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彩礼贷”的新闻，迅速在网上炸开了锅。
起因是九江银行发布了一张海报，上面的宣传语是：彩礼开销不用愁，“贷”来稳稳的幸福。为“天生一对”专属定制。
有记者咨询了九江银行的客服，对方表示彩礼贷这项业务的确存在。
顿时间，骂声不绝于耳，抨击纷至沓来。网友们说，“好家伙，脸都不要了”，“江西的银行还是了解江西”。
更有思路清奇的解读，从图片上男女背靠背看出了这种婚姻的本质，堪称评论区的列文虎克。
不管这项业务的本质究竟是不是消费贷，但当它堂而皇之以“彩礼”的名头并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时，就不得不去思考附加在婚姻之上的这种沉重负担了。
过去，因彩礼问题的闹剧数不胜数，有男子因为被索要巨额彩礼当街崩溃暴打女友，有男子因没有钱付彩礼急中生“智”抢珠宝店，有女子因为和男友彩礼没谈拢跳河最后自行游泳回家……
在凤凰财经的一份数据中可以看到，对比2013年和2017年，绝大多数省份彩礼分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京津冀地区尤为夸张，礼金涨了十倍以上。
在一般情况下， 彩礼通常指的是从男方向女方转移的资产，它的作用在于敲定两家之间的婚姻契约。
以前人们爱说“谈钱伤感情”，如今大家调侃“谈感情伤钱”，天价彩礼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观念的变化。
1941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指示信《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中，“彩礼”与“聘金”一起被斥为变相的婚姻买卖。
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投入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去改造“传统”的婚姻习俗。1950年的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官方对待彩礼的态度一直以批判为主，因为这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体现。
小说《结婚现场会》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于女方父亲执意要向男方索要彩礼500元，村干部准备将他当作“买卖婚姻的坏典型”批判，而对村里几对不收彩礼的新婚夫妇，则被当做正面典型参加结婚现场会。
当然，这不意味着彩礼现象就从此消失了。
在田野调查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里，作者以东北的下岬村为取材对象，分析了从1949年开始，六十年来这个村的道德风俗和择偶过程的变化。
50年代的彩礼，大多只是一笔礼钱，并且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女方父母；60、70年代，多出了一些别的项目，例如为新娘置办的私人物品，还有装烟钱、家具、床上用品等。
但整体来讲，当时的中国，彩礼现象并不严重，如1959年，北京一对青年工人结婚时，彩礼全是生活日用品。
转折发生于80年代，因为过去农村的集体经济开始瓦解，小家庭模式逐渐发展起来，新婚夫妇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到住房的问题。
在下岬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彩礼中涉及金钱的部分都被归入一个新的项目：干折。
所谓干折，就是将彩礼折成现金，并列在彩礼单上。这笔干折在订婚仪式上直接给到新娘本人手里。
由于这组关系中女方具备了对彩礼的的支配权，所以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991年7月，该书作者亲眼目睹了一次彩礼谈判，其中最难对付的竟是姑娘本人。
她坚持要5500元的干折，而男方家最初提出的是4000元。最后，双方以5000元敲定，另外再给姑娘500元的装烟斟酒钱。
索要高额彩礼的目的，就是为将来的小家庭积聚更多财富，盖好房子从原有家庭独立出来。
从此，彩礼中的最大隐形项目——房子，就成为了结婚时最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性别的结构性失衡也让彩礼变为了女方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城镇化发展，农村地区涌现出打工潮，所谓孔雀东南飞，几千万农民奔向广东和江浙等富裕省份，成为“打工仔”、“打工妹”，后者甚至更多，村里的女青年所剩无几。
如此，封闭的婚姻圈被打破，跨区域的婚姻变得普遍，农村女青年很多嫁入城里。这就形成了农村男女比例失衡，女性资源稀缺的格局，彩礼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难题，思想大师布迪厄在《单身者舞会》一书中，曾对法国农村地区的单身者现象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市场的统一造成农民求偶更加困难。封闭的世界越趋向开放，女人的眼光越多地关注城市，就越有机会在农民世界之外找到配偶，女人从较低阶层向更高阶层流动，男人却仍局限在自己原来的婚姻圈。
这个道理放到中国，在开放初期，虽然地域限制已经被打破，但彩礼还不算过分；仔细观察，那些触目惊心的彩礼新闻基本是在近年发生，它的本质是反映了社会进入激进状态。
2008年，金融风暴波及中国，沿海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几千万农民工失业，纷纷回到农村。
为了盘活经济，解决就业，四万亿的重磅炸弹丢下去，地产经济开始冉冉升起，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兴起了。
以地产为代表的基建，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而新建的房子也需要他们来消化，薪酬也跟着提升。顿时间，工地搬砖收入和大学生的薪资倒挂，就像蓝翔的广告说的，三千块哪能招工人？只能招大学生。
男多女少的农村，很快就嗅到了这个信号，既然市场行情在变化，彩礼价位也要跟着起伏，在县城有房有车成了标准配置。
地产行业的大水漫灌，接着传导到其它行业，大众创业，人人摆摊，拿到手的钞票越来越厚实，所有人都觉得来到了黄金时代。
从事实上来说，与所谓的城市生活，也就是一个首付的距离，触手可及。
当全国一个上亿的伪中产阶层出现时，他们恐怕不会想到，地产泡沫的时效性并不长久，等这波周期过去，偿还贷款的巨大压力可能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彩礼价格一旦上去，就很难再下来了。
女性在婚姻市场的流动中越来越倾向婚姻层次的上层，原本城里并没有索要彩礼的习惯，但在农村风气的影响下，也开始有模有样学起了彩礼谈判。
在这轮泡沫狂欢里，女性心理预期都被阶层跳动的幻觉大规模拉高了。黄粱梦醒时，男女都不得不面临随之而来的惊涛骇浪。
以缺乏安全感的名义，近年来泛起的各种两性婚姻关系中诸如“冠姓权”这样的尖锐话题，影响的并不是提出这些话题的“话语权阶层”，而是成了底层男女的互相伤害。
彩礼价格和房地产高度绑定，酿成了许多悲剧。
资本先制造婚姻市场的“紧缺态势”，然后把车房作为身价筹码，硬性包装成婚姻刚需，用攀比欲强压底层买单，以吸血的方式，完成经济上去库存。
这里的巨大陷阱就在于，底层人其实是无法支撑这种超前性借贷消费的，然而在阶层飞跃的诱惑下，人们难以挡住这种巨大的虚荣。
用高杠杆形式新组建的家庭，最后往往面临经济破产，男方面子被扯掉，女方的梦幻也随之破灭。
离婚潮就接踵而至了。
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离婚率已经连续17年上涨，2019年我国离婚对数已经达到470.06万，同比增长5.4%。
资本的竭泽而渔，让自身能够滚滚向前，年轻人逐渐学会了用脚投票，婚姻的成本被过于抬高怎么办？有人选择借钱置办彩礼，更多头脑清醒的人群则选择了远离婚姻收割。
离婚率年年上涨，结婚率也跌跌不休。2020年民政统计数据出炉，全国结婚登记人数813.1万对，同比下降12.2%。
等所有人最终明白，所谓的“有车有房”根本不是“基本条件”，而是一个实际上对自身能力要求超高的“中产陷阱”时，这场你追我赶的闹剧才会惨淡落幕，而其中的代价就是半生为奴。
事实上，“中产阶级”这事逐渐沦为一个伪命题，留下的，更多是“中产焦虑”。这套时髦的名词，不过是我们的价值观无限趋向于西方社会的一个证明。
这种价值观是非常肮脏的。前几年，一篇名为《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的文章疯传，它又被称为“发生在中产阶级内部的踩踏事件”。
在成都，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为主的望江锦园、望江水岸两个小区，为了捍卫优质学区的独占权，劝退前边两个低端小区的“无理要求”，在公开信开头就是这样写道：
“望江锦园、望江水岸、金润华府的业主，我们应该团结友爱。”
“望江小学属于你们，属于我们。锦东庭园和致瑞雅苑没有资格就读。”
以金钱为衡量工具，公然鄙视工薪阶层，并威胁要大打出手，社会价值观堕落至此，将房子作为中产实现标志的底层男女的婚姻，当然也是一地鸡毛了。
在资本的嗜血下，六个钱包被掏得一干二净，男女方父母在婚姻市场中受到严重挤压，普遍存在“婚前五六年积蓄，婚后几年还债”现象，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伦理性负担”。
社会主义国家，婚姻居然普遍建立在严重的代际不平等与代际剥削的基础之上。
其实，如今的“彩礼贷”并非什么创新。关于贷款娶妻的新闻，早就屡见不鲜了，2006年就有因为穷汉借彩礼不成砍伤妻子的案例。
而我们国家对彩礼的批判从来就没停止过，除了在婚姻法里面规定，在宣传上也是年年提，月月提。
甚至中央一号文件都专门写到，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媒体报道，就在今年，江西省鄱阳县一村民女儿的订婚仪式上，彩礼桌摆放了巨额彩礼。此事被人上传到网络后，引发关注。最终，乡政府对该村民所在村委会给予全乡通报批评，并将此事挂上移风易俗黑榜。
然而，你尽管批评，改了算我输。江西老表们现在依旧为彩礼问题苦不堪言，不然怎么会出现所谓的彩礼贷呢？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在河南中部的吕楼村，“婚姻”的价值不仅由彩礼价格作为支撑，而且女孩们也依照相貌、学历的不同，而被标上了不同的价格。
就拿学历来说，吕楼村的“婚姻市场”， “价格”是这样的：本科15万元，大专12万元，中专10万元。理由是，为供女儿上学借了那么多债，结婚时必须得到补偿。
真是一桩桩魔幻现实主义的爱情买卖。
类似天价彩礼的现象，在当代社会其实普遍存在着，试想如果漫山遍野都是待割的韭菜，谁还会沉下心来踏实做事呢？
想在今天再来一轮“移风易俗”，显然比70年前，还要复杂得多。
乌鸦校尉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
如需转载，请后台留言。
分享给朋友或朋友圈请随意
参考资料：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
《社会没病，所以农村姑娘找对象县城没房子的不嫁！》，天涯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