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学家到底去哪儿了
他所在的高校，女生数量一直在增长，这也是全国趋势。教育部统计，到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中女生数量连年超过男生。根据中国科协的数据，到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经超过了2400万人，几乎要占到全部科技人力资源的四分之一。
王立铭一惊。身为两个女儿的父亲，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替女儿们搞清楚，她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他过去研究的是“果蝇争斗性行为”之类的生物学问题。这次，他找到不同高校的朋友帮忙，发出了国内学术机构性别问题调查问卷。两周内，收到了1600份有效问卷。
问卷印证了学术界“消失的女生”现象。67％的受访者表示，女性教授“较少”或“极少”。统计到的超过1000名教授中，女性只占两成。即使是在日常经验中“更适合女性发展”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女教授的比例也不超过三成。
稀缺不只体现在教授职称上。中国科协数据显示，2013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
多项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现了“高位缺席”现象——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
从2400万到孤单的塔尖，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今年，她去参加瑞典结构生物学年会，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报告人中女性众多。而她在国内参与组织的几次国际会议里，想要实现“女性报告者不少于20％”这一国际惯例都是相当困难的。
回国后的一次演讲中，颜宁指出，每年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以应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也许我们录取的70％”都应该是女生。在实验室的表现中，女生也从不落下风。但到了求职的时候，分化产生了。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阶段，女性锐减。
“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这位一向不喜欢被冠以“女科学家”称号的女科学家说。
她多次倡议，“赋予父亲休产假的权利”，以保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事业诉求与事业发展连贯性。
而这时，摆在她们面前的道路开始分岔了。
马缨的调查发现，“生命周期”影响了女性科研人员的表现，生育是其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平均生孩子的年龄约为30岁。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约3岁）之前，孩子的照料任务主要是由女性承担。
这似乎是生理上无法避免的。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女科研工作者们仍然可以选择回到岗位上，“把时间安排好”，继续科研路。
而实际上，生育只是漫长家庭生活的开端。马缨调查显示，35岁之前，女性科研人员论文数量与男性同行差异很小。而36岁开始，女性开始落后，直到50岁与男性开始拉开显著的差异。
天文学博士后杨景（化名）觉得，相对于那些涌向职场的女同学，一直没离开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己算是幸运的了。
她面临着博士后出站、争取编制的压力。但目前看来，这种压力不会因为性别而比其他竞争者沉重多少。毕竟，衡量科研工作的标准很现实：论文发表篇数多少、期刊影响因子高低、参与项目大小。男女都一样。
杨景的好友里有一位新晋妈妈。生育对于她来说，“基本意味着两年没有了”。备孕，哺乳，照顾宝宝，每一项都牵扯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时候，星体如何运转只能扔到脑后，最大的学术难题是如何止住小家伙啼哭。
杨景的导师中不乏“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女性楷模。她觉得，那些生育后学术上放慢步伐的女性只是不够“努力”去平衡。当然，这也并不可耻，因为“每个人追求的幸福”并不一样。
马缨的朋友中就有一对夫妻，同年毕业进入同一家科研院所，如今双双年过四旬。丈夫是学院的领导和一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妻子则从事科研辅助的工作，不在科研一线了。
“当年你成绩还好一点啊，后悔么？”马缨问她。她则笑着表示，有家庭生活很满足了。
杨景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如果结婚生子，会不会也像很多女性前辈一样步步后退。她身边有更多女同学，甚至毕业后再没进入科研一线，而是直接从事了科研辅助工作，“稳定、方便照顾家庭”。
科研世界里的女生们没有消失，她们只是逐渐隐形了。
在王立铭看来，仿佛每个人都做出了当下最合理的选择，这种个人选择也值得尊重，但更大的不合理因此发生了——“这个国家失去了一半人口的科研智慧”。
这个女生有一份漂亮的履历：考上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来转到香港大学读完本科，再去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硕士。但优秀如她，还是经常无法对一个问题给出满意答案：啥时候结婚。
这似乎是女性必答题之一。“我们的文化价值里有一些对两性的预设，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了这种不平等的逻辑。”她说。
而在上升渠道看似公平敞亮的象牙塔里，性别歧视也通常是完全不自觉的。
王立铭的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似乎生活在不同的校园里。绝大多数女性受访者在学术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性别歧视的存在。而与之相反，大多数受访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性别歧视问题的存在。
在女生们看来，这种歧视是隐形的，包裹在善意里。
杨景的老师曾对她表示出殷切期望：“你虽然是女生，但希望你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杨景很受激励，但同时也隐隐约约感到，这默认了女生一般情况下对自己要求不高。
而王立铭身边也充满了类似偏见：“对女生就多照顾点”“女生不适合读博士了，读个硕士找个稳定工作最靠谱”……
董一格和其他有留学经历的女性朋友在一起吐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么不正确的话来？
在美国留学时，她身边的教授对性别问题非常敏感。这也自然，任何不当的言论都会遭到舆论攻击，甚至有可能被起诉。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因为性别歧视言论而遭到炮轰，被迫辞职。
她较真儿，经常在网上与带有歧视色彩的言论吵架。有趣的是，吵架的帖子里她的支持者寥寥，而私信箱里却经常收到长篇的鼓励。
“大家其实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不愿意公开表达出来。”董一格分析。
“巨大的文化压力下，没人愿意做一个trouble maker（挑事者）。”她说。
歧视在孩子成长期就存在了。王立铭从小常听见老师说，“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绩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学理科”。当时的小男孩并没有觉得有问题，反而还生出一种优越感。直到进入大学，和许多女科学家共事，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女性能力的成见毫无道理。
当做了爸爸，他开始担心：女儿也会听到这些错误的暗示，怎么办？
而即使是精英高校的学子，也无法完全摆脱来时的土壤。他的周围有很多优秀的女生，想法新，很会设计试验、分析问题。而当毕业抉择时，她们中的一些最终选择了离开校园，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持家庭，纵使对科研仍有留恋。
王立铭惊讶地发现，这些女生家庭的重男轻女意识强烈，即使女儿进入名校，还是无法扭转。
他说，在整个社会文化的预设里，科研本来就是片“雄性领地”——“大部分人谈到科学的时候，第一反应想到的八成是一个老头子，很睿智深沉”。
董一格觉得，在这样的预设下，女性科研工作者上升的路径之一是完全抹杀女性身份。
这已经被验证可以成功。在一次科学家会议上，一位生育了三个孩子的85岁老科学家坦言，除了在“三八节”，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女性。
她的努力可以看作扯掉性别标签的尝试。而社会回应的另一笑话则更加不友善：“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这个评价曾经让杨景一度很不舒服。她还是尝试着让自己“习惯”起来，甚至在别人提起前主动自我调侃。但是，当工作结束，现实与未来的压力一同袭来，她还是会感到迷惘：我能走到哪一步？
著名女数学家王小云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自己很想像男同事们一样，下班可以喝酒聊聊工作。但她还需要买菜做饭接孩子，身边的妈妈都无法与她聊数学。于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做家务，一边思考数学问题。
在董一格看来，这是一个属于男性的世界。她很烦别人提起“男女还不平等，女性都要爬到男性头上了”，或是“我们家我老婆做主，这还不女权吗？”
她学习社会学，认为看清一切关系的切入点是利益——当最前沿的研究、最受关注的项目都由男性主导时，男性掌握着结构性优势。
王立铭不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但他也感慨：“无论是研究方向、专业、学科、领域，只要是比较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的事情，女性都面临问题。所以你说女性都消失了，她们其实不光是从学术界消失，还是从大多数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地方消失了。”
在董一格看来，现在中国经历的，美国已经历过一遍了。
她曾经雄心勃勃地找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社会学家介绍自己的课题，和中国性别不平衡有关的研究。老师表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不新，因为美国学术界已经历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
她的很多老师都是50多岁的女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的博士，那时学术圈内发起的女性运动正在开花结果，哈佛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校长，美国社会学学会连续产生几位女主席。
她期盼着目前对性别议题的关注能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变化终究是在发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0 年评审工作中首次提出“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的政策。自2011年起，将青年科学基金中女性申请年龄上限放宽到40岁，较男性的35岁增加了申请机会。2012年设立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中，将女性申请年龄上限设定为40岁，较男性的38岁增加了2年的申请机会。
在国外，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NSF）设立的玛丽·海姆项目，只面向那些“由于家庭责任或配偶迁徙而中断或延迟了自身职业发展的”女性。荷兰研究理事会的一项计划，则帮助较低职称的女性开展科研项目。
董一格是个河南姑娘，中学时转入北京，对自己的口音特别敏感，经常被对“外地人”的调侃伤害。再后来辗转求学，她逐渐意识到，对抗所有的歧视，无论是针对地域、种族还是性别，都需要更多一点警惕和敏感。
“改变就从公共舆论中明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开始吧。”她说，“我们需要一点‘政治正确’。”
因此，她选择较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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