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金融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年份。回顾这一年，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渐进式重构，从银行到小贷公司，从持牌金融到民间借贷，监管新规接连落地。总体来看，2020年的金融科技监管有两大特点，一是在某些领域收紧政策，监管套利空间日渐压缩;二是明确导向，监管层多次强调金融回归支持实体经济本源，这无疑也是未来金融科技监管的发力方向。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会议同时指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普遍关心，下一步金融科技发展将循着怎样的路径?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该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的关系?
主 人：《金融时报》记者 赵萌
持
特邀嘉宾：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黄震
《金融时报》记者：有人将2020年定义为金融科技“强监管元年”。对此您怎么看?
黄震：上世纪末，“金融科技”一词就已经在欧美出现，近10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十分迅猛，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因素，甚至已经出现一些问题。金融科技需要加强监管，目前已成为业内的共识。但是，对于金融科技如何进行监管以及在哪个时点和领域发力等具体问题，人们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
2013年至2016年，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一轮讨论热潮中，就已经有业内人士提出对金融科技加强监管的建议，但以前提的是创新监管、依法监管、适度监管等监管原则，对于监管的具体措施、强度力度和实施阶段并没有明确。2020年，金融监管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于P2P网贷清理、网络小贷业务规范、消费金融以及互联网保险等进一步规范，国家出台了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整治和监管。
我认为，2020年是“强监管元年”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我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只是2020年的监管呈现出新的特点：监管的措施比较密集;监管涉及的领域比较多;监管的力度比以往更大。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看到，疫情的发生实际上倒逼金融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这其中，既包括从业者也包括监管者。您认为，下一步，银行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将向何处去?金融监管又会在数字化背景下出现怎样的新变化?
黄震：实际上，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大趋势早已确立，只不过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起到了加速和增强的作用。2021年，金融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会进一步深化和升级。这将不仅仅表现为金融机构网络化、移动化、数字化，更重要的是，跟智能化相结合，我称之为“数智化”。
“数智化”转型是数字化转型的升级版，监管也会因金融机构的“数智化”转型而加强自身有关治理能力的转型。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通过“数智化”治理，保障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又会出现一个新现象——“数治化”。我认为，“数智化”和“数治化”将是2021年之后我国数字化转型和升级的两个新趋势。
从银行业角度来看，传统金融机构要做好数字化转型，第一，必须加强合规管理，持牌金融机构必须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在规定范围内推动自身的数字化转型;第二，要加强内控管理，必须全面系统地推进数字化转型，而不能单兵突进、无序扩张;第三，要加强风险管理，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通过风险管理来获取收益的行业，风险管理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通过探索数字化的风险管理方式来应对强监管。
同时，监管机构也要积极推进数字化治理。第一，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探索，监管可以开展小范围的试点探索;第二，可以将有关试点项目放进监管沙箱进行观测评估和试错纠错，技术成熟了再推广;第三，监管也需要创新数字化治理，与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同时推进。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您认为，该如何平衡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
黄震：2020年10月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提出，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
我认为，当前要实现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认知模式要升维，即要突破平面思维，进入立体思维。创新与风险，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它们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具有一致性的。毫无疑问，金融业本质上就是通过管理风险来获取收益的行业。
可以说，金融科技本身就可以实现创新与风险的平衡。金融机构应该将风险管控看成一个新的创新点，对于风险加强监测、评估、预警、预防等，利用科技的力量来更好实现创新与风险的平衡。金融科技的创新就是用科技来探索风险管理的新模式和新产品。因此，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是可以兼顾的。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创新要立足于金融业务内生的逻辑。金融业务的内生逻辑就是通过风险管理加强创新探索。因此，只要不是简单突破传统的规则和规律，创新并不一定就会产生新的风险。如果现在把整个金融和实体产业都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来思考，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管理都应该以新一代的基础设施为基础，来探索创新和风险管理，实现数字化的普遍应用。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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