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菁：知识研究与历史社会学

《清华社会学评论》摘要

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发展不仅包括方法论与时间性转向，也内含研究议题的变革。本文从其中一个重要议题——知识研究出发，来讨论这些议题如何体现历史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内核，并为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可能性。文章重点阐释了知识-权力装置的建构、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知识生产时刻这三个知识研究的可能面象，并回顾了诸多西方学界近期作品来加以阐发。

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思潮中有一个明确的方法论与时间性转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行动主体和历史或然性的关注逐渐取代了对于超级结构主义（hyper-structuralism）的迷恋，而对于事件和过程的重视则取代了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研究方法。在此不予赘述，亦可参考此前中文语境中的综述(郦菁，2016；钱立成，2019；徐晓宏，2017；严飞，2017)。在英文语境中，《再造现代性》（Remaking Modernity）一书对于历史社会学本身做了一个知识考古，不啻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一种诞生宣言，也是最重要的总结和论述之一(Adams, Clemens & Orloff, 2005)。然而在此之外，此书的编者还提出了第三波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与时间想象变化相伴随的研究议题变化。

概而言之，第三波从传统的有关现代社会形成与变迁的政治经济议题转向了文化，导致了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从对国家强制和制度权力的关注转向日常生活毛细权力的运用；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压抑和贬低的所谓“非理性”面象，比如宗教、情感、习惯等等，也在第三波重新复兴；最后，政治和经济精英之外的多元社会群体，比如庶民（subaltern）、女性、LGBT群体、少数族裔、非西方社会等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Adams, Clemens & Orloff, 2005: 22-23）。这些新议题对于批判和重构第二波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如国家、革命、阶级、世界体系等，都提供了丰富的新鲜素材和视角。

本文将主要概述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知识研究。所谓“知识”，是对于信息流的特定组织方式，一方面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也有别于更为宽泛的文化概念，如理念、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等。简言之， “意识形态”作为一整套连贯的话语，内部更为统一，并以国家、教育机构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来建构、再生产和灌输；而“知识”内部并不连贯一致，可能有多元的范式，并对应有多元的生产者/持有者、生产空间和认知模式。再与广义的文化概念和因素相比较，知识则更系统，是更有意识地组织信息的方式，往往明确地与一定的制度场域相联系，并因这些场域和其他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显见的变化。因之，知识研究的兴起与广义的文化转向关系莫大，但仍有所区别(Swidler & Arditi, 1994: 306)。早期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的知识社会学更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和知识分子政治（曼海姆, 2002），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动向有机结合，并为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可能性。本文将用以下三个章节来逐一论述各方面的理论贡献和实证层面的切入点，并简要介绍代表性的作品。

首先，由于对权力作用机制的认知发生了改变，知识研究抛弃了社会结构和结构性地位单向度、决定性形塑个体的论调，而是转而关注知识—权力的一整套装置（apparatus或dispositif）是如何建构并起作用的（Foucault, 1980）。福柯自身也从未对“装置”下过清楚简洁的定义，但似乎至少包含：1）保证知识生产与分发的各种制度和行政工具；2）知识的形式、认知模式与传播方式；3）知识的具体话语本身以及有效性；4）技术。正是因为此前对于普遍的、超历史的真理的想象已经几乎走入死路，福柯主义实际上把关键问题转向了对于真理的言说。换言之，现在最重要的是所有知识、概念、话语是如何生成的，通过怎样的装置、何种历史过程获得了普遍性，并巩固了权力；通过此番操作，福柯主义把此前的哲学难题都消解为了历史问题（韦纳, 2018: 36）。并且，用“装置”替代“结构”，正如第二波后期历史社会学家开始用“制度”替代“结构”的运动类似，在“个体”与“结构”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避免了机械僵化的结构主义，为引入多样性与时间性打开了空间。此外，福柯主义还力图还原历史和社会事实的特异性：因为对于知识-权力装置的发现，可以看到被建构的连续性所掩盖的断裂，观察不同时空现象如何被合并为同类项，普遍性如何被制造出来（韦纳，2018：37-68）。这都为第三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用以纠正第二波内在的目的论和功能论。

此处先单举一位深受福柯影响的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 Hevia）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知名教授，此前以《怀柔远人》、《英国的课业》等作品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收获了相当的赞誉。在其2008年出版的《防卫帝国：不列颠的殖民知识及其在亚洲的帝国建构》一书中，何伟亚力图描绘从1880年到1940年之间英帝国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军事情报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从而重新构建了有关不列颠殖民地的知识，并维系了帝国本身的权力体系(Hevia, 2012)。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国竞争升级，英国需要加强对亚洲殖民地的控制，而英国国内亦发生了崇尚统计工具、在议会内部新建专门的政策委员会、公务员系统建设等行政方面的制度改革，军队系统也开始引入新的行政和后勤技术。在此背景下，伦敦在1872年建立了负责整个帝国战略的情报部门，随后在1878年建立了“印度陆军情报分部”。

正如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知识社会史》中指出的那样，军事/外交和商业情报是17世纪以来的一种重要知识（Burke, 2013: ch7）。何伟亚则通过一种历史学家的细腻叙述技巧，把19世纪后半期英帝国内部支撑和生产这种新知识形式的整套“装置”加以剖析。

首先，这种军事知识被重组为“路线手册”（route book）和军事报告（military report）这样的标准形式，而此前情报系统大抵只负责绘制地图。此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包含了多层丰富信息，比如地理概貌，人口数量、族裔分布的统计，各种势力军事力量的面貌和测算，物资分布情况，殖民地区及周边的政局等等，而后者只有地理的单层信息。这与统计技术在19世纪后半期进入西方国家治理技术核心（Woolf, 1989）以及工程师出身的新技术精英进入情报系统是密切相关的。

再则，这种知识形式也是通过一整套新的制度和实践来生产的，比如横跨亚洲收集军事统计数据的侦察活动实现了制度化，而不再是浪漫化的探险；搜集到的情报进一步通过整个亚洲的使馆、领事馆和战略据点的网络来流通；以及对于情报的整理、存档和检索系统的建设；此外还有绘制地图和统计等新技术的运动。最后，这一新知识形式使得备战和军事规划成为制度化和长期化的活动，并重构了帝国的权力结构和知识基础。因之，在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取代帝国的时代，殖民帝国从19世纪后期开始反而增强了。帝国通过这些知识-权力装置将亚洲客体化，而这种特定的知识反过来又被亚洲所内化，成为它们理解自己的方式。

此外，著名的人类学家提摩西·米歇尔（Timothy Mitchell）在《专家治理》一书中，通过分析埃及的殖民历史中的知识建构，更有力地说明了知识-权力装置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他指出，“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领域、社会科学知识的对象、统计与政策的对象，是晚至二十世纪之后的历史现象。埃及作为一个相对边界明晰的经济体的建构过程，正是在殖民时期一整套装置的作用之下最早完成的。

首先，三角定位法（triangulation）等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测绘行政机构的建立，使得地图的“精确”绘制成为可能，一个统一的可测量的空间从此诞生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空间知识并没有“增长”，也并不必然更“精确”，而知识的再分配确实发生了，知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被创造出来，使得专家和官僚获得了操控空间。再则，通过把殖民前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当地统治者的土地政策与法律制度污名化，私有产权在殖民时期被合法化，成为新经济体的重要基础。这种新的产权制度，正是通过地图测绘、新法律制度和庄园内部束缚农民的空间政治来达成和维系的，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白人殖民者。第三，关于国民经济的统计技术和统计机构的发展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棉花在殖民经济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性，对于这一单一商品的统计使得复杂的经济关系被大大简化和同化，很多经济活动被遮蔽了。而以此为基础的统计发布，又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及其听众。当然，统一货币的发行、城市发展等等也是重要因素(Mitchell, 2002: ch 2&3)。

知识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学最新发展的另一贡献，在于重新找回了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在第二波的研究中，行动者如果不是结构的牵线木偶的话，也总是无法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相抗衡。个体的理念、行为和动机无非是“深层结构”形塑的结果，因而并不是长时段历史解释的恰当层次与最终动因。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知识研究关注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关注知识在这些主体之间的流变，关注不同知识/理念的竞争，实际上极大提高了能动性与文化的权重，并引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或然性，打破了原来的解释框架。更进一步的是，知识研究极大修正了此前对于行动的一些基本假设。在原先典型的解释图景中，个体或群体行动者有明确的目标，不论此目标是经济或政治的利得，还是文化或超验的价值，且往往是由其结构性地位所决定的。而实际上，恰恰是行动者所拥有的全部文化工具或全部剧目本身（repertoire），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决定了行动的目标及其手段，而不是先验的，先定的。换言之，行动目的是在历史情境中涌现的，是行动本身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对于行动者的知识图景、理念和文化工具的具体分析，以及对于历史场景的理解，才能有所查知（Biernacki, 2005）。在此过程中，个体才被建构为“主体”，而行动的对象才产生了。除此之外，与特定知识生产、传播与旅行相关的布迪厄主义的“场域”之诞生，其内部网络的形态、不同行动主体的地位和社会资本、权力关系的面貌等等，亦是新历史社会学可以大展身手的研究议题。

当然，知识研究作为一个松散的集合，内部也有多种取径，背后隐含的时间性也很不一样。其中有一种关注了行动者，但更接近第二波的解释图式，比如社会学家萨拉·巴伯（Sarah Babb）追朔了墨西哥是如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变为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在此过程中，核心的学术机构以及学术权威发生迁移，经济学家的政治角色和制度基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她认为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的结构变化（Babb, 2001）。再比如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在《话语共同体》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变迁与阶级结构如何影响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想运动的发展，知识的主体和话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Wuthnow, 2009）。而另一种更激进的知识研究对于行动主体的想象是这样的：知识主体的更替、知识范式的更迭、知识场域的转型，才是历史变迁的重要动力。这一过程充满了能动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

此处先以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妮·麦琪（Stephanie Mudge）的《左翼的重新发明》一书来加以说明（Mudge, 2018）。此前对于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左翼政党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历史重大变迁的归因，无非是“政治结构决定论”和“经济结构决定论”。而她另立新论，认为左翼政党内部专家出身、智识和政治联系的变化，才是把政治和经济等外部冲击最终转变为内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大转型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党内掌握政治知识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群体才是连接选民与政党的必要中介，也是政党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场域矛盾的关键。他（她）们才是真正的中枢与铰链，而在之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关键行动者及其拥有或创造的知识往往被忽略了。这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反动，把知识建构和知识群体放入了历史的高光下。在传统的选民构成、选举制度、党内组织、社会裂痕等变量之外，该书把读者的视野拓展到了政党的文化体系和理论人才构成，是一种很有启发的“内部视角”，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政党研究的“折射视角”（refraction approach）。

更具体来说，从世纪之交到两次大战间期，是西方左翼政党全面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他（她）们最初与自由派政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而竞争本身则发生在自由派活跃和起家的公共空间：比如报纸杂志等舆论平台、俱乐部、咖啡馆等等，之后还有社区组织和教育机构，工人夜校。其中最为著名的大约是和英国工党关联甚密的费边社。依靠这些空间实现政党建设，一个可期的结果是：从这些场域上升的知识分子获得了领导权，比如德国社民党后来的领导人西法亭。他（她）们既没有傲人的名校学历或社会科学的职业训练，也没有工人运动的基层经验，但有党内意识形态工作的专长。这对政党来说是有利有弊的：利是意识形态工作出色，弊是缺乏政策变通。职由是故，左翼政党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应对此后一系列危机，而一代新的年轻专家也在逐渐成长。他（她）们的背景面貌截然不同：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济学家、名校加持、掌握统计技术手段、信奉凯恩斯主义。

战后这些新专家全面上升，跨越了政治和学术两重领域。他（她）们认为，经济政策固然要基于科学分析，但也是政治妥协商讨和国内政治需求的产物——麦琪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伦理”（Keynesian ethic）。这一知识转型和战后西方世界的“嵌入性自由主义”秩序、国内阶级矛盾调和、经济普遍增长和分配问题缓和的状况关系密切。然而到了六七十年代，这种知识秩序和左翼政党战后格局很快又遭受了猛烈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联系被认为损害了其科学判断，并要为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以及滞胀问题承担责任。他（她）们遂从政党中抽身而出，退回了学院或进入了新的领域，特别是当时新兴的国际金融行业。其理论内核也相应地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提倡国家不干预经济，市场自我调节。与此同时，像美国“新民主党人”这样有广泛资本联系、信奉市场的党精英重新获得了权威。填补空白的还包括一群职业的策略专家，他（她）们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政党（特别是内部的派系）赢得选举，控制舆论，在国会中策略性地争胜。此外，智库作为一种美国党派知识生产的新场域也在上世纪7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迅速传播到了欧洲，重塑了欧洲的左翼政党，把其推向形式上吸引更多选民的“第三条道路”，而实质无非是拥抱新自由主义。

这种从知识视角出发的替代性历史书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政党，政党中不断更替但鲜活丰富的行动者：他（她）们有知识和理念的力量，力图改变世界，投身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激烈竞争，但也会犯致命的错误，带来非意料的后果。这些党内外知识分子/理论家所代表和背负的理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形塑了其政策选择和政治目的，而他（她）们在政党、学术体系、新型智库等具体场域中的权力关系、竞争和网络，都是理解20世纪政治变迁的重要维度。

类似的研究还可枚举一二。再以何伟亚为例。在最近出版的《畜力与殖民战争》一书中，他进一步分析了英帝国军事化的另一面：由畜力构成的后勤系统。而这一系统的建立和制度化，需要依赖一系列的新知识群体，如殖民地本土的兽医、帝国中心实验室中的生物学家等等。他（她）们之间的网络和对于牲畜疾病的知识建构，某种程度上使得全球帝国的建构成为可能（Hevia, 2018）。吉·伊尔（Gil Eyal）则关注了以色列情报系统中的分析人员如何从上世纪50年代熟知中东政治实践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70年代后用古典学方法分析政治文本的犹太知识分子。这导致了获取情报/知识的方式的系统性转型，外交政策话语权发生转移，对中东其他国家政治意图的解读也随之产生了诸多误判和不确定性（Eyal, 2006）。相比之下，提摩西·曼德维兹（Timothy Medvetz）更关注“智库”作为一种特定的权力场域和知识空间，是如何在美国传统的政治与行政场域、经济场域、制度化文化生产场域和媒体场域之间的缝隙中诞生的，如何获得了布迪厄意义上的新型社会资本，并改变了政策研究的品质，并重塑了美国公共空间中政策竞争的形式（Medvetz, 2012）。这都为新一波的历史社会学打开了空间。

在知识-权力装置和行动主体之外，知识研究另有一个重要维度，与第三波的历史社会学运动暗合：即对于重大历史时刻的关注。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在《历史的诸逻辑》中批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的时间假设或是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无非是天文学的社会科学变体，亦无法解释结构的变迁，而对于世界体系内各部分命运和逻辑的分析则充满了功能主义和目的论，可谓是一种“目的论的时间性”；或是如斯考切波，用一种静态且机械的方式来比较不同国家的革命，仿照多元回归分析的基本思路来抽取和比较历史变量的作用，力图复制控制性实验，可谓是一种“实验性的时间性”。与之相对，休厄尔倡导“事件性的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即把罕见的历史事件放入因果解释的核心，考察行动者如何形成新的文化图式，如何获得权力，或赋予已有的文化图式新的资源和权力，从而改变结构本身（Sewell, 2005: 81-123）。那么，在实证的层面，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甄别何为关键历史事件/历史时刻？攻占巴士底狱、反转战争格局的重大战役、确立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法时刻、重大政策的制定、有关紧急法案的投票，等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案例。而知识研究往往会关注一类特殊的历史时刻：“知识生产时刻”（knowledge production episode）。

概而言之，“知识生产时刻”包含几个重要的构件，使其有别于此前的结构决定论和机械的制度变迁理论。首先，这一定是原有政治经济结构发生系统性危机（或者被建构为危机）的时刻，比如麦琪所说的“波兰尼时刻”（Polanyian Moment）——市场脱嵌的动力和社会保护运动的动力势成对峙，往往出现大规模经济危机，旧有的政治经济方案崩溃，新的方案产生并形成竞争（Mudge, 2018: 33）。两次大战间期是典型的“波兰尼时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是，也许今日之世界也很快会迎来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波兰尼时刻”。

第二，这一时刻充满了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所言之“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质言之，危机中的行动主体无法逆睹历史展开的可能性，也并不知道具体“风险”（risk） 的分布，更不清楚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在（Blyth, 2002:10）。[3]伊万·尔马柯夫（Ivan Ermakoff）提出了不确定性的另外重要一面：因一般性的文化图式和行为规则崩溃，行动者之间往往也不能相互理解，无法预测对方的想法和行为,他称之为“相互不确定性”（mutual uncertainty）（Ermakoff, 2008）。在这种情境下，关键行动者往往会创造新的知识或重新调用旧的知识，试图理解并叙述危机，指明新的政治经济方案，建构自身和其他行动者的利益所在，促成政治联盟，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因此，危机和不确定性为知识的生产创造了条件。新的知识/理念指导个体/群体的行为，是建构历史的关键因素。这与第一、第二波视知识/理念即为利益反映，因而仅是附属解释的观点，已是根本不同了。此处，知识生产是集体行动重新达成的条件。最后，新知识/理念的生产者还要面临争夺听众的竞争。这一过程也充满了或然性，因为需要建构一整套知识装置，也必须说服其他的政治行动者，以达成政治联盟。大多数时候，特定知识范式只有获得国家权力或者其他拥有权力的关键行动者的认可，才能获得最终的合法性。这一“合法化”的过程，也可以是历史社会学的重要议题。

此处且以布莱斯的《大转型：二十世纪的经济理念与制度变迁》为例，来说明如何在历史情境中打开“知识生产时刻”。与麦琪类似，布莱斯也主要关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两个“波兰尼时刻”：前者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凯恩斯主义，后者从凯恩斯主义（政治上是嵌入性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而布莱斯的历史解释重点在于经济危机后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经济知识的重构。在三十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危机是暂时的，且自由市场秩序很快可以修复，但事实证明危机的影响要深远艰难的多。胡佛总统使用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无不以失败告终，以致当时的官僚系统、工会和业界都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中。罗斯福上台后，也出现了“行政管理价格”、“稳健金融”等多种政策，但最终总需求不足的理论成功解释了危机，并提供了增加政府支出的解决方案。这一理论很快形成了广泛的政治联盟：工会支持之，是由于《社会保障法案》能够为工人阶级提供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多种保障计划；而业界支持，是由于此理论承诺生产扩大，而随后的战争又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机会与可靠的利润。二战前后，这一政治联盟建立了“经济发展委员会”等多项建制来支持这一理论-政策范式。

七十年代开始，持续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经济停滞并存，这种新的危机处于凯恩斯主义基本解释框架之外，国家、业界和工会再次陷入高度不确定性。此时出现的新理论更多的是对此前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重新包装和阐释，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理论、供给学派和跨学科的公共选择理论等等。这些翻新的经济学理论为业界突破危机、重新实现增长和利润提供了希望，扩张型的财政国家成了危机的替罪羊。在这个新的联盟中，权力结构改变后的国家和商业界重新站在一起，也许还包括对“对抗性政治”（adversarial politics） 和美国隐形福利国家失望和厌恶的中产阶级（Prasad, 2006），而工会作为曾经重要的政治力量决定性地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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