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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先生的课总得积极占座。能占多前就占多前，晚点儿不但没好位置，还可能没位置；如果踩着点儿来，恐怕不但没处坐，还压根挤不进教室，没处站。
 

刚开始上外国建筑史的时候，如果是下午的课，上午最后一节课后，就有同学赶去主楼914教室，用课本或笔记本占好座位再回食堂吃饭。随着课程深入，内容愈发精彩，占座愈发激烈。高班同学明明已经学过考过，居然回炉蹭课，更添我们压力。大家纷纷比拼真身更早到达，用沉甸甸肉身代替占座的课本、笔记本。

01学生中间流传着陈先生的故事
 

学生们热情似火追捧课程，陈先生倒算不得热情。课下，他总是沉思的样子，很少笑，一身灰扑扑衣裳，偶尔沉默着穿过走廊。建筑系走廊两边挂满优秀学生作业，他不咋看，也不评。

学生中间流传着陈先生不跟别人说话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应该是北京市领导的决定，要复原颐和园后山的苏州街。历史教研组另一位教授是中国古建筑专家，毫无抵抗地接下设计任务。我们那会儿只是低班学生，并不太懂群众喜闻乐见而专家为啥反对，只听说陈先生认为做假古董堪比破坏真古董而反对复原。反对自然无效，陈先生竟迁怒那位承担设计任务的教授，旗帜鲜明不跟他说话。

陈先生上课没有废话，也不说笑话，但常常批评。陈先生写很多建筑专业评论文章，我读到的批评居多。他一面科普保护真古董，一面批评假古董，批评“大屋顶，小亭子”的建筑复古。社会总要进步，什么力量也挡不住新的美学形式诞生。陈先生热烈欢迎新建筑，也曾经感叹，它们要跟那么美的屋顶、斗栱、柱式、拱券竞争，创造新的美学形式，太难了。他批评北京城里的很多大院堪比“地主大院”，说那不只是物质形态上的地主大院，还是思想上的封闭、保守，是城市开放、活力的敌人。

我现在猜想，他可能不讨人喜欢，很多人压根也不爱理他。

三十多年过去，新的建筑形式已经喜闻乐见，城里的“地主大院”对城市活力的伤害也有目共睹，关于“小街区，密路网，开放街区，增强城市活力”的呼吁已经是全社会共识。

我们用的教材《外国建筑史》是陈先生写的，它也有个传说。

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建筑系要开外国建筑史课程，陈志华拿出《外国建筑史》新书稿。早在1962年，32岁的陈志华就编著出版了《外国建筑史》仅供学校内部使用。新版经改写和压缩，水平大为提高，1979年作为陈志华专著出版，1997、2004、2010三次再版，至今不失其权威地位。陈先生啥时候做的这件事？不问也知道，被批判、被“劳动改造”的间隙里。没出过国，资料啥啥都敏感，咋写的？这个，不问也知道，迎着困难写的。 

实际上，在文革中做学术，迎面而来的远不止困难。

清华大学闹文革很凶，乐此不疲从头闹到尾。在清华，梁思成先生等反动学术权威的遭遇肉眼可见，文革中不堪其辱自杀的教授也并不鲜见。中国古代建筑属封建遗毒，外国古代建筑属封建加西方毒性加倍，研究它们？躲还来不及呢。

陈先生从未说起自己写教材的事儿，上课也不用这份教材。他一开课就说，教材既然有，你们看看就好，不用我再说。
 

 02看见人，才能理解他们创造的建筑。

与其说陈先生教我们，不如说他享受我们一起走一段旅程。先看见人，认识人，听人说话；再走过人们曾经走过的路，看到人们看过的阳光蓝天绿树；最后，才能理解、欣赏那些人像上帝一样创造的建筑。

我永远记得陈先生所讲古希腊。时间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强大的波斯入侵希腊城邦，挑起希波战争。 

战前，雅典的商业、手工业和航海业就很发达，平民地位高，建立了自由民民主制度。雅典卫城古已有之，陆续建成。中心神庙为保护神雅典娜而建，每逢4年一次的雅典娜节，以自由的平民为主，大家在卫城游行狂欢，其已成为城邦象征。

战争中，波斯曾攻占雅典，摧毁了雅典卫城所有建筑。这可大大激发了雅典人反抗侵略者的斗志，他们要保卫的不仅是自由和海上贸易的利益，更要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他们比那些贵族寡头统治的城邦行动更坚决，承受壮烈牺牲，尤其以平民为主的海军立下赫赫战功，使雅典成为希腊城邦盟主。公元前479年，希腊战胜波斯。

战后，经济和文化迅速恢复，各城邦密切交往，文化融合，雅典当仁不让成为希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人热情万丈重整雅典卫城，要比原来的卫城还要雄伟壮丽。

重修雅典卫城以及花多少钱、怎么花，都由民主决策。这是平民要去纪念自己的胜利，纪念民主的胜利。雅典卫城永远记下了这一历史的黄金时代。 

课堂上的我们屏气凝神，跟着陈先生讲解，一幅幅幻灯片看过去，就像来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雅典。

早晨，节日庆典的队伍在山下的广场集合，来到胜利神庙的陡崖下，能看到削壁面上挂着战利品，削壁女儿墙以及胜利神庙上浮雕着战争胜利场面。绕过削壁，登上陡坡，穿过朴素的山门，迎面是铜铸镀金的雅典娜像。她手执长矛，巍然屹立，以垂直形体对比着横向展开的建筑群。再向前走，就是统帅全局的帕提侬神庙——位置最高，体量最大，形式最简洁，风格最庄重，装饰最华丽，色彩最鲜艳——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杰作。

雅典人按游行、祭祀、狂欢的亲身体验而设计雅典卫城总体布局，正是现在设计师天天挂在嘴上的“以人为本”。

当年课堂上的我们，犹如亲身跟随游行庆典队伍，在灿烂阳光下被雅典卫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所震撼。教室里安静极了，掉根针都能听见。

陈先生继续解说帕提农神庙。帕提农神庙形体单纯，恢弘大气。它平面长方形，长约70米，宽约30米，周围一圈柱廊，柱高10.48米。貌似简单几何形，其实加入了若干弧度和斜线的细部。帕提农神庙的柱子不是绝对垂直，而是略向中央倾斜，位置不同斜率不同，它们的中心线可在上方3.2公里处汇于一点。帕提农神庙台基面不是标准水平，呈中间高两边低的弧度。帕提农神庙采用陶立克柱式，外轮廓是上细下粗的弧形。这样的匠心设计，使它看起来更稳定、向心、坚实，如同活着的生命体。

所以说，帕提农神庙体现了古典时代希腊艺术家精致敏锐的审美力和工匠技术的高超娴熟，证明了自由人类释放出的巨大创造力。

帕提农神庙东西山花的雕刻图片放出来的时候，陈先生似乎停顿了，然后引用18世纪意大利古典主义雕刻家坎诺瓦的话说：“所有其他雕刻都是石头做的，只有这些是有血有肉的。”

仔细看看这些雕刻吧，他们的衣褶似乎带着体温，皮肤下面血液还在流动。

这是两千多年前人类艺术达到的巅峰。

毕业多年之后，当我在中国杭州的工作桌前绘制一棵石柱、一组线脚；当我出游欧美，在博物馆站在一尊古希腊雕像前，我都会想起陈先生说过的话，为眼前一棵石柱、一组线脚、一尊雕像的美而感动。

03 要退休的年纪，为啥跑到偏僻小山村吃苦？

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并非浪得虚名。1991年秋天，建筑系五年级同学就能正经干活，跟随老师进入各种各样实际项目。那会儿深圳广州经济形势一派大好，建设项目钱多，出差能坐飞机，看得我们古建组同学个个眼热。

古建组很缺钱。跟随陈志华、楼庆西先生，从北京到金华绿皮火车要跑十好几个小时，连硬卧票他们也嫌贵。

我们要去一个小山村做乡土建筑测绘。那地方很穷很偏，不但不通火车，连公共汽车也不通。清晨在金华下火车，乘汽车到建德县城，我们还要再换乘一种机动小三轮俗称小蹦蹦。车厢内很小，有同学连木板也没得坐，只好站着；车厢顶又不够高，站着的同学还得低头弯腰。车厢顶和侧边裹着帆布，屁股后面敞开着，泥土路上下颠簸扬起黄尘，一路行进，乘客们一路喝灰。 

太阳快要落山，我们下了小蹦蹦。眼睛里只看见山外青山，耳朵里只听见溪水潺潺，山坳里白墙黛瓦的新叶村展现在我们眼前。

跟陈先生同在古建组的楼庆西先生担任本次乡土建筑测绘总摄影师。楼先生主要拍建筑，偶尔拍人。刚下车，我们还晕头涨脑，楼先生就兴致勃勃打开他的宝贝相机立刻开工。夕阳下抟云塔、文昌阁在金黄色田野上如此美丽，十个同学正好配做模特，楼先生就给我们拍了张合影。

1990年代的新叶村几乎是被现代社会遗忘的角落。村中心池塘边，总有几个面容呆滞的人在游荡。因为交通不便，附近几个村子世代通婚，出生人口的智力缺陷比例明显偏高。

陈志华先生本来是研究外国建筑史的学者，来到新叶村时他已经61岁。要退休的年纪，为啥跑到浙江建德偏僻小山村吃苦受罪呢？

陈先生在后来出版的《新叶村》一书中写道：在建筑历史上，一向大书特书的是宫殿、庙宇、陵墓和城郭。殊不知，正是在这些极其普通的村落里，我们祖先用奶汁和亲情喂养了整个民族，孕育了民族的文化。因此，乡土建筑中保留着我们民族的记忆、民族的感情最丰厚。研究中国文化史，不能没有乡土建筑。

而现实情况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乡土建筑正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陈先生说，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正因为新叶村被现代社会遗忘，才保留着很多类型的古建筑，而且布局结构完整。在浙江西部，乃至整个江南，都很少有。

在陈先生眼里，新叶村是个惊喜。而对我们十个大学生来说，新叶村堪称小小惊吓。现代社会要予以消灭的苍蝇和跳蚤，在当时的新叶村活得滋润。得知来了新鲜外人，它们可劲儿亲近我们。村民们管厨房苍蝇叫做“饭蝇”，由它们黑压压叮满顶棚。我们一天三顿饭，得时刻小心饭碗，发现一只，挑出去一只，剩下的饭接着吃。跳蚤尤其爱年轻的身体，一直对我们紧追不舍。每天晚饭后集体看图，一个同学后背发痒开挠，其他九位势必随之一起挠起来。

陈先生和楼先生六十多的人，跟我们吃住在一起，比我们睡得晚起得早干活多，我们当然也不会叫苦叫累。

我和其他两位同学一个小组，负责测绘南塘边名叫是亦居的住宅。一行三人走过陈先生走过的同样街巷，走到有序堂前，看见南塘的波光水影，我只感觉拐弯抹角被绕晕不识东西南北，村子破败不堪，南塘水脏兮兮。

我不知道南塘早于新叶村而存在，不知道朝山道峰山是卓笔峰，南塘作为“墨沼”倒映这座峰形成“文笔蘸墨”的好风水，来自新叶村七百年多前的规划。那是陈先生时刻装在脑中的功课，等着深究。

陈先生负责新叶村乡土建筑总体设计。他怀揣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大局，悲天悯人又看得到乡亲们细微的生活。

“从家里闭塞的、小小的天井走出来，经过深沟一样夹在连续不断高墙缝里的狭窄阴暗的街巷，来到宗祠前的水塘边，空间忽然宽阔，阳光忽然明亮，感觉的变化十分强烈。”这是陈先生眼睛向下看，去敏锐感受七百多年前新叶村公共空间规划的鲜活体验。

相较于呆在清华建筑系的高冷，陈先生走在新叶村小街巷象换了个人，总是笑眯眯说话。从洗菜用的小竹篮、针线笸箩，到团扇、扁担，乃至老太太搓麻绳用的刻花瓦片，他都看在眼里，由衷夸赞。瞧他手拿罗盘，有胆大的乡亲免不得请他回家瞧瞧风水，他也并不嫌人家迷信而拒绝。我猜他看风水时可能送出了一些祝福，所以我们走在路上，曾经被款待尝尝新酿的米酒，或吃刚出锅蒸熟的芋艿蘸白糖。 

呆得越久，看得越多，越爱。我参加测绘的是亦居，刚去只觉得黑咕隆咚封闭阴暗，没等测绘完毕，我就爱上了它。我们测绘的成果忠实纪录了是亦居的风采，跟着新叶村其他的研究、测绘一起出版成书。是亦居作为乡土文化小小一滴水，也有机会被世人看见，记住，成为让人珍惜的遗产。

我们测绘9年之后的2000年，新叶村被批准为省级文化保护区。完成新叶村测绘之后，1992年春天我们测绘的诸葛村，于1996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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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如今我年过半百，多懂了一点陈先生。

我们毕业了。毕业10周年匆匆返校；毕业20周年，也匆匆返校；即将毕业30周年，我才意识到，这么多年过去，我没再见过陈先生，没去看过他，连张贺卡也没寄过。而陈先生，今年92岁了。

老人家总是忘记眼前的事，记得很久之前的事。陈先生还记得自己年轻时候吗？

1949年，差三个月不到20岁的陈志华已在清华大学社会系读了两年，却壮着胆子跑到胜因院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家，申请转到当时的营建系。梁先生很高兴，絮絮叨叨说了很多，无论建筑设计还是城市规划都需要社会学思考等等。怯生生的陈志华听不清楚梁先生太多话，只清晰记得林徽因先生的热情。

林先生催陈志华赶紧去注册组办转系，还说，营建系欢迎你。我们本来就想着让营建系先去文学院、法学院上两年课，三年级开始学建筑，五年级毕业。你正符合我们设想。

林徽因先生的教导，陈志华一直记得，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林先生讲解卷草装饰纹样，用纤细的手指比划，强调软塌塌曲线要不得，越是圆润的曲线，越要给它倔强，给它力量；林先生讲希腊建筑装饰纹样卷草和蛋剑如何经由印度传入中国，如同一堂系统大课；林先生曾经写下几页纸，密密麻麻小字，关于科林斯柱头和卷草的断想。那几页纸一直被好好保存着。

还有更多有关林先生的记忆，写在《记忆中的林徽因》一书里，被我读到。

那是1953年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工地上，年轻的实习生陈志华，眼看着雕花师傅一锤一锤，把石碑上的花环打造出来，靠工棚门口放着。吃饭的时候，大家端一碗菜，捏两只馒头，慢慢欣赏，赞叹。陈志华知道，那是林徽因先生设计的花环小样。

那个石刻花环小样，做了林先生的墓碑。

几十年过去，陈志华成了我们的陈先生。去瞻仰林徽因先生墓地，墓碑上林先生名字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凿去，一直没有修复。陈先生想，不需要名字也罢，看到那个花环，就看到了林徽因先生。

陈先生说，他从社会系转到营建系，原因之一是仰慕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自己当了老师之后，才领会到他们的气度和风格正是教师最重要的品德。 

如今我年过半百，多懂了一点陈先生，多懂了一点清华建筑系那些老先生们的气度和风格。

我保存着一组照片，那是毕业前的一天，楼庆西先生掌镜，陈先生、李秋香老师老师陪着我们古建测绘组十个同学照了好多合影，从东区主楼前大台阶，到西区大礼堂，水木清华，近春园。在我心目中，陈先生一向惜时如金，不肯浪费一丁点时间。而那天，天好热，花了好长时间，跟我们一起拍照，看我们笑闹，照片里的陈先生安安静静笑眯眯的。

注：本文有关雅典卫城、新叶村、陈志华回忆林徽因的内容，来自以下参考书：

1.     《外国古建筑二十讲》陈志华著，三联书店出版

2.     《新叶村》撰文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3.     《记忆中的林徽因》杨永生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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