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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浙江名探崔国华因病去世。享年70岁。

从农历来说，他还没过70岁的生日。

在浙江乃至全国刑侦界，崔国华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过手的都是各地警方久侦未破的案件，如浙江第一悬案、甬绍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董文语系列杀人案、黄岩纵火案、宁波慈溪白骨案等等。

可以说，每一起疑难案件现场，都有他魁梧的身影，浙江多起大案的侦破都有着他的功劳。

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他说：“在没看到现场前，我不做任何评论。”他说，他所有的判断，都是亲眼在现场看到的。

他每次去现场会诊，哪怕成了全国专家，他也依然会“趴下去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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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国华生前，真水无香公益的几位志愿者与他有过交集、交情，今天，我们刊发他们的纪念文章，一起缅怀传奇人物老崔。

案犯是谁，他在哪里？他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两个问题。这本应是一部恢宏的著作。

 朱建

“真水无香公益”志愿者、前《都市快报》总编辑

2021年7月27日，我第一次见到崔国华。

知道这个人，是10多年前了。2005年开始，浙江省公安厅推出刑侦专家制度，我当时所在的都市快报社也开始了和省公安厅的长期合作，在《都市快报》上不断推出《名探》系列报道。这些名探中，崔国华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他是公安部认可的刑侦专家，浙江地界上，凡破不了案子都要请他。

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不断地会从一些已经离开公安系统的朋友那里听到他的名字，尤其是一些当时未能侦破的大案，现在因为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告终结，曾经的办案人在重新复述时，都会印证崔国华当年判断的精准。

总之，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从一个名字到一个神，这是我对他的认知路径。

2021年初，“真水无香公益”要做崔国华的特稿，希望由我来写，我当然乐意接受这个挑战。

崔国华个子很高，语调平缓。他已退休多年，从警近四十年中，当每一件经历过的往事重新记忆起来时，依然精确，就像珍藏的物件，在反复擦拭中闪烁着奇特的光泽。

“对你来说，什么是现场？或者说现场到底有什么？”这是我们交流时所提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泛指的现场就是发生案件的地方。但是从刑侦的眼光来看，不能只看到已经发生的，还有预谋过程。现场留下的线索，是物质痕迹，是能看见的。还有看不见的，是意识痕迹，但这些你都要看见。”

我请崔国华打个最直观的比方。他拿起桌上的一瓶矿泉水，重新挪了个位置。

“这就是现场活动产生的一个变化。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注意。矿泉水按道理应该在那个位置，但它到这里了。为什么？是有人想喝？还是拿过去看？对于案犯到达现场之后出现的所有变化，你都要有迅速的判断。瓶子上有没有指纹是一件事，但更重要的是现场出现的变化。任何一样东西的移动，都是有原因的。你把这个原因搞清楚，琢磨透了，整个案犯在现场的活动过程以及心理状态，就可以聚焦了。由此就可以来判断案犯是什么样的人，有多大年纪，有什么偏好，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比如，一个人杀了人之后，他把被杀女人的口红拿走了。而拿走了的原因，是他想送给另一个女人。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勾连的。如果缺失了，那么你在刻画案犯肖像时，就少了一块重要的拼图。”

崔国华显然是个天才。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现场的权威，那么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刑警在勘查现场，为什么能真正看透现场的人少之又少？这其中是否需要具备某种天赋？或者说有第六感的作用？

崔国华的说法是：“天赋不好说，但灵感是一定要有的。灵感源于个人已有的知识，后天的努力，加上对工作的热爱。这三者缺一不可。”

崔国华没有老师。但他最终成了中国刑事技术的宗师。
 

他197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光学系，是浙江公安搞痕迹的人当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的。他最大的贡献，除了深入现场，侦破了一大批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之外，还建立了一支全国班子最强、培训最全的刑事技术队伍，这使得浙江公安在上世纪80年代的命案破案率迅速进入全国前列。

那天上午，崔国华回溯了很多案件。其信息量之大，需要用很长时间去消化。

神之所为神，是因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一样。视角的背后，是思维。有了异于常人的思维，才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真相。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条件与今天完全迥异的情况下，只有思维和智慧才能穿过现象表面，最终接近并触达真相。

举个例子。

有一起拦路强奸杀人案。等发现时，那位女性在棉花地里，尸体已经腐败。限于当时条件，生物样本无法获取。现场条件只有尸体身下留下的一个拖鞋印。几个月排查下来，排查不出结果。

崔国华去了。

之前的排查，已经通过查找拖鞋类型找到一个样本。但这个样本并没有说明和证据有关的东西。他重新来看这双拖鞋。他发现拖鞋上有一道豁口。

怎么会有这道豁口？原因在于这是这类拖鞋最容易断裂的地方，穿几天就会自然产生。它与证据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

崔国华继续看。但这一次用显微镜看。

所有的图像经过放大之后，就会产生新的信息。一条简单的裂痕，就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世界。弯曲，粗细，每次形态都呈现出更多的真相。有一条纹路在微观的状态下，完全吻合了现场信息。

拖鞋是谁的？村里治保主任的儿子。案子就一下破了。

看法不一样，导致的结果就不一样。一般人是用肉眼看，更进一步是用放大镜看。但崔国华不一样，他用显微镜看。用今天的话术来说，他升维了。

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年，永康有一个老板娘在家里被杀，也是很久破不了案。

崔国华来了。

他看到的现场情况如下：人躺在一张单人床的中间，双脚顺床沿挂下，右手手臂被西瓜刀的刀背砍伤，床头有一个保险柜。

抢劫。这是他的第一个直觉。

但是现场留下的痕迹太少。以前农村的地面几乎没有技术条件，都是凹进凸出的泥巴。唯一留下的是一枚鞋印，而且是踩在一个揉成一团的香烟盒上的不完整的鞋印。搞鉴定似乎没有意义。

他仔细看过现场之后，说了一句：这是两个人做的案。

而之前所有侦查的方向是一个人。因为现场只有一枚鞋印。

他的判断依据是：死者是躺在床的中间。当她被案犯用刀抽打的时候，为什么床有空档而她不移动躲藏？她一定是移不过去。移不过去的原因，一定是这边还站着一个人。

​当崔国华下了这个结论，两个对象立即就有了。因为离现场不远的两个外地人不久前无故离去。而两个人的行为，都不在之前侦查的视线之内。

那天，崔国华一口气讲了十几个案子，除了上面两个个案，其余的都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因为是特稿思路，当时我们就约定另找时间，租下宾馆，花几天时间，围绕具体案件，一一详谈。

世间的事，大都难以如意。之后很多案件因为年代久远，查找资料以及寻访共同办案者困难重重，重建现场记忆的工作进展很慢。再往后，听到他中风的消息。然后，是白血病的突如其来。

他走得很迅速。像竭力要退身于这个技术时代，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也像是一个绝句。

我必须永怀一种遗憾。

“我们搞案件的最大责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回答案犯是谁。其他都是服从这个前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在哪里？”

他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两个问题。而这本应是一部恢宏的著作。

我一直很感谢老崔，是他促进了杭州刑事科学技术更快地提升，在全国领先一步。

余伟民

“真水无香公益”秘书长、前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

我和老崔有着40年的情谊，我们是曾经一起出入现场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是好兄弟。

我比他晚两年到公安，我1979年转业到了上城区公安分局，后来被派去学习痕迹检验技术，和刑事科学技术自此有了缘。

那时候，很多痕迹检验技术员是半路出家，他们到公安系统后，再去进修学习的。被派去学习的也是领导选过的，我记得，当时让我们这些新来的民警看了一个案发现场，回去画现场图，这也说明做好一名痕迹检验技术员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一个时空概念，还考验着他的观察力、对现场的理解力如何。

我和老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相识到现在，我们一起看过很多现场，从1982年3月9日的人民银行杭州湖滨分理处盗窃案到后面很多案件的现场，我们一起出差，一起吃住，男人之间的情谊有时更多是默契、惺惺相惜。

作为一名老刑警，我很佩服老崔，他的理念很新，也很乐意接受和学习新事物，他的破案理念走在那个年代的前列。

比如说那起湖滨分理处金库被盗案，金库被撬，9.5万元现金不翼而飞。现场，老崔也来了。

这起案子现场提到了一枚球鞋印。这起案子发生之前，在当时的佑圣观路106号也发生过一起入室盗窃案，财物损失并不大，那起案子现场也有球鞋印。老崔看了后认为，虽然两起案子的鞋印花纹有差异，但属于自然磨损形成，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大胆地认为两起案件可以串并分析，两起案子系同一人所为。由这个思路指引，最终抓到了金库大盗。其实，因为两起案子案发时间相隔较久，比对存在一定难度，这是非常典型的小案串并大案，也正是从那起案子开始，有一个新的侦查思路在我们破案中被越来越多地提及：串并案件。小案子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大案，这也要求我们刑事技术员重视小案勘验、重视物证的串并。新的思路和方向，让我们在一些大案现场更多地采集提取到物证，哪怕当下没破，物证的存在，永远将是解开真相的一把密钥。

某商场特大鸡血石被盗案、杭二中财务室被盗案、六公园茶室被盗案，三起案发现场都发现有旅游鞋印，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我们走访发现是一双“地多”旅游鞋留下的，那时候，旅游鞋还是时髦货，不是谁都穿得起，那次，老崔也提到虽然案发地点不一样，但这三起案件可以串并。10年后，1996年，我调到了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1995年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已率先建立了指纹库，我们把六公园茶室、杭二中财务室被盗现场的指纹录进去后，比对上了江干区一起案件的一个嫌疑人，他被抓后，我跟他说：十年前，我们就知道你，我们找你找了10年。

有时，案件不能及时侦破成了积案，和当时技术条件受限有很大关系。所以，以一名杭州老刑警的身份来说，我一直很感谢老崔，是他促进了杭州刑事科学技术更快地提升，在全国领先一步。

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城区一级公安分局只有技术组，不像一些县市一级有刑事技术点，城区一级只有一个勘查包，没有细分的痕迹检验设备，比如工具痕迹勘查设备等，也没有专业的痕迹检验实验室、专用照相室、物证档案室，也没有一支专门的技术员队伍，城区一级一般只有两三名技术员，遇到案件，需要支队一级的刑事技术来支援。

是老崔跟省公安厅建议，向公安部提出可以在杭州建立一个区一级技术点，公安部、省公安厅、区政府等各级共拨款10万元给了上城区公安分局，有了资金，全国第一个区一级试点痕迹检验实验室就建立起来了。当时物价便宜，十万元可以做很多事了：比如搭建专用技术用房，引进先进设备，像一台奥利巴斯照相机2000元左右，我们可以去买彩色胶卷来冲印了。勘查现场需要照相，以前拍的都是黑白胶卷，但黑白影像在一些现场细节的呈现上不清晰，彩色影像会更加立体，对现场分析更为有利，而刑事照相技术员拍完照也有自己的暗房冲印照片了……

最关键的是，我们城区有了自己的现场勘查技术员队伍，从3个人发展到6个人，我们有了自己的照相、痕迹检验技术员，上城区这个试点成功后，又逐渐复制到全国全省，如星星之火，基层的痕迹检验技术队伍日益壮大起来。现在杭州13个县市区都有了自己的现场勘查技术队伍，估计至少有一百五六十人的规模了。

2001年，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始筹建DNA实验室，也是得益于老崔的推进，杭州是继省公安厅成立DNA实验室之后，在全省率先成立的，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老崔一直主张“砸锅卖铁也要建实验室”，当时建一个DNA实验室要花上百万还不止，但这一项新的刑事科学技术相当于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它在当时是属于国际科研的前沿。

1995年，第一个国家级DNA数据库在英国诞生。4年后，1999年，浙江省公安厅引进，开展DNA鉴定技术。2002年，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DNA实验室建成。随后，我们开始在萧山、余杭县市区建DNA实验室，到2011年，13家分、县（市）局都有了自己的DNA实验室，从最早的杭州市刑侦支队3人小组到现在包括13个分、县市局在内约有五六十人的专业队伍。

正是老崔的促进，推动了杭州整个刑事技术的提升、专业队伍和机制建设，可以说，他和其他一些老专家，成为让杭州乃至整个浙江刑事技术走向全国领先的那座桥梁。

去年夏天，“真水无香公益”想做一篇老崔专访，我代表“真水无香公益”和老崔见面，也是见见老友。他当时刚做完心脏手术不久，像他经历过那么多大要案，早已把生死看淡了，那天，他看上去状态不错，言谈之间很乐观。

但我知道，一直以来，他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

以前我做刑侦支队长的时候，遇到大案没破时，看到老崔来了，总感觉他是来支援我的，他在帮我分担一点压力。他作为全国专家，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请他去会诊，也是想让疑案有个结果，他肯定也很想给人家一个答案，给出一条指导路线，但破案子也讲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候我们穷尽一切手段，但还是缺一点最后的时机。但对刑警来说，那些没破的案子会一直成为他们心里的隐痛。

去年11月左右，我接到他妻子电话，说老崔要转院去进行较长时间的治疗，我才知道老崔检查出来了白血病。我当时愣了，在我印象里一直爽朗强健乐呵呵的老崔竟然又住进了医院，我帮他联系车辆，并关照院方的医护人员尽量给他多一些护理上的照顾……

1月20日，老崔儿子小崔跟我说，他爸爸要输血，急需和他基因匹配的血源。我得知后，马上联系，了解到血库里符合条件的两名志愿者回老家了，我想着再找其他渠道试试，正当我们有了进一步消息时，1月24日早上5点多，小崔发来微信：我爸爸于今晨4时10分逝世。

看到这条信息，我一时不知怎么回，心里很不好受，他走得太匆忙，和他每次出发去现场一样……

他留下了珍贵的宝藏，它们保留在了一册册卷宗里，记录在了一本本办案本子上。

柏建斌

“真水无香公益”志愿者、钱江晚报资深记者

1月24早上，起床看到余伟民转发来的一条微信：余叔叔，我爸爸于今晨4时10分逝世。

我心一沉，感觉空空的，万分的愧疚。

前两天，余伟民告诉我，老崔因为血小板数值下得快，需要基因配型血小板。但因为临近过年，适配血小板捐献者比较难找了。

我一方面与我供职的钱江晚报社联系准备刊发寻找捐献者的报道，同时报社跑线记者也尽力与血液中心取得了联系，寻找血源……

好不容易报社同事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说血液中心找到了一位捐献者，准备赶来献血。

但一切都太晚了……

24日下午，我和余伟民来到半山好乐天守灵中心向老崔作最后的告别。看到警帽下老崔瘦削的脸，感慨没能最后帮一帮老崔，悲从中来。

回想起来，与老崔相识已有30多年了。因为“真水无香公益”之约，2021年7月27日，与余伟民、朱建和崔国华进行了一次长谈，没想，这也成了我与他见的最后一面。

与老崔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1995年12月6日凌晨，宁波绿州珠宝行发生持枪抢劫杀人案，凶手用手枪杀死二名保安并抢走了大量珠宝后逃跑。

1998年4月7日，绍兴供销大厦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1998年案发后，我去了现场。我记得，专案组当时认定绍兴一案与宁波案为同一人所为。

那次我去采访，崔国华和我聊了许多两起案件中的细节，他说了一些作案特点，包括进入现场和逃跑路线等等。

两起案子都涉及到开枪，而且作案的凶手也顺利逃脱，当时有人认为凶手可能是退役特种兵，但崔国华和我说，根据一些细节看，不像是这种人，印象里，他说的语气很肯定。

2004年1月22日凌晨，诸暨第一百货商店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通过串并，认定和宁波绿洲珠宝行、绍兴供销大厦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我也是在那之后，和崔国华的接触多了起来。

这三起案件性质恶劣，而且每隔三年发生，一时间轰动全国，公安压力也很大。2004年，我向公安厅提出了报道要求，希望公布案情细节和作案工具，向社会公众广泛进行线索征集，我写了《浙江刑警遭遇强敌》这篇报道，刊发于《钱江晚报》上，这中间，崔国华提供了很多他的想法和思路。

比如关于凶手的年龄，大约30多岁，身高1.70米左右，穿39—40码鞋子，体态中等偏瘦等等。老崔还说这个人有攀爬能力，在宁波绿洲珠宝行一案中，他攀爬电梯井道等。

老崔也会单独和我们一一复原案件的细节，还会跟我们讲他分析的一些依据，他由此而分析得出的凶手作案特点。

这一系列抢劫杀人案，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被称为“浙江第一悬案”，应该说，老崔对于案件的细节全部在他脑子里，包括他退休后返聘的几年里，一直在努力寻找突破口。有几次碰到，我们总会谈起这个案子，我记得，他摇摇头，但接着又会缓慢而坚定地说，这人是逃不掉的。

2017年3月29日傍晚，我得到一个不太肯定的消息：绿州珠宝行持枪抢劫杀人系列案破了，凶手也被抓住了。

我想从侧面印证这个事，第一个想到了崔国华，电话马上接通了，老崔说他酒已经喝多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宁波的案子破了。

老崔这一番话，让我坚信案子肯定破了，于是当天晚上，我便和同事胡大可、陈雷连夜赶到诸暨，对案件的侦破进行了报道。

我又联系上了崔国华，让他对案件侦破进行简单总结。他说，当年参与案子时分析的很多情况，其实和现在得知的情况都是一致的，比如年龄。他说，当时很多人都猜测说嫌犯当过兵，他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个年轻人，年龄不会很大……

说到兴头上，他说这是浙江刑警碰到最棘手的案子，破了，他是真的高兴。我记得，电话里，他声音难掩兴奋，他说他一直坚信这个人迟早会被抓住，因为有很多痕迹已经被他们掌握了，一旦露出马脚，就会被警方锁定。

想起来，我和老崔碰面比较多的地方，都是杭州发生的一些特大案件的侦破现场。他有时出现在指挥部里，常常是听完侦查员们的报告后，一个人在一边思考，比如1999年余杭乔司香烟市场发生的王军持枪杀人抢劫案、2000年万向公园劫杀案和2001年富阳灭门惨案等等，这些案子当时都没有马上侦破。采访中，我时常会向他讨教一些问题，听听他的看法，这对日后案子侦破后的报道，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我在刑事案件报道的专业性方面，有所提高。

每每破掉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老崔偶尔也有得意的时刻。记得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差路上，他便和我讲起了一个费了很大力气破获的案子。他知道这种特别恶性的案件我不会报道，讲起来也比较放松，是一起变态杀人案件，被害人被分尸，凶手还把尸块煮了……老崔说他全面分析这类凶手的特点，从人的精神疾病等等入手，来刻画这类群体生活状态和居住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最后锁定了凶手……

老崔走了，本来和他相约的第二次长谈再也实现不了了，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惋惜。老崔虽然走了，但他留下了珍贵的宝藏，它们保留在了一册册卷宗里，记录在了一本本办案本子上，那是他一生的心血，等着我们去挖掘。

这一声老师，是他们在和老崔一起办案中，学到了很多，发自内心由衷的一声尊称。

杨丽

“真水无香公益”志愿者、都市快报资深记者

1月25日早上，我去告别老崔。我带了一份《都市快报》，上面有我写他的报道。

前几年采访时，他拿出一本本案情分析笔记本，每一起大案会诊后他都会做分析，图文并茂，有手写的也有打印的，到了案件成功破获后，他又会再整理一本厚厚的案情笔记。一次采访他，老崔拿出董文语系列杀人案笔记，我用手比划量了下，大约有五六厘米厚，在笔记里，他不仅写自己的破案思路，也写存在的遗憾和遗漏。

那次采访，我就跟他说，“你这以后可以写回忆录啊！”当时，我还提出我可以帮他写，他还说不用，他要自己写。

问他什么时候写，“我空了以后写”他笑着说。

只是他似乎一直没空的时候。

1月24日早上得知去世消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中午在橙柿互动上发了稿子后，晚上又重新梳理了一些内容放在版面报道《浙江名探崔国华昨晨辞世，享年70岁》里。

晚上取新闻副标题题时，我和编辑有了不同意见，到底怎么表述既让标题对仗工整又贴切？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还商量着，这是对一届名探老崔的尊重。

去的路上，我又想，如今都是读屏时代，这么做会不会很突兀？

这篇报道，就当是我帮老崔写的一个回忆录篇章吧，我交给他的儿子小崔，告诉他我的想法，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替爸爸谢谢你。

我写的这篇报道被放在入口处的架子上，是公安厅刑侦总队一位领导的提议，和崔国华的生平介绍紧挨着。

告别大厅摆满了花圈，老崔生前的同事、好友都来看他，刑侦总队的郑晓婷声音低沉地说，她昨天一天都在接电话，全国各地的，都是来问老崔的情况。我了解到，老崔生病后，公安厅副厅长聂展云一直过问老崔病情，刑侦总队一直很关心老崔，想着办法。

小崔跟每一位来告别他父亲的人握手，看得出小崔在努力撑着不让自己倒下，他是独生儿子，妈妈因为难过身体不舒服，他怕妈妈再触景伤情，让自己妻子陪着照顾老人，后事都是他操持的。 

后来，老崔的弟弟妹妹说想看看老崔的报道，我又叫闪送送了几份报纸，老崔的妹妹拿了一份，折好，揣进口袋，“我们都想做个纪念。”

老崔是长兄，家里包括他在内有6个兄弟姐妹，老崔的父亲是山东南下干部，一家人到了淳安后扎根下来，父母拉扯孩子并不容易，他也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

老崔的兄弟姐妹如今年纪也大了，最小的妹妹也已经退休了，前几年，老崔的父母先后走了，也许这也让老崔心里难过吧。

长兄如父，老崔父母一直生活在淳安，老崔到公安之后，基本上一年三分之二时间都在出差办案，很难照顾到双亲，平时大多是兄弟姐妹照顾。“他心里也不好受”，我和老崔的二妹坐在楼下聊了会，门外，不停地，有不同地方牌照的车停下，有杭州的、嘉兴的、金华的、丽水的、温州的、台州的……车上下来的人，纷纷在前台登记办理送花圈。

嘉兴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陆建林写道：“老友陆建林敬挽”，“他是我师傅”他说。

在浙江刑警圈，很多人都会喊老崔一声崔老师、崔师傅、崔老，这一声老师，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师生”，而是他们在和老崔一起办案中，学到了很多，发自内心由衷的一声尊称。

有一年，嘉兴发生一起杀人分尸案，在河道里打捞起一块尸块，是一只已经高度腐败的大腿，从一些特征来判断，死者是一位女性。

那个年代，如果放进现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来看，当时人们的生活路径短而且简单。但闭塞的交通和信息让这条路径像一个迷宫。

这类案件最重要的是找到尸源，确定死者身份相当于靠近了真相的一半。

陆建林回忆说，他们当时在河道沿岸周边走访，挨家挨户查找有没有失踪人员。

在一户人家家里，看到一双高跟鞋，“老崔研究了高跟鞋，告诉我们说这双鞋就是死者穿的。”

他为什么这么判断？

“老崔是从高跟鞋内衬底表面压痕来分析的，我们每个人穿鞋走路，会在我们的鞋子内衬表面上留下痕迹。”在那些肉眼不太能分辨的曲线里，暴露着一个人走路的形态、走路的习惯以及脚的形状和特点。

那是一个还没有引进DNA鉴定技术的年代，那也是一个需要刑事侦查员、刑事技术员另辟蹊径的年代，需要观察、需要理解更需要对生活经验的解读。而这些生活经验，往往因为习惯而被忽略。

“为什么窗台上有这样的痕迹，这样的痕迹是做了什么留下的？刚参加工作的技术员可能会忽略，他不会，他总是在现场提问，他的提问让年轻的技术员发愣，也让他们有了方向”。

近中午的时候，金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传统侵财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陈徐毅来了，他是“老崔工作室”成立后，老崔收的第一批弟子。

2010年11月，陈徐毅还有杭州和宁波两位刑警一起成了老崔的徒弟，举行了正式的收徒仪式，他们跟老崔学了整整一年，“他真的是手把手教我们的，毫无保留”。

每次老崔去会诊，他们都会跟着去，老崔会让他们先看先分析，然后问他们怎么看，等他们发表完后，他再慢悠悠说出自己的见解，如果遇到徒弟遗漏的情况，老崔会不留面子地指出来。老崔把自己整理的笔记给徒弟们看，但从不让他们去复印，而是让他们抄下来，“他觉得如果你复印了，你就会放在一边不会去看，也不会去思考了”。

老崔还有个习惯，每次睡觉前，会在床头放纸和笔，他让几个徒弟也这么做。

老崔觉得破案和写作一样是需要灵感的，“半夜醒来，把脑子里的念头记下来，如果当时不记下来，灵感过会儿就忘了”。

“我们坚持不了，有时会有惰性，想着明天再说吧”，陈徐毅说每次出差，老崔都起得很早，他醒过来都会记案情分析，“他办起案子来，着魔了一样”。

陈徐毅一直记得老崔的一句话：我们哪怕错了，也要错的有道理。案件分析，各种观点就像一场辩论赛一样，每方都需要充分依据才可以让自己的论点立住，这种意识让陈徐毅在每次案发现场都不敢一丝大意。

他们三位如今成为三地刑侦上的中坚力量，陈徐毅觉得自己只是学到了崔老师的皮毛，“我们无法企及他的精神，他是一个特别会钻研的人，哪怕研究现在的非接触性案件，他也一样会钻研进去。”他一直希望还可以跟崔老师学习，但再也没有机会了。

陆陆续续的，不断有人来和老崔告别，和老崔差不多年纪的老刑警们在门口相遇，大家久别重逢，打着招呼问候彼此，延续着以前研究案情时的习惯，吸口烟再说。

原本这样的老战友会面里，应该还有老崔。

人物名片：

注：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网络。

完

排版 ：细辛

编辑 ：胡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