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刚刚遭遇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失业、离婚、抑郁，或是仅仅感到“生活有点不对劲”。你可能会走进一个房间，大概十几平米，和卧室差不多大。房间里很安静，有两只舒适的沙发，它们的位置关系很有讲究。或者说，这个房间里的时钟、绿植、摆件等物品都有点讲究。

你坐下来，试图用语言描述头脑中那团混乱的情绪。在过去，这个房间总是显得很神秘，想要一探究竟，但高昂的费用令人望而却步。因此，来到这里首先意味着你具备为此付费的能力，且做好了持续付费的准备。它的准入门槛大约是，每小时300元~1200元。

当坐在那只沙发上，你期待自己得到理解，并最终（但最好是马上）从痛苦中解脱。你可以在这里谈论公共道德里不被允许谈论的东西，不管是作为关系里的第三者还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你预备好即将开启一段心灵冒险之旅。但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遇到点麻烦的你。

很快，你的目光落到坐在对面沙发上的那个人。你注意到他的样貌、穿着、声音，这几乎就是全部的信息了。他们很少暴露自己，你会诧异他很久闷不吭声，只是聆听、提问，再聆听、追问。在一些时刻，你会有点着急，他们怎么还不给出锦囊妙计，毕竟你为此而来。在另一些时刻，你会忍不住用熟悉的关系定义他，比如像朋友、伴侣、敌人、师长，甚至你会模糊地形容他为“生命里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个特别的人有个专业称谓叫心理咨询师，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第一次见面，你们会进行一些约定，确保这是一间安全的房间。你们会在固定的时间地点见面，通常每周一次。你会被承诺，隐私不被泄露，不遭受价值评判，不会被突然抛弃。任何激烈的、芜杂的、理不清由头的情绪感受都可以带到这个房间里来。在这里，一切都是可以讨论的。

找到一名专业且匹配的咨询师，困难程度介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发师和完美的恋人之间。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他们流派众多，理论假设不同，疗法“兵器”差异巨大。你只需要明确，所有流派都会承认咨询关系是最重要的部分。

但你们也只能在这个房间里见面、对话，不可建立私人关系。就像这个封闭的房间一样，心理咨询师是一个充满禁忌的职业。他知晓你最私密的内心和几乎所有的过往，你却对他一无所知，你没有他的微信，看不到他的朋友圈，不知道他的人生发生过什么。这是他们职业伦理要求的一部分，除了个别情况，这个故事同样不会涉及这些。

本文讲述的部分是，一些心理咨询师正以不同方式走出房间，他们来到了社交媒体、综艺演播室、公共视野之中。他们同时观察着隐秘的心灵和变动的世界。他们处理着个体与时代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工作——心理咨询不再局限于方寸之间，它正在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生活方式、很多个流行词汇以及愈发迫切的时代需求。

过去一年，公共媒体把很多问题抛给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几乎每一篇的标题都是一个关于时代强有力的追问：

我们为什么这么累？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怀旧？

挫败、自恋与倦怠，我们该如何与精神困境相处？

去年年底，崔庆龙发了一条微博：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那种一觉醒来，充满着活力和期待完成一天事务的感觉？很多人感到“被击中”了。之后，他在微博持续输出“心理效能”相关的内容。这原本是个临床词汇，崔庆龙发掘并进行了创造性使用。当心理效能低，人在重压之下，会产生倦怠、匮乏的情绪感受，就像一块没电的电池，不再有快乐、希望和行动力。

他在一年时间里增长了40万微博粉丝，这令他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心理学博主、网红咨询师，并收获了颇多赞誉。有人当做互联网心灵告解室，“在短效讯息流中获得片刻平静”；有人称他为“我的碎片疗愈师”，用各种譬喻形容他文字的作用——颅内按摩，心灵绷带，平静药丸。

崔庆龙能感受到人们面对现实寻求某种解释的迫切，就像真的存在一个无所不知的贤者坐在菩提树下，能提供一味解决问题的良药。这样的任务曾在不同的学科（通常是社会科学）和学者身上轮转。疫情之后，心理学成为了“显学”，咨询师似乎是最合适的角色，他们既能精准切入当代生活的病灶，又能提供了一种充满共情、理解和接纳的回应。

心理学大师卡伦·霍妮提出，神经症是人的内心与环境产生冲突无法平衡的结果。同一种社会结构和时代氛围下，人的情绪状态会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也许倦怠就是我们的神经症”，崔庆龙说，“疫情之前，内卷已经让人处于心理氧气不足，压力过载的状态里。疫情就像踩了一脚油门，把这个过程突然加速了，为数不多的心理余额又骤然减少了一部分。”有时候他会收到网友留言：我心理效能低到都看不完你那么长的微博。

七月初，我去成都拜访了崔庆龙。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当面采访，他有点紧张，似乎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了。他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有一间咨询室。作为一名全职心理咨询师，最多的时候他一周要接待33个来访者，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且对咨询师的个人生活提出了极高的限制和要求，从日程规划到情绪状态，必须坚固而稳定。那些动辄千字的长微博，全都是他在咨询之间的碎片时间完成的。因为匆忙写就，又考究文字，他会在一天中的空档反复编辑。

他本人也呈现出了与之匹配的稳定态，平静，克制。虽然平均每天发布两到三条微博，崔庆龙至今不玩社交网络，不懂网络热梗，不看新闻热点，他有一种对人对事的隔绝感。他每天使用微博20分钟左右，只有打字和发送两个动作，极偶尔会刷下评论。

在关于“倦怠”接受了七八次媒体采访后，崔庆龙自己也陷入了某种倦怠。他不觉得心理咨询师能够真的处理大众情绪，尽管这让心理学变得更有市场。

“说实话，我并不为此开心，我觉得咨询师也挺无力的，更多的问题回答不了。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更多优秀的社会学家，更多优秀的架构设计师，他们可以从结构层面去优化，也许只是一个参数的调整，就能把很多微观层面的东西解决掉，甚至都不会产生出来。心理学面对的问题已经是最末端了。”

大众情绪的微妙流变，综艺节目和畅销书是最直接的风向标。在这些大众文化的场景里，仿佛一直有一个声音：咨询师请回答。

李松蔚就从咨询室走到了演播室。在此之前，他是最为大众熟知的心理咨询师之一。2014年，他在清华任教，同时在网上进行心理学科普，从不同的知识平台一直做到微信公众号的兴起，他习惯于文字输出。今年春天，李松蔚参与录制了恋综《春日迟迟再出发》。他曾经担心自己给不出金句和梗，但当节目进入亲密关系的深度探讨，“这是我熟悉的工作环境”。

《奇葩说》曾令经济学者和哲学教授家喻户晓，这几年生活观察类综艺在国内涌现，标配是一间观察室，用真人秀勾连当下生活。而心理咨询师完美匹配职场、婚恋、代际等日常情境的探讨，其专业身份又能对娱乐节目进行合法性背书。

八月初在北京见面时，李松蔚刚从《再见爱人第二季》剧组归来。这是他第一次进入真人秀幕后，只有一场出镜拍摄，余下时间他隐身于监控室内，为节目策划提供心理学专业视角，也给濒临崩溃的导演、冲突剧烈的三对离异夫妇起到了心理支持的作用，托住了一个节目在舟车劳顿、防疫政策等意外状况下顺利拍摄完成。——这或许是中国娱乐史第一部心理咨询师全程在场的综艺节目。

值得补充的是，当咨询师进入公共视野，不管是发微博还是上综艺，需要遵循伦理规范，比如所讲述的案例需要模糊处理并得到来访者的授权；比如需要主动告知来访者，如果咨询师的公共曝光带给你任何情绪扰动，都可以带到咨询室讨论。崔庆龙和李松蔚都曾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来访者担心自己被对号入座，也有来访者“怕咨询师讲自己的故事，又怕他不讲自己——是不是我连问题都乏善可陈？”

沙沙是李松蔚的图书编辑，一个声音温柔、对占星学颇有研究的女士。她策划的第一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截止目前卖了300多万册，在2021年图书畅销总榜中显得格外突兀，是前15名里唯一一本商业出版图书，以及唯一非国家政策解读类图书。

这本书从19年初开始策划、编译，20年夏天出版，首印只有6500册，无人料到它会成为这两年小小的出版奇迹。在沙沙看来，传播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同事发在小红书的一篇帖子，标题是“这本书救了今年的我”，后面跟着三个哭脸emoji。这个账号平均点赞量不到50，但这条帖子很快冲到了3万赞，“疫情后的环境气氛，每个人的心理焦虑，那些描述不出来的东西，终于被看到了。”沙沙说。

一本书和读者的目光相遇只有几秒钟。在封面醒目的绿色圆形贴纸上，沙沙提炼了两句话，一句关乎权威，“英国经典心理咨询入门书”，一句关乎和读者的关系，“该不该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会给你答案”。销量随着宣传效应叠加上升。很快，一条抖音视频就能卖出几万册。

一年后，沙沙策划的第二本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出版，同样关于心理咨询，关于在那间房间里，人如何艰难地觉察、成长与改变。这本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0。

多位图书编辑向我总结，纵向对比图书市场，心理学书籍常年热销，《自卑与超越》《被讨厌的勇气》经久不衰。但以往热门的心理学书籍，注重心理学的道理和方法，它满足的是在激动人心的发展时代，人们自我进取、自我改变的愿望。《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其实早在2012年就曾引入国内，一直是冷门图书，只有寥寥专业人士关注。

疫情之后真正的变化是，讲述心理咨询过程的书籍变得流行起来。畅销书《了不起的我》作者、心理咨询师陈海贤觉得，除了对心理咨询本身的好奇，这反映读者的需要正在从“工具化”变得更“情感化”，从“改变自己”变成“了解自己”。大家不再满足于了解“应该如何”的心理学道理，而想更深地走近和理解一个人困惑的经验，理解一个人转变过程所经历的细腻的探索历程，“人们正在学习自我关照、自我照顾”。

李松蔚则直接把“自我改变”的压力降低了最低，他的新书写道，“有5%新的经验已经很好了”。

如今，原生家庭、巨婴、精神内耗、回避型人格等等变得人人都能聊上两句。它们的流行记录了不同社会阶段以心理学为工具，我们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上一个十年，心理学曾经和成功学糅合，人们关心精进，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也曾经和国民性糅合，人们需要与父母、家庭分割谋求个人发展，需要知道“为何家会伤人”，这曾让武志红成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心理咨询师。这两年，人们似乎一方面在婚恋上为解决亲密关系的冲突寻求方法论，一方面在职场上苦苦挣扎于“卷”和“躺平”之间，需要价值支撑。

变得越来越通俗的心理学理论有点泛滥。我采访的大部分咨询师认为，“言语化”是必要的，它帮助人们命名了所体验到的但无法描述的感受。很多咨询师都会收到看上去更像是“一团情绪”的私信，但当能够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人们才能厘清它、处理它。

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300万册纪念版序言里，李松蔚说他想跟读者们诉说三句话：

大家辛苦了。

我们都不孤独。

咨询已经开始了。

半路出家学习心理学之初，崔庆龙给自己定了一个20年的目标，“用20年时间进入这个行业”，听起来这个目标过于保守了。他说，“我更在意的是一件事时间延续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发心，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意味着我能去除所有浮躁，以这样的心态沉入其中。”

他对人生建立了自洽的价值体系，并有着充分的控制力。受前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的影响，早些年他曾给自己做了一个将一切行为活动都以积分量化反馈的表格，并坚持使用了4年时间。每晚睡前，他会用待办列表写好第二天要做的事情，给每一项事赋予不同的得分权重。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自己的生活注入更多秩序，并从反馈中体验到积累和精进。

一切都像数字一样精准。从学习到独立执业，崔庆龙在七年时间积累了160万字笔记，就像一个反应炉，每次有新的案例装入，就能生成新的认知和发现，这令他没有任何内容产出的焦虑。

生活里，他有着一种与高度秩序不同的简单与松散。他习惯深夜一个人去吃海底捞，房间里充满各种游戏机，还构思着一部科幻小说。他说这种弹性是“能够把专业领域上的秩序维持下去的心理空间”。使用微博一年后，他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

使用微博初期他曾有过短暂的兴奋。他期待流量，期待数据反馈。“复杂微妙的内在体验找到了一种可以有序组织的符号形式”，他从整合中获得能量，而这些文字也能被遥远的读者成功“解码”，反馈陌生而珍贵的共情。他觉得那是一种类似围炉夜话的氛围——“在一个有边界的空间里，大家有一定的心智化能力，愿意进入思考的状态，在这样的预期和准备下互动”。

这令他想起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的描述。当世界充斥着是一种友善的、共情的氛围，人会获得一种安全的，活着的，被支持的，同时与同类联结的感受。

为了防止沉迷，每次使用后，崔庆龙会把App挪进手机后屏的文件夹折叠起来。但随着不断出圈，粉丝体量扩大，反馈体验下降了，表意甚至南辕北辙。他逐渐意识到，人们所凝视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完美他者，咨询师这个角色被寄予了一种超越基本人性水平的道德预设。

站在心理学专业的角度，他知道“理想化”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同一个虚幻的身份建立了一种联结，并深深认同一个人身上的某个观点或切片，一旦呈现出更完整的样子或不同的立场，理想化就会破灭，这不仅带来失望，更会带来愤怒。

在达到30万粉丝后，他的微博涌现出一些莫名攻击他的人，他产生了一种突然和人变得陌生了的疏离感、不安全感。这让他在戒烟多年后，重新开始抽烟了。

曾经有大V私下对他说，看到现在的你，会想到之前的我，那个时候我们都像你一样，充满热情，乐于表达，但慢慢地就不想说话了。如今他终于理解了这句话。

现在他计划和公共语境再拉开一段距离。我们几次见面，他都表达了对隐居山水的渴望，想找一个恬然清净的地方创作、咨询。但他有点担心，也许那样的地方就没人需要心理咨询了。

这种被卷入被吞噬的感受，李松蔚很早就体验过了。2014年，一个ID为“人鱼池”的人在知乎写了一个高赞回答，以“心理学专业学生”的身份，讲述“导师”告诉自己的秘闻。李松蔚质疑其身份的真实性，询问对方导师是谁，表示可以向注册系统投诉。这一行为被又一封热帖描述为“为了掩盖丑闻，我被行业恶势力扬言封杀”。当时李松蔚对这个故事毫无还手之力，几天之内他的私信就被各种各样的咒骂淹没了。

他为此痛苦了一段时间，但也学会一课。在舆论场中，这样的事情是“无可对抗的”，“因为你的每一次对抗都是在为这个事情续力”。多年之后，这个ID背后的人也被公众熟知了——他是“吴亦凡性侵事件”中都美竹的微博代笔。

李松蔚最初迷上心理咨询是被一种古朴的对话关系所吸引。海德格尔曾把现代社会比作一座座大楼，人的生活经验被异化为不同的专业体系，封装进不同的建筑，人们以这样的身份存在并交流。而在心理咨询这个房间里，他可以回到一个人本来的样子，只朴素地谈论，我的感受是什么，我需要怎样的帮助。

但随着互联网舆论逼近，李松蔚觉得不再存在一个绝对安全的房间了。

2019年，他主持了一场团体体验工作坊。按照设置，咨询师在团体过程中要保持“节制”，少说少做，避免干扰。但在那场体验中，一些学员把注意力指向他，讨论“怎样刺激李老师做出反应”。他们不断发挥想象力，有人过来解他的鞋带，有人在他面前做鬼脸，有人商量直接抽掉他的椅子。——这些挑战仍在传统心理咨询的范畴之内，直到一位女学员的行动让李松蔚感到真实的恐惧：她打算拍一张与咨询师“亲密接触”的照片，“回头发到网上”。

“那个时候我真的害怕了，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突然觉得它不再是一个房间或者一个咨询关系能够罩得住的。对方知道怎样利用互联网的威力，如果放到网上，这张照片有可能对我造成毁灭性打击，因为你不知道它怎样被传播、被发酵。”李松蔚说。

有时候他想，网络舆论打破的岂止是一间安全的房间？它将一个人切割成一个个尖锐的碎片，而这与心理咨询“要求完整看待一个人”的根本逻辑就是相悖的。作为咨询师与来访者的服务机构，“简单心理”平台这几年处理的投诉常常包含网络的搅动。最为常见的是，来访者会在网上扒咨询师的“前世今生”，追踪他的物理位置。

现在，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我见到的几乎每一位咨询师都会对过度“心理化”的趋势充满警觉。他们可以轻易地用心理学解析这种现象：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正在接受或者不得不接受外部世界是失控的，这导致了更多负面情绪，同时促使人们偏向于从内部寻找解决方案。

“似乎只要心理上成长了，问题就可以不复存在。”李松蔚说。这就像UP主在选择视频标题时，不再是“我的二舅”，而是“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今年上半年，李松蔚收到了大量公司的讲座邀约，“员工心态不好，对职业前景不乐观”。每次这个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你们怎么会认为这个事情需要让一个心理咨询师去做讲座？你们难道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吗？”他在心里反问。

上海疫情期间，很多心理服务机构包括“简单心理”都开通了24小时免费心理热线。“它更像一个创可贴”，坐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简单心理的CEO办公室内，简里里打比方。从2014年创办至今，简单心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心理服务商业机构之一，在今年三月底完成了1亿元B+轮融资。

那段时间，很多财经媒体找来问，疫情之下心理咨询业务是否大幅增长？对公司重大利好？简里里有点恼火，这让她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荒诞场景：一起校园枪击案发生了，所有人惊慌失措的时候，咨询师突然跑来说，大家不要害怕，现在深呼吸。

“在创伤发生之中，人们需要的是现实的改变和帮助。人往往在环境安全了之后，现实问题得到了安置，心理创伤的症状才会浮现出来。应激之下人的韧性反而会多于平日，还会使用一些奇怪但有用的防御。然而日后的恢复和疗愈是漫长的，很长时间内你甚至都瞧不见伤口。”简里里说。

可能令很多人意外，直到如今心理咨询师在处理个案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案例仍能追溯到六七十年代的影响，这甚至导致古老的精神分析流派在国内的盛行，而一些更着眼于行为改善的流派（比如CBT认知行为疗法）难以推行。“大家更想先去理解发生过什么，这些事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如何作用在我如今的生活里的。”有咨询师向我分析。

隔离期间，也有人给简里里留言，我每天都点进你的微博，就想看看你是怎么岁月静好的。令对方失望的是，她记录了大量关于红码、隔离的慌乱梦境。她并未在微博提过，那时她已怀孕，因出差被困在上海朋友家两个月，孕检需要申请社区救护车。

这是人们对心理咨询和咨询师最为常见的误解。他们接到的最多的好奇和问询就是，“你有没有想不开的事？”“吸收了那么多的负能量，你是怎么化解的？”“聊了三次了，我怎么还没好？”

甚至专业的社会机构也存在这样的误区。2018年，上海民政部门曾安排心理咨询师为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妇提供免费的“劝和服务”，似乎心理咨询的目的就是调和冲突。

简里里决定回复这位网友，“心理咨询没有办法脱离现实情境。心理健康不是叫人岁月静好、接受生活。是叫人遇到高兴的事情能够高兴，遇到愤怒的事情能愤怒，该悲伤的时候能悲伤。心理咨询的目标是让人更清楚地做选择，有时更清楚并不意味着你做了一个更开心的选择。”

在创业之前，简里里曾是国内最早一批心理学博主，当时甚至还没有博主的概念，“就是豆瓣写文章”。十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她的线下分享，她进行了一个关于强迫症的科普，其中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一天她走进厨房，看见男友正在码果盘，他精心地对齐每一片橙子和猕猴桃，左右腾挪，停不下来。我对故事结尾印象深刻，和如今抖音上一些急于将人分类的心理学博主不同（比如“有这五个症状你就是强迫症了”），简里里没有动用专业知识为男友“下诊断”，而是把它解读成了爱与在意，“并不是一件坏事，也不是一切行为都要纠正”。

后来，男友成为了她的丈夫。今年夏天，他们的孩子出生了。

李松蔚也提到，他的职业目标或许就是让人少做咨询，尽快走出那个房间，回到现实生活中。甚至不要那么“心理学”，不要用理论嵌套生活，不要沉溺于无止境的自我分析。有时候他感到十分悖论，心理咨询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培养出“在消费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人？

在咨询中，如果你只是想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和咨询师会约定好见面的次数，通常不超过25次。如果你的目标是深度探索人格，咨询关系可以无限期延续下去。十年前在北大清华的校园里为学生做心理咨询时，李松蔚发现常常有人会沉溺于咨询关系。

比如有学生沉迷于形而上的哲学探讨，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交谈的对象。他为了改善人际关系而走入咨询室，却发现心理咨询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这项免费且体验良好的服务，让他不再去解决现实的人际问题。而当问题一直不解决，他就始终有理由延续这种舒适、稳定、可预期的关系。他的孤独议题似乎因此消失了。

一些女性咨询师提到，有的学生会把咨询室里的交谈当做与异性建立稳定关系的机会。他不再需要面对性别关系上自己的恐惧与渴望。“他不是在利用咨询解决现实问题，而是在利用咨询不去解决问题。我不是很确定这是真的在帮助人还是一种成瘾。”李松蔚说。

一个人为什么愿意付费呆在一段关系里？我想以我的经验做出其中一种解释。我曾做过一段长程心理咨询。结束咨询后，又过去两年，我进行了一次心理评估。评估报告里写道，曾经两年的咨询经历使你收获了很多，对原生家庭、亲密关系的理解，对沟通模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在这段关系里，你收获了与其他关系不同的体验：安全感和信任。

创业之后，简里里不再做心理咨询师了，但仍作为来访者接受长程咨询。和李松蔚充满后现代的悲观和反思有所不同，她仍然相信心理咨询本身是非常丰富的，“它并不承诺解决痛苦，但应该带给人自由”。崔庆龙的个案也全是长程咨询，在那个房间里，他见证了很多心灵的凋敝、枯竭、晦暗、绝望，也感受过他们如何在一段咨询关系里再次复苏，照进阳光。

他向我形容过在这种精神分析式的关系里才会有的惊心动魄：“我们两个一直都在艰难地爬山，有一天突然之间触到山顶了，我们并肩站在那里，有一种深深的释怀感。”

在外人看来，这几年李松蔚春风得意。大众知名度的加持使得这位85年生人在一些行业会议上，拥有和五六十岁的前辈们平起平坐的资格。但也是这几年，他经历了专业理念上的重大转变，这令他更像行业里的一位离经叛道者。每谈及与此，李松蔚总是加上一句前提，“或许因为我是这个行业的既得利益者，我会发出一些吃饱了才会有的反思或感叹。”

李松蔚目前的工作以短程咨询为主，多数案例控制在10次之内，有的案例在初次见面后会建议对方不用咨询，或者几个月之后再来。他刚刚结束的一个家庭咨询，总共见了两面，两次见面间隔了一年。一年前孩子拒学，一年后孩子回归学校，咨询即告结束。这种设置叫做“长间隔的短程咨询”，在主流看来有些难以接受，因为“不够深入”。

“也许有些咨询师仍会在这期间针对亲子关系做更多的工作，但我会觉得此刻并不需要。”他认为这里也有咨询师本身的需求：心理咨询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大部分咨询师的苦恼停留在获客、续约。即使只是出于生存考虑，他们也需要跟客户建立更长期和密集的咨询关系。

更大的“反叛”是，他不再一味执着于向个体内心不断求索，而是向外质询更大的系统。

一次行业年会邀请了不同流派的咨询师，上台对同一个扮演个案进行模拟咨询，这是一种行业内部的交流方式。设定的案例情境是，一位童年时期遭遇性侵的女性在成年之后恐惧亲密关系和肌肤接触，也因此抗拒婚姻，但囿于传统人情社会的框架和父母的强制要求，她接受了相亲安排，并最终进入一段婚姻关系。婚后，她无法和丈夫发生性行为，现在她到了生育年龄的临界点。

不同的咨询师轮流上台针对创伤展开了分析，很快轮到了李松蔚。

你想处理那个创伤吗？李松蔚问出第一句话。

对方回，可以处理。

李松蔚抓住了这个词。“可以”的意思好像是“咨询师希望处理，你只是配合”。但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愿望。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处理了这个创伤，你就要和你的丈夫圆房，至少你没有理由再拒绝他碰你的身体。但是我要首先确认，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对方沉默一阵，然后说，这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做这个咨询，因为你并不需要做出改变。那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李松蔚再次提问。

对方回，我想一个人生活，和我的猫在一起。

李松蔚终止了对这个创伤的治疗。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个创伤至少可以做一个挡箭牌保护她，挡在她和法律意义的丈夫中间。如果现在我进行创伤治疗将这个挡箭牌抽走，我不认为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他愈发激动，“我感觉在这个语境下，创伤治疗是在为那个男人服务，那个她并不爱的男人，他可以无视这个女人的意愿而侵犯她。”

这发生在2017年初，在经过女性主义思潮的当下，你或许很难理解这番话在当时曾引起台上台下轩然大波，甚至事后有专业人士质疑：这是不是他在为自己演砸了找借口？

李松蔚在咨询中经常看到，个体在为时代或社会结构本身造成的问题买单，就连他正在进行的最普通日常的离婚个案也是如此。

那是一位离婚后反复追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的中年男性，他好像接受过心理学训练，在咨询中会主动分析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家庭关系。经过一番探索后，李松蔚倾向于认为离婚的根源是，他压根对于婚姻不感兴趣，他有自足的世界。李松蔚对他说：“问题不在于你为什么离婚，而在于为什么你相信人必须结婚。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人灌输给你这个声音：你该结婚了，你该结婚了，你不结婚就有问题。”

这令对方感到释怀，原来一个人可以对亲密关系没有兴趣。他重新去做自己享受的事情了。

“需要先给出承认，如果直接默认这是你个人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公允。”李松蔚说，“我们一定要解释为来访者的原生家庭或是情感模式吗？还是说也许有一些更明显的解释。”

那次模拟咨询的演示，李松蔚的好朋友、作家张春也在台下。在一位咨询师把纸巾塞到来访者面前，表示“我很心疼你”时，张春站起来说，我要是她，我会很不高兴，而且我不信你和我认识5分钟就心疼我。现场没有反应，盯着这个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顶着彩色头发的闯入者。

七月初，我去厦门拜访了张春。她也主动向我分享了这个案例。她说，一个人在火车上遭了罪，有人在持续地折磨她，你可以教她怎么躲闪，怎么提高武艺，但归根结底是因为她在这列火车上。我们要指出来，这里有一列暴力火车，你不小心上了这列车。

张春现在也是一位独立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她的咨询室位于海边一座大楼的超高层，坐在那个属于来访者的沙发上能看见整片大海。有人说，每周坐在这里看看海，也能获得精神宁静。

她咨询室的办公桌上摆了一排咨询笔记，上面贴满了彩色标签。标签暴露了她作家的身份，每一个都很像一篇小说的标题——“买床垫的决定”“男人的害怕”“色狼是怎么挑人的”“30年后的退休金”“我是个烂人”“抑郁小鼠”“就是这么强悍”......不同于学院派的咨询师，她会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访者脱口而出的奇言妙语，还会把自己的观察和感受画成一幅肖像。

张春画的咨询感受（图片来源：张春）

去见张春之前，李松蔚提醒我，她有一些很容易被戳到的“点”，但也有助于我们对习以为常的社会规训、权力位置保持警惕。在他看来，张春这一生都在反抗的一件事，叫做“你是什么人，你就该做什么事”，或者说“你要做什么事，你必须得有什么资格”，“她非常抗拒这个行业的权力体系”。

和张春比起来，李松蔚实在到不了“离经叛道”的程度，他更像班里的好学生有一天开始对应试教育进行反思，而张春一直是那个野生的、自由的人，她光着脚走进了这个行业。他们在很多观念上达成一致，李松蔚是靠专业技术，张春是靠本能的觉察力，但或许他们最终倚赖的都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春在咨询中给出判断是直接的、大胆的，她对“指出暴力火车”是彻底的。比如下面这段对话很难出现在其他咨询室——

一位主妇说，我想控制情绪，希望自己不要像现在这样冷漠、暴躁。

张春问，你怎么个冷漠暴躁法？

对方说，我自己带孩子有时候控制不住发火，老公回来心情不好时，我不想理他不想安慰他，老公说要开放关系，我心里很愤怒，觉得自己不理性……

这位主妇说了半个小时自己的“问题”。

张春回：你老公不行啊。

这句话张春总共说了三遍。第一次对方辩解了一下。第二次对方不置可否。第三次，这位主妇绽开了笑容，“这句话听着好爽”。

小狗多比绕着话筒支架跑来跑去，它是这场开放麦的第8位观众——被主人带来撑撑场面。台下其他观众的在场理由则更加滑稽，一行三人是为了躲台风，一行三人是周二披萨半价，还有一位学生在研究疫情下的实体店转型。总之没有人专程来听脱口秀。

张春穿红色吊带裙，一头粉色头发毫无章法地扎了几个小揪揪。十分钟前，没有司机愿意搭载小狗乘客，张春就和多比沿着海边在大风大雨里一路跑来。现在她蹬掉白色球鞋，光着脚，取下话筒，开始了她的表演。

“作为一名女性，我过去讲脱口秀穿的都是连体裤。我每次想的都是，如果我遭遇什么攻击，对方至少不能把我的裤子脱下来。”咬着披萨的观众没有反应过来，场面一度陷入冷寂。

7月5日晚上这个情境很像张春生命的例证，她常常成为那个过于突兀的人。过去她是一个自如的表达者，这两年她感觉说话好难，“总是限制我，扭曲我，诠释我，篡改我”。

去年，张春给李松蔚的读书会当过一段时间的助教。在几个助教当中，学员提意见最多的就是她。有人说张春的音量太大了，“听着刺耳”。李松蔚去问剪辑师，是否有这样的问题。剪辑师很诧异，因为张春的音量是偏小的，剪到她的部分要把声音拉高一点，才能跟其他人平衡。但消息源源不断进来，能不能降低她的音量，能不能让她少笑一点。当她为一些离不开亲密关系的女性说话，有人说她是“听哭派”，阻碍了女性主义的向前发展。

这样一个小小的、潦草的开放麦是张春主动开拓的“容身之处”。酒吧预计年底倒闭，她说服股东朋友，每周二做一场开放麦。观众寥寥，她次次到场，始终郑重对待它。

我最早知道张春是她在网上公开谈论自己作为一个抑郁症病患的感受。那是2015年，在追求快乐和能量的时代，张春把脆弱和苦痛摊开，再用极大的定力吸附那些灰飞烟灭的精神碎片，艰难地拼凑自己。她与抑郁症搏斗了几年时间，后来她把这些故事写成了《在另一个宇宙的1003天》。看那些描述的时候，我常常想如果痛苦有体积，抑郁的痛可能接近恒星。

张春治疗抑郁的方法是排除法，穷尽一切可能。曾经她想变成有钱的病人。她想，泡在箱根温泉里看着飘雪落泪，一定比坐在马路牙子的寒风中喝便宜啤酒要爽一些吧？她还试过旅行，结果拉上窗帘在酒店待了全程。尽管在人多的社交场合她也神采奕奕，但前后要储蓄四天精力。

历经了开冰淇淋店（是一家国内鼻祖网红店），创业，写作，关掉冰淇淋店，她还是没有好起来。最严重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好几天起不来，下楼倒垃圾会失禁，几次尝试自杀。她想是不是存在不同的命数：有的人可以开心活到80岁，但有的人活到30岁就再也想不通了。

那时她经常问自己，如果现在就要死，最后一件事做什么？她想到一个场景：在雨里跳一支自己的舞，没有任何人在看她。这个景象激励到她，她又活过去一天。

有一天她的咨询师说，有没有可能你知道怎么做一个人，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女人？你看你作为人的这个身份，其实做得挺好的，你可以工作，交朋友，和人打交道。

她当时“有一点晴天霹雳”。她发现种种迹象指向唯一一个可能：我是一个女人。后来她逐渐意识到女性遭受的束缚是双重束缚，好像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就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吧，有声音说，你应该穿得女人一点，暴露身体曲线，但“浪骚贱”紧跟着就来了。可穿得保守，又是没有女人味，是修女、老处女。这样的冲突在意识到女性性别身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一个人该怎么应对内心世界的感受和外部反馈的冲突呢？张春说，当你把这样的冲突放大一千倍、一万倍，就是很多所谓精神疾病的原因，就像两股相反的力量把一个人扭曲变形。

练泰拳第一次跟教练对练的时候，张春打了几分钟就哆嗦着躺在地上大哭。令她震惊的是，那一刻她最害怕的，竟然是怕会伤害到对方；第一次阻止一个男人在路边撒尿，她心里是极度恐惧的，她是带着挨顿打的决心去做的；在一些弥漫着“厌女”气氛的行业分享会上，她总是忍不住出言驳斥，她的愤怒一会儿想要放把火把这个地方烧了，一会又想“这次我真的完了”。

她想找了一个词命名它，“女性抑郁”。张春说，你看抑郁出走的全是女人，当她觉察到生活不对劲，就会离家出走。因为女人是没有家的。

张春的抑郁有很大一部分是一段糟糕婚姻的产物。那时身边所有声音都告诉她，你有心理问题你要去解决，她强烈地自我攻击，用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她也可以攻击对方，更可以结束关系。和张春相处的两天，我常常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个几乎透明的人，只有对于这桩婚姻的更多细节，我们默契地保持了缄默。

离婚后，张春决心要有一个自己的家，“无论如何我就是要买它，再难，再不自量力我也要买”。年轻的时候她也有机会买房，但好像永远都觉得不用那么着急，她默默等着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而拥有一个家。后来她没有住进那个只由自己构建的“家”，它成为了她如今的咨询室。

直到此刻，张春的抑郁依然没有消失，但是她不再想去死了，不再那么频繁地反省“我为什么要存在”。她的抑郁成为了她重新界定外部世界和自我边界的动力，甚至变成一种抵抗，变成一种自我解放的方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抑郁说明你是健康的，你有正常的认知能力”。

她开始想，一个一无所有、无所凭恃的人，还能怎么活着？于是她穿奇怪的衣服，染五颜六色的头发，讲晦涩的脱口秀，使用不被规训的语言和表情，排练自己的临终舞蹈，以及上课受训，成为一名帮助女性的心理咨询师。

她像是怀抱着“一个人异化全世界”的决心。“过去我试着理解、融入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则，但每次运用到我身上，结果都是排斥，排斥到我都不想活了。我现在明白了，是我要发明一些新的规则，因为已有的规则都不是为我而生。”我离开厦门的前一晚，张春对我说。

回到北京再次见到李松蔚，他说，现在你应该理解为什么这个行业里很多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张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他们告诉我，某种程度上，咨询师依靠的是“弱者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指，面对这个叵测的、强大的世界，我们能做的、能获得的、能控制的极其有限，但我们可以理解自身，以这样的身份和心情生活下去。强者不会这样思考问题，强者想要的是唯一的、正确的——只有一种活法是好的，只有一种人生是值得追求的。

张春说，她有信心做好咨询工作是因为她一定拥有这种能力。“通过抑郁、文学，以及身为女人，在理解自己这件事情上我做得很仔细，好像我的人生就没干别的，光忙着理解自己了”。

现在她的来访者几乎都是女性。从行业整体来看，70%的来访者是女性，张春的比例可能达到了90%。她印象很深，某引发女性担忧的社会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每一位来访都谈起了这个案件。

可能因为在网上公开输出过关于家暴的内容，张春的来访者很多都是家暴受害者。她发现，这些来访者问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这是不是家暴？

比如，他没有打我，但他非常用力地把我往墙上推，这是不是家暴？他没有打我，但是半夜把我弄醒，要跟我过夫妻生活，这是不是家暴？比如他只打了我一次，又很快道歉了，这是不是家暴？比如他没有打我，他瞪着我，不许我眼睛看别的地方，这是不是家暴？

“你是不是很难想象这是一些什么问题？这是在问什么？”坐在她的咨询室里，张春把问题抛向我，“但你换位想想，她们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得多难”。张春想，她们来之前一定在网上搜过了，但没有那么细致的场景和答案。她们也不敢告诉别人，因为说出来就含有一层隐藏的评判在其中：你居然连自己有没有遭遇家暴都不知道，是不是你没有自知力，你心智不健全？

她分享给了李松蔚。李松蔚觉得，这个发现是石破天惊的，原来这些受害者已经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确认自身感受的权利。在接收督导培训时，张春也问过同行，你们觉得一个遭受家暴的女性进入咨询室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为什么是我？

不，这已经是很后面的问题了。张春说。

她也遇到过一些啼笑皆非的场景。有女孩来了先自省自惭我好逸恶劳不思进取懦弱无能思想不够先进，然后一脸严肃地问她，老师，怎么克服喜欢男人？我就是馋男人爱谈恋爱怎么办？

出于一个作家的自觉，每到这种时刻，张春就会记下这些对话，“我觉得好妙啊，真是太精彩了。你看如果去当强者，我永远都不会听到、见到这么生动的人。”

张春对女孩说，我也很馋男人，我也很向往恋爱。

“这就是女人的双重束缚。”张春说，“这一点我非常骄傲，我没有抱着他们那些理论，我在发明新的知识。有人想当爹，我想当小姨。当妈妈过于亲近和关心了，姐姐倒的霉还不够多，小姨是什么亏也都吃过了，也有点人生经验和资源了，但是我依然赞成你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我也觉得你怎么过都行。我很受益于我的‘小姨视角’。在咨询师里，我是‘小姨流派’。”

崔庆龙发现，做咨询越久，越觉得这个职业需要的不是理论和技术，而是有节制地使用人性的能力。但是理论和技术不重要吗？其实挺重要的，它让人性这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在某个倾斜视角下有了自己的纹路。他把心理咨询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方式，他相信走得足够深入，就有可能获得这个世界的某种规律和真相。

李松蔚对行业发出了一些可能招致反对的声音。他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是行业里最受欢迎的代言人，也不会是主流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它是不可缺少的声音，代表反思的声音”。他一直跟学生讲，哪怕有一天中彩票了，他也不会放弃做心理咨询，到时候可以收一小时一块钱，把这件事做到80岁——像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咨询师欧文·亚隆那样。

李松蔚非常迷恋咨询中那些文学性时刻。来访者只是跟你分享了一个场景，或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你能从中看到某种永恒性的东西，既有人心的复杂，又具备一种神性。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他都收集起来了。

简里里在做一件过于长期和困难的事。在处理一些咨询投诉时，她发现被投诉的咨询师大部分个案都处理得很好，或许是出于受训盲区，或许是被自身生活状态的起伏影响，很难要求一个人始终是完美运行的状态，咨询师也有普通人的痛苦和局限。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错误的人执行得很糟糕，她想回到系统层面解决问题。

她从心理健康服务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取经（比如香港的精神卫生体系由数万社工支撑起来），精神心理健康服务应该是一张网络——当一个人求助的时候，不应该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体系去支持他。如果这个系统设计得足够好，可以将精神科医生、社工、知识科普专家、不同流派和擅长不同方向的心理咨询师、以及个人成长工具安排在不同的坐标位置，根据求助人的需求和特征进行匹配，使他在不同的阶段能找到最合适的服务。并非所有人都需要进入咨询室，也许你的问题在目前的人生阶段只需要听一个讲座。

“现在国内的状况大多是来访者去适应咨询师，但这是不对的。”简里里说，“最终是一个系统如何搭建，又如何影响各个部分。如果想真正解决问题，不管多难，也只能往这个方向走。”

张春和多比

听完脱口秀的那个台风夜，张春带我在沙坡尾散步，小狗多比紧跟着我们。她的冰淇淋店“晴天见”就曾开在这里，还带火了整条街区。“晴天见”是一家下雨天关门、只卖冰淇淋和苦艾酒的小店，张春精心装点店面，挂上自己画的画，还写了很多客人和街坊的可爱故事。张春觉得这家店就像一场直播，让人时刻能看到“有人在幸福生活着”。

用一个流行词汇来讲，这家店提供了“情绪价值”。这一路上，张春告诉我，她获得自由的方式，其实是最终接受了“他们并不爱你”，人们往往爱的是某个切片的你，某个立场的你，某个角色的你，某个身份的你，某个理想化的你。但爱是一个很后面的事情，我们先要和那些尊重你的人在一起，这已经非常好了，而且这是我们能争取到的。

“比如这场直播里面没有那些肮脏的痛苦的部分：我和房东打架，被工人欺负，遇到讨厌的客人，算错账收错钱；隔壁小店永远理直气壮地借用厕所，而你难以拒绝。他们并不想知道我遭遇的困难，他们只想看到那些可爱的、明媚的、开心的东西。所谓不开心，只能是非常小的，很细节的，像调味剂一样的东西，比如今天没有赚钱，这听起来顺理成章，简直不算个困难。”

她还记得，有一天电视台来采访，女主持问她，其实有没有赚钱并不重要，对吗？张春对着镜头，毫无羞赧地说，不是啊，我还是很想发财的。女主持愣住了，她提醒张春，你的麦掉了，打断了这次录制。

“你看心理咨询，它有一些特别假的设置，它也不负责真实，但它却常常能达到某种真实。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要去窥探到一点点的尊重和真相是很难的。”

她向我告别，祝福我在生活里坚持真，并收获尊重。她一个人走向浓重的夜色里。   

（文中个案都已经过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