被害人的自由意思并没有施加强制，申诉人轻点刹车减速实际也是在降低被害人自身引发的风险而非升高风险，车速越低且降速平缓，对被害人的损害也会减小。被害人的行为具有自我答责的性质，故而申诉人的行为所制造的仅仅是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风险，而不是规范所反对的风险。

因此，不宜认定申诉人违反了其职务上要求的作为义务。

（三）被害人违背信赖原则做出跳车举动，申诉人无作为义务及作为可能性

其一，认定过失犯罪，必须要存在作为义务的来源，具体包括保证人对于特定法益的保护义务和保证人对于危险源的监督义务。不作为义务的来源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本案中，基于运输合同，行为人作为运货司机对货主不具有监管、看护的义务，仅具有安全运输的义务，这类义务中不包括对被害人违背信赖原则、自陷风险履行看护的义务。

其二，申诉人性质上为运货司机，其对于同行货主的安全保障义务相较运人司机理应有所减轻，因此不能将运输合同中提及的“安全保障义务”直接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要求的“作为义务”。实际上，被害人背离信赖原则的举动不仅超出了申诉人作为义务的范畴，更阻却了申诉人的作为可能性，其自愿跳车的行为已超出过失致人死亡罪构成要件涵射的保护范围。

其三，所谓信赖原则，是指行为人基于相信他人会依据法规支配自身活动而实施相应行为，据此造成的后果不归属于行为人。该原则源于交通领域，例如，行为人轻微超速驾车经过绿灯，被害人突然闯红灯，行为人刹车不及导致被害人死亡。案例中的行为人由于主观上合理信赖被害人会遵守交通规则，则对最终死亡结果不承担责任。相比之下，跳车行为比闯红灯行为更异常、少见，更不符合生活经验、人之常情，申诉人相信“在未存在任何明显现实、紧迫危险的情况下，其不会自杀”，这属于信赖原则范畴，此时应排除申诉人的作为可能。换言之，既然申诉人相信被害人不至做出跳车这样的异常行为，自然无法预料到其行为及死亡结果的出现。显然，此种情况不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构成要件的保护目的，即要求的行为人在有作为义务、可以预见危险的情况下，实施救助行为以避免结果的发生。

其四，被害人实施危险行为十分突然，对于专注于驾驶车辆中的申诉人而言，其至多做出事后应急反应，而无法期待其做出能够避免其死亡的行为。对于与该案类似的情形，罗克辛教授就曾做出分析：“假设甲唆使乙从布满裂缝的冰面上穿过湖去。当轻率的、但是的确对危险视而不见的乙因此丧命时，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甲是否——根据其不同的目的——应当由于过失还是故意来承担责任？根据在法律中作为基础规定的价值评价，应当拒绝这个问题。”因此，行为人教唆他人涉险都难于将死亡结果归责于他，而本案属于被害人违背信赖原则、自愿涉险的情形，更能够相对容易地得出过失致人死亡罪不能成立的结论。反之，若将申诉人的行为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不仅与民众的法情感不符，也超出了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保护范围。

因此，不宜认定申诉人负有防止被害人从其驾驶的货车上坠亡的义务，也不宜认定申诉人具有作为可能性。

二

申诉人的生活行为与

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

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退而言之，即使认定申诉人存在“行为”，其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且更无充分证据来支撑。二审裁定认为：“周阳春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的坠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周阳春两次提议收费搬运被拒心生不满、擅自偏航且行驶至人车稀少灯光昏暗路段、与被害人发生争吵、态度恶劣等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现实危险，周阳春意识到被害人心生恐惧后，仍然态度恶劣，行为冷漠，且在被害人离开座位探身出车窗喊停车，很有可能坠车的情况下，周阳春有停车条件仍然不停车，导致被害人陷入恐惧以至最终坠车死亡的结果。”二审法院认为，周阳春存在与被害人争吵、偏航的行为，如果其不争吵、不偏航，就不会发生被害人坠车的结果，因此周阳春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当然由司机过于自信的过失所致，故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分析逻辑容易忽略具体罪名的规范保护目的及其保护范围，缺乏对不法行为存在与否的详细分析，使得因果关系的判断“唯结果论”。

（一）无“行为”，何来“因果”？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不同于生活中的“因果关系”。现实生活中，一个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系列连环事件形成的结果。例如，A造成B，B造成C，C造成D，D造成E，则A、B、C、D与E结果之间均构成生活中、泛义上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对这一结果产生直接、间接联系的所有行为、事实，均构成该结果的泛义“原因”。然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某一或者某几种行为直接导致了某一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在各种行为、事实联系的链条中，只截取一个直接引发结果发生的一个环节，如上述的D造成E的发生，将之从整个泛义上的因果关系链条中剥离出来，只让这个环节的行为对危害结果负责，其他虽与结果存在某种联系，但并不是造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必对结果承担任何责任。否则，若将因果关系泛义化，使与结果一有联系的人和物都牵扯进来，将造成公众正常生活的混乱。易言之，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最核心的是行为直接导致结果，即行为对结果存在强劲的作用力，由此行为人因其先行行为而对结果负责。在过失致人死亡罪中，实行行为须是行为人实施了不符合事前规定的行动基准的行为。而申诉人的行为不仅符合作为一名司机的行动基准，同时也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行为”，故无法认定其行为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

判断有无因果关系最重要的是，申诉人的的行为是否会导致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结合前述分析，本案申诉人只是在被害人质疑其为何偏航未作回复，以及在被害人要求停车时未作理睬。申诉人的这种“沉默”并没有对被害人创设了某种具体现实的危险，更不会当然导致被害人跳车。申诉人的不回复、不理睬的行为，并不属于刑法上的危害行为。相反，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因为被害人不顾个人安全将身体探出车外，其通过积极的自主行为为自己创设了重大的安全风险。而申诉人在发现被害人的异常行为后立即采取了合理措施，通过轻踩刹车，打开双闪试图将危险性降到最低。质言之，被害人最终不慎坠亡，并不是由于申诉人的行为对其创造了某种现实的危险，申诉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无“风险”，何关“因果”？

如前分析，被害人的跳车行为属于自陷风险，从而阻却申诉人的不法。申诉人的一系列行为均没有创设法律不允许的风险。根据刑法规定，不作为犯需要行为人处于具有阻止危险发生的保证人地位，并且具有对危险源的支配能力，关于申诉人的保证人地位可能会有争议，但申诉人作为正在驾车的司机，显然没有对于被害人跳车这一危险源的支配能力，故其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法律不强人所难，司法裁判也不宜违背经验，若认定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等同于刑法要求公民在自己支配的领域对自陷风险的被害人无条件履行救助义务，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之意。

（三）无证据，谈何“因果”？

其一，申诉人轻点刹车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存疑，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申诉人轻点刹车的行为增加了被害人的危险状态并引起了危害后果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被害人因为自身没有能力保持平衡、控制危险的发生而坠亡。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宜认定申诉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其二，缺乏充分证据证明系申诉人的言语令被害人选择跳车，且申诉人存在作为义务及作为可能性。判断基于法律义务而产生的不作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考虑的是，如果行为人履行了言语和行动制止或者紧急停车等安全保护义务，是否就能避免被害人死亡这一危害结果产生？如果嫌疑人积极履行了这一义务，被害人就不会死亡，那么嫌疑人的不作为与被害人坠亡之间当然存在因果关系；反之，便不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例如，在丈夫从窗外发现妻子上吊时（彼时妻子还未死亡），如果以最快速度来履行夫妻间救助义务也无法救回妻子生命，那么即使丈夫未施救，也不能要求丈夫承担对妻子死亡的刑事责任。因为，若履行作为义务也不能阻断危害后果的发生时，那么不作为与危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便没有刑事处罚的根据和必要性。本案中，申诉人在驾驶机动车行驶过程中，被害人身体贴近副驾驶车窗，申诉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依据生活经验，难以想象申诉人可以腾挪出一只手来阻拦被害人。一般情况下，即使申诉人腾出手来也很难抓住被害人的身体以避免被害人坠亡。

其三，退一步讲，假设有证据可以证明申诉人能够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需要考虑的是，申诉人腾挪手臂拦阻的行为是否会加大被害人及自身的危险，还需要考虑的是，车辆能否安全行驶以避免对周边车辆或人群造成危险。如此一来，便不能合理排除，即使申诉人伸出一只手来无法抓住被害人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即使申诉人好言相劝也不能劝回被害人，并且避免被害人坠亡的可能性；更不能排除即使申诉人紧急停车也来不及避免被害人坠亡，且不造成车祸的可能性。

本案中，申诉人不存在先行行为，未对被害人制造且实现风险，其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在无充分证据证明申诉人采取哪种措施可以避免被害人死亡，也无充分证据证明申诉人采取措施能够避免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本案关于因果关系的证明未排除合理怀疑。因此，申诉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

申诉人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失”

再退一步，即使认为申诉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申诉人亦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失”，即不存在主观过错。二审裁定认为：“申诉人周阳春未尽到作为义务，主观上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一是周阳春未尽到作为职业司机最大限度保障乘客安全的积极作为义务。二是周阳春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先前行为。周阳春已经预见到被害人被害人处于高度危险之中，但轻信可以避免，主观上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实际上，申诉人周阳春不仅不存在预见义务与作为义务，并且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存在预见可能性。

（一）申诉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具有预见义务

本案中，申诉人主要负有法律规定的安全驾驶义务和货运合同约定的义务。

其一，申诉人作为货拉拉司机在道路上行驶，应当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23条的规定的驾驶人安全驾驶义务，包括行车前对车辆安全状况的检查，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能进行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申诉人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不存在违反安全注意义务的情形。对于司机而言，履行行车的规章制度，避免发生各种行车事故，是必要且合理的义务。但是，若要求司机在开车时必须预见到随时会有乘客企图自杀而扑到车前或者突然跳车等反常情况，不仅强人所难，而且还可能导致司机分神，顾此失彼，影响行车安全，使汽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优势丧失殆尽。因此，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相反，若认为随行人的跳车行为系司机能够预见并且应该预见的常见行为，本案也不至于引发如此广泛的公众关注和社会讨论。

其二，本案中申诉人与被害人之间只存在货物运输合同的关系。根据《民法典》第811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结合货拉拉平台规则，申诉人与被害人并不存在客运合同关系，被害人作为跟车人员搭乘货车与申诉人之间属于好意同乘关系。好意同乘，是指非经营性机动车所有人或驾驶人，出于好意，无偿地邀请或允许他人搭乘自己的车辆的行为，而好意同乘只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没有约定义务，只有法定义务。在本案中则表现为安全驾驶义务，申诉人应保障被害人在搭乘期间不因行车问题而受到损害，对于被害人个人原因造成的损害则不负有任何预见义务。

其三，申诉人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和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履行了安全驾驶义务和货物运输义务。本案中，申诉人的合理义务主要为，对于车上货物和跟车人员的合理保护。其中对于跟车人员被害人的合理义务表现为非因被害人故意、重大过失和意外事件致使可能出现的损害后果的监管。被害人作为一个23岁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将身体探出车窗行为的危险性具有充分的认识，其坠车身亡的结果属于自身对现实情况的错误判断而突然实施的反常行为所致，申诉人并未实施危害被害人人身安全的行为。申诉人减速打双闪合理合情，一方面可以避免被害人因紧急刹车的惯性而飞出窗外，另一方面可以提醒后方来车车上有异常情况，此行为完全符合一名司机的正常反应。

其四，根据《货拉拉软件信息服务协议》（2020年7月28日生效）第三条承诺及保证3.4：“阁下理解货拉拉及货拉拉软件是仅为普通货物提供运输信息的平台，阁下不得要求运输服务提供方提供任何形式的非货运服务。”在二者缔结货物运输合同并形成的好意同乘关系（即常说的搭便车）时，驾驶员没有义务必须将搭车人运送至目的地，甚至可以在遇到急事时掉头回转，把搭车人又放至路边。因此，在本案中，申诉人提供无偿的运人服务，被害人无权强制要求司机按照何种行车路线驾驶，其至多享有路线建议权；而司机具有绝对的驾驶自主权，其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更近更方便的路线，保证在平台规定的时间内将货物送到即可。

综上，申诉人履行了作为司机和承运人的全部法律义务，被害人感受到的危险仅是基于自己的遐想和臆测，其自行决定将上半身探出窗外导致了自身的坠亡结果，申诉人对被害人的自身行为及其后果不具有预见义务。

（二）申诉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具有预见可能性

其一，行车环境不具预见被害人坠亡的条件。根据二审裁定，案发路段光线昏暗，人车流稀少。在这种情况下，申诉人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行车安全上而非被害人行动自然无可指摘。如果司机将注意力集中于被害人身上，反而容易导致其他危险情况的产生。

其二，结合申诉人节省搬运时间的心理态度，很大程度上不会预料到被害人会作出使自己陷入危险的举动。并且，被害人并非推开车门摔出，而是从车窗处坠落，这种情况下申诉人更无法预见被害人为逃离车厢内所采取的跳窗这一危险行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以案发时的场景，认为行为人对于被害人跳车身亡具备预见可能性，实则是站在事后的角度，假设申诉人可以采取防止结果发生的最佳行为。

其三，被害人实施危险行为十分突然，对于行使中的司机只能做出事后应急反应，而无法事先预见。从警方通报的案发时间判断，从21时29分许被害人先后共四次提出停车要求，到21时30分34秒行为人停车查看后拨打救助电话，这一分钟内发生的坠车行为极其迅速。要求行为人在开车的过程中对难以预见且迅速发生的危险做出有效的排除并不实际。站在事发当时，从申诉人角度考量，其正常开车，只是没有回答被害人的问题，实属难以预料被害人会作出跳车举动。

其四，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即使申诉人具有事先意识，但在极短时间内也难以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做出快速的反应，更不必说当时司机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驾驶车辆上。被害人突然起身探出车窗，申诉人不具备预见被害人坠车危害后果的可能性。

因此，结合申诉人当时的行车环境、主观心态和驾驶行为，不宜认定其对被害人跳车的行为有预见的义务及预见可能性。

（三）申诉人不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

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状态，过于自信的过失属于有认识的过失。如前所述，申诉人显然无法预料到自己在正常驾驶时仅仅是由于不理睬，就会导致被害人坠亡。在被害人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后，申诉人轻点刹车减速并打开车辆双闪灯的措施，均是基于正常的驾驶规范。任何一个司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都会采取这种处理方式，而非提前预见了被害人坠车的后果并尝试快速行动以避免结果的发生。因此申诉人缺乏对于被害人坠亡结果的认识，进而不构成过于自信的过失。

综上，不论是基于生活经验还是法律规定，抑或是刑法原则及保护目的，都难于得出申诉人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失”的结论。

四

四、再退，若为平复舆论舆情，

可尝试分析精准罪名

本案发生于公共道路、货物运输的过程中，若找精准罪名，可尝试分析申诉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首先，从构成要件来看，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申诉人与被害人争吵、偏航的行为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系纯粹的生活行为，即这种行为在生活中经常出现，依据常情常理也是能够被公众所容忍的。甚至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也无法找到否定其行为的规定。因此，申诉人的争吵、偏航行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亦没有制造交通肇事罪所不容许的风险。

其次，从规范保护目的来看，交通肇事罪中的危害结果必须由违反规范保护目的的行为所引起。退一步说，即使行为虽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也发生了结果，但倘若结果的发生超出了规范保护目的，也不能认定为本罪。例如，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禁止酒后驾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驾驶者因为饮酒而导致驾驶能力减退或者丧失进而造成交通事故。如果酒后驾驶并未导致驾驶能力减退或者丧失，而是由于行人横穿高速公路造成其死亡的，对驾驶者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司机性质上为运货司机，其对于同行乘客的安全保障义务相较运人司机理应有所减轻。况且，该案中被害人死亡结果因其自愿跳车的行为所致，司机不仅未实施刑法上的危险行为，结合前文关于被害人自我答责、违背信赖原则的分析，司机对于被害人自愿陷入的危险不具有防止义务及防止可能性，故被害人造成自身的死亡结果不及交通肇事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之范畴。

再次，从立法原意来看，交通肇事行为存在类型性，因而立法者将其从外延较大的普通法条（过失致人死亡罪）中“剥离”出一部分行为加以规定，以对法益给予特殊保护，立法上可能作出不同于普通法条的规定。作为特定领域下对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限缩适用，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原意在于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维护交通秩序，保证公共安全。结合前文所述申诉人与被害人争吵、偏航的行为并未制造法所反对的风险，在其不存在其他违章行为的情况下，保持正常行驶不会产生指向公共安全的危险。相反，若司机放弃专注驾驶，转而与被害人纠缠，这种情形下更有可能侵害交通肇事罪保护的法益。

综上，申诉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对于申诉人的生活行为，至多予以行政处罚，或根据其对应的责任划分追究一定的民事责任。

五

本案未排除合理怀疑

（一）被害人坠亡的原因不清

根据警方通报，被害人将身体探出车窗后，为何最终坠亡的原因未知。被害人是因为没有能力保持平衡、控制危险的发生而坠亡，还是主动跳车，抑或是有其它因素存在，这些疑问均不明。并且，未见有其他证据证明申诉人存在其它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不能排除被害人因为自身没有能力保持平衡而坠亡的合理怀疑。换言之，本案至少未排除被害人将自己置于危险状态后，他人不存在救助可能性的情况下，自身实现了危险的可能。

（二）如何避免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疑

一审、二审均认定申诉人的危害行为是“不作为”，即不制止、不有效降低车速等。然而，申诉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被认定为有效措施，且该措施能够阻止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些疑问均尚未解答。申诉人未紧急停车，而采取打开双手、松开油门、轻点刹车的措施可以是出于审慎考虑和保护被害人的目的。

（三）本案属于意外事件

本案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发生的关键在于，被害人对于申诉人不理睬、不回复的“沉默”行为产生误解，由于自身的过度臆测，以为存在某种危险进而将上身探出窗外后坠亡。首先，通常情况下，司机的“沉默”、“不言语”不至给乘客带来威胁和危险，而被害人的反应及行为是基于自身原因产生的偶然情况，申诉人根本无法反应和预见；其次，申诉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反对态度，亦即，如果申诉人事先具有预见自己的沉默会导致被害人产生恐惧的能力和条件，便不会不做出言语回应。但是，申诉人与被害人之间系不熟悉的陌生人，申诉人无法了解被害人心思敏感、胆小的人格特质，申诉人对自己的态度会给被害人产生何种心理状态和行为不存在预见可能性。本案中，客观上存在损害结果，但该结果并不是出于申诉人的故意或过失，而是由申诉人不能预见的原因所致，被害人的坠亡当属意外事件。

综上，不宜认定申诉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仅因态度上的“沉默”和难以预测的意外，便要给予司机周阳春远超国民预测可能的刑法制裁，这不仅不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及其保护目的，也违背人们的生活经验与公众的正义直觉，更与刑法保护法益之目的相去甚远。

申诉人的生活行为未制造且实现“法”不能容忍的风险，在被害人违背信赖原则、自陷风险的情形下，其自愿跳车的行为已超出过失致人死亡罪构成要件涵射的保护范围。法律若要保证正当利益的实现，则必须容忍一定的风险，否则将使社会停滞不前。若认为申诉人有过错，实属将民法中“安保义务”引入刑法领域，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从期待可能性角度而言，面对本案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司机，面对脆弱的人性，刑法也宜倾注些同情之泪。

上述事实、证据和法律充分说明，本案可能存在一些不同于法律条文、刑法规范、生活经验、常理常情的偏差。而一项有足够说服力的裁判，不仅要依据立法原意，也要遵循法律规定，同时还需合乎常情常理。惟其如此，才能分清是非曲直，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公正，守住刑法的谦抑“本性”。故请求贵院审查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依法启动再审，改判为盼。

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司机周阳春

x年x月x日

风涛正掀舞

一舸泛刑海

辛

丑

大案刑辩

邮箱：xuxinlaw@163.com

电话：1780123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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