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如何报道刘学州寻亲风波？ | 舆论手札

昨天从新京报的最新一轮网络遭遇，谈到新的内容竞争下形成了一股新的网暴动向。新的网暴机制是想说的重点内容，但因为对《新京报》的刘学州寻亲单篇报道有评价，这少数段落不幸地吸引了读者注意力，一些读者、师友写下了愤怒的商榷意见。

这些批评集中在新闻伦理上，认为新京报作为一家重要的新闻机构，应当在报道中自觉体现比一般规范更高的要求。有的师长特别提到，“动态真实”不能成为新京报单方面严重指责未成年人的理由。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要遵守更严格的职业伦理。

这些对具体报道效果的担忧，以及对新闻伦理的重申，都是有价值的。不算在新京报官微评论区要打要杀的“猛士”，“我们”视频的记者编辑想必早已收到比旧闻评论多得多、也许更直率的批评。宣传有纪律，报道无禁区——但后者的一言难尽也是现实。

就这些天写读看的感受来说，考虑到不少读者仍在询问新京报报道的原地址，追问原报道的内容，也考虑到公号读者中有相当多是新传院师生，所以做一个报道的梳理工作实属必要。它们可以成为进一步业务、理论讨论的所本，避免无的放矢。

新京报“我们”视频一共刊发了刘学州寻亲的四个报道，日期分别是2021年12月13日、2021年12月16日、2022年1月18日、2022年1月20日，属于热点新闻类的视频报道。这四篇报道依据信息增量依次制作，形成一个系列报道或连续报道。

引发外界激烈关注，饱受诟病，也被认为是引发网暴刘学州导火索的是第三个，即2022年1月18日晚间上线的报道。此外，新京报也刊发了评论，从法律角度探讨生父母的罪责。目前，报道的记者、评论的作者已经被人肉搜索，挂像威胁。

从“我们”视频的立足点、操作手法看，延续的仍是长期以来占据舆论优势地位的寻亲报道的路数，像新闻媒体此前的姚策报道、孙海洋孙卓报道等等。它的由头是刘学州自行公布的寻亲视频，加上新闻记者的采访素材，制作成短新闻视频报道。

第一个报道的信息量是“刘学州的又一起寻亲”，第二个报道的时机是刘学州借助自媒体对外宣布“已找到亲生父母”，也是短新闻的信息增量。寻亲成功的报道在“我们”视频官微的浏览量不高，算是很低。直到这个时间，微博网暴尚未充分形成。

给新京报惹来麻烦的是“我们”视频的第三个报道。此时，刘学州赴大同认亲成功，其感受都发了抖音和微博自媒体。随着认亲形式向日常生活方式的转换，刘学州与生父母争执，关系出现裂痕。“我们”视频采访了刘的生母，加刘抖音视频素材，剪辑成视频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视频第二、第三个视频报道之间的一个月，刘学州已经被卷入了相当规模的网暴漩涡。这轮网暴集中在他的抖音账号评论区、其他持负面评价的抖音博主那，并溢出平台与微博网暴合流。网暴的核心是说刘学州摆人设骗捐之类阴谋论。

这一个月大概是刘学州最难熬的一个月，不仅要周旋生父母的纠葛，还要应付网暴，虽然他在社交媒体上始终以笑脸、阳光、轻快的回复示人，但可以想象其内心的巨大波澜正在冲击他的心防。许多媒体事后报道的抑郁症，恐怕是他竭力要搏斗的压力之一。

许多新闻学师友纠结的是，“我们”视频第三个报道中，何以不见刘学州的回应？是他拒绝接受采访还是记者联系不上？据信，在“我们”视频了解到刘学州是抑郁症患者后，20日停止了对他的报道。可以推测在此之前，记者与刘学州的互动已经受到他情绪状态的影响。

但在刘学州的抖音和微博账号上，孤勇如他仍然在“战斗”，以一种非常压抑的克制，礼貌地坚决地否认生母的说法。“我们”视频20日作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报道，报道了舅妈的说法，传达了舅妈保护刘学州的声音。从系列报道实操看，这也是一种平衡技术。

后来被指控为掀起网暴导火索的第三个报道，截至1月27日，其浏览量是16.4万，而20日对刘学州舅妈的报道，也是对刘学州的正面阐释，其浏览量是936万。假如16.4万可以引发网暴，那按照同样的逻辑，936万是否可以引发多得多的网络同情？

在刘学州过世后的综述报道中，有新闻媒体反复提到深深困扰刘学州的是私信骚扰。这一网暴的代表手法之一早早发生于第三个报道之前，新浪微博的一个处理数据证明，这一骚扰私信的出现高峰是18号，而其时“我们”视频的第三个报道尚未刊发。

从微博官方披露的数据，可以明确看到针对刘学州的网暴在18日达到顶点，而后快速回落。因为这张表格未公布纵轴的数量级，所以难以分析下降的幅度。但这张表格的趋势，粗略但清楚地将网暴作了阶段性划分，参考香港传播学者方可成的判断。

将新京报“我们”视频第三个报道与网暴刘学州认定为因果关系的人，往往引用刘学州微博上对该报道的截图转评，认为可以“钉死”新京报的“罪证”。但这个微博发表时间是第三个报道次日下午，而且刘学州怼的是生父母，而不是新京报。

网络上传播广泛的另外一张截图，同样被认定是新京报“作恶罪证”的，是刘学州社交平台的一张截图，表达了对“无良媒体报道掐头去尾”的恨意。但从时间上看，这个状态尽管是在18日18时16分发表，但早于“我们”视频第三个报道的上线时间（18日23时46分），同样不能成为新京报引发网暴的证据。

在昨天的公号文中，推测了一种新的网暴流动，从微博舆论场之外的内容平台涌入，形成网暴刘学州的基本盘。微博上久已存在的对新京报的刻板印象与负面评价，借刘学州报道形成第二股网暴构成，并在微博上借含糊的截图、话题集纳、话术等壮大声势。

很多阴谋论者都在这样说，新京报报道刘学州是为了“蹭流量”，说这些话的人早早拒绝相信新闻的任何正当性。若把“流量”比作眼球经济的代名词，“新京报”这个标签同样是流量世界的硬通货，许多网暴新京报的人利用短期关注度急速带货变现就是明证。

严厉的师友有一种意见，就是即使新京报与第一波网暴无关，但与第二轮网暴中某些部分脱不了干系。这就促使我们仍要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上，面对特殊的报道对象，怎么把报道做扎实？或者退一步说，即使特殊对象自行公布个人信息、诉求，新闻报道如何恰当介入（或不介入）？

与许多师友将“未成年人”视作刘学州的特殊性不同，个人以为在这次风波中，刘学州的致命软肋是他抑郁症这个情况。抑郁症病人主动及被动卷入舆论乱流，此一身份对少年刘学州命运天翻地覆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作为“未成年人”的身份。

批评新京报的人列举了“新闻伦理”这个理据，指出它可以完善的方向。从他们使用的用意看，其实是认为在缺少刘学州声音的情况下，新京报不该出第三个报道。但不要忘了，这种观点是在刘学州发生不幸之后反推的，相当于一个事后的安全补丁。

新京报陷入的情势，让一些师友焦虑于报道技术的改进，以为可以借此化解眼前的行业危机。可是，在现有局面下，技术改进往往与整体背景息息相关，奔着技术改进去的，可能最后是坍塌更多。而碍于某些原因，业内人士又怯于展露此种真实。

比如，与其在题材的自我审查和文本追求上陷入茫然，更可行的办法也许是不再报道有心理疾患的人，即使降低他们的权益能见度？因为在舆论僭越新闻的常态下，谁也不能保证产出一个完美的、不被责备、任何情况下都安全的报道。

西方的新闻报道规范在本次风波中被再次提及，以为可以“洋为中用”，这种将新闻技术与媒体基础设施相割裂的讨论法，可能只是满足“媒介批评”的奢华虚荣，却无视或看不到这种“移植”早已是无本之木。此时重提，让人有今夕何夕之苦叹。

道德是用来界定对和错的，伦理是在各种情况下对道德的应用。如果我们追求一种完美的职业道德，实际上等于否认许多行之有效的业内伦理操作，可能难以应对实际的报道环境。所以在刘学州悲剧上，重点可能不在于显著改善的空间，而是“不报道”或“不跟进”的选项。

这么说，绝不是认为新京报毫无反思、改进的必要。这么大的风波之下，教训将内化在更多新闻机构的新闻操作中，成为一个在风暴中竖立起来的“三块广告牌”。毕竟新闻人都看清现实了：热衷反转的受众，要求新闻媒体“一次即完美”。

或许新闻中人还要想想，如若将“记录与传播”作为安身立命的价值，在社会新闻无可避免成为主要报道类型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地在新闻题材上与流量焦虑保持距离，特别对那些与公权关系不大的“家事”类社会新闻，是否要尝试放手？

从本次风波的对立情绪看，抛开那些恶意的攻击，不同人群高喊要警惕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你要警惕的是事实核查或声音的平衡，而他警惕的则是你作为新闻机构的整体存在。对新闻伦理的误解和恶意理解，将继续制造新闻机构与平台大众的张力。

十多年前，社会中人向往一种“人人都是媒体”“随时都是传播”的状态，等到经受那么多之后，眼看着当年的所谓理想变成另外模样，扎根在超出理想预期的信息环境，大众分裂为小众，小众细化为个人。聚啸而来的信息流动，张扬危险气息，谁能设想网暴过后的和解与合作呢？

刘学州的绝对苦难令人扼腕，关注规模也令人吃惊，可是以少年坦露心迹的公开程度而言，仍有强大结界将他与数以百万计的人隔绝，那种踏入其真实生活的救助及行动力令人悲哀地欠缺。人们只是跟随话术凌空虚蹈，却对制造真实的温暖有心无力。

图片来源：刘学州微博。愿少年安息。

题图当代水墨，@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