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到来的时候，和我们谈起虚无和无常的万玛才旦，又忙碌起来了。他结束了《气球》的工作，离开了电影节，再次回到了片场，片场依然在青海。他的同事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雪山壮阔，松树高大落拓，结满了霜花。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摄影｜吴明
妆发｜钗钗
造型｜THEXIStudio
独家线下战略合作｜红砖美术馆
凝视
一个红色气球闯入视野，于是有了一部电影。电影《气球》的由来，是电影史上一个美妙轻盈的故事。
大约十多年前，秋冬交替时节的某个晚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万玛才旦走在中关村附近，看到街上飘着一个红气球，觉得特别美，是个特别好的电影意象。一个故事在他心里发生了——关于避孕套，关于特殊年代里一位藏地女性在信仰和现实之间的生育困境。十几年后，这个故事终于成为电影。除纪录片外，《气球》是2020年院线上映的华语电影中，豆瓣评分最高的一部。
看到一个气球，思绪随之飞走，这是万玛才旦生活里常有的出神时刻，是一种类似天性的东西。在青海贵德县的老家村子里，万玛才旦从小就是个沉默寡言、喜欢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他不喜欢跑来跑去，但只要坐着，看着某个地方，比如一滴水、远处的山，或者墙上的斑点，就能从现实里抽离出来，进入想象。
如今他已经是一位导演，年过五十，头发已经有些灰白，本质的东西依然没变。在《人物》与他的四次会面中，他始终温和、礼貌，带着他的新书做礼物，采访时也有问必答，但回答总是简短，也很少主动开启话题。在圈子里万玛才旦同样以寡言著称，常常在大家聚会聊天时，他会被一句话击中，然后出神，开始想故事。有人开他玩笑：「你平时不说话，电影里人物说那么多话，是不是你的话让人物都说完了？」他笑一笑，还是不说。
万玛才旦觉得，听和看，比说更重要。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眼睛。一只长在手心里、俯瞰人间的眼睛。是有一年他在西藏一个寺庙里看到的一幅古老壁画的局部。他很喜欢，就做了头像。
这种凝视世界的眼光，也出现在万玛才旦的每一部电影里。《气球》的故事是从一双孩子的眼睛开始的。小男孩透过吹了气的避孕套，看着藏地的天与云、草原、摩托车，聊天的父亲和爷爷。《塔洛》开头，是12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只拍这个牧羊人背《毛主席语录》。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第一个镜头是导演独自伫立在群山之间，前30秒，人的动作几乎是凝固的。
万玛才旦的电影风格鲜明，偏好固定机位、长镜头，少用近景，人永远是小小的，在高远的天地之间。2020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放映会上，一位北大学生问到他为什么产生这种偏好，万玛才旦说，他希望形成一种客观的视角。「特写镜头往往带着主观强调，引导观众去看某些东西。而固定的全景机位，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凝视，选择关注什么。」
这种凝视不仅仅是镜头本身，还是对人的态度。万玛才旦的电影里，主角总是一些破碎的、不完美的普通人。作为孤儿长大的、陷入爱情的牧羊人，喜欢《西游记》的小喇嘛，随着剧组去寻找往日爱人的藏族姑娘，不知道该不该堕胎的母亲……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的电影：「没有国际媒体的头条，脱离了官方媒体以及旅游业所制作的梦幻风景片，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个体在转变及入侵中的挣扎、对于他们鲜活的日常体验的探究。乡村穷人和处在现代发展风口的生活方式，是万玛才旦最熟知的，也是他最擅长驾驭的主题。」
大概七八年前，影评人王小鲁曾经和万玛才旦有过一次关于电影的聊天。之后他回听录音，发现万玛才旦有很难得的一点，没有「妄语」：「他不回避问题，也没有禁忌，也能够非常谦虚地去领会你的问题。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非常节制，我后来想起来佛教里面有个词叫妄语，不妄语，这个词他是有的。」
2020年12月中旬，《人物》对他第二次采访时，我们再次谈到他微信头像的那双眼睛，他讲到佛教里一个概念：人是有第三只眼睛的，打开这只眼睛，人的智慧会更开阔。他也希望有那样一双眼睛，它代表的是智慧，是慈悲。智慧不是聪明，「像有些电影里是有一些小聪明的，或者聪明，但达不到智慧的境界。有些导演他是能够达到智慧的境界，像伯格曼、阿巴斯，其实是在用一份智慧在拍电影。」
万玛才旦最新电影作品《气球》
逃离
万玛才旦的老家，在青海贵德县的一个村子，在高原的褶皱里、黄河边上。在他长大的那个年代，人们大多靠种地和牧羊为生，世界高远而缓慢，他也很早就开始放羊，独自在山里呆着，很早就觉得孤独，常常陷入幻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更多活在主观世界」的人。
这是藏地整体的精神气质。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一次采访中说，高海拔地区的人容易产生一些幻觉，古代西藏一些僧侣的文学作品里幻想的成分很强，写实的部分反而很弱，一些历史的著作里面也充满了幻想、传奇与魔幻，这也许是一种文学传统。
导演德格才让，是万玛才旦多年的好友和工作伙伴。他对《人物》说了一个故事，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藏人的精神世界——藏地有许多人是相信有UFO存在的，在德格才让小时候，他父亲常常会去县里买一些科幻杂志，上面都是各种飞船，在闭塞的牧区见到这些读物，人们会觉得珍贵，脑子里天马行空：「那个片区的人，是生活在一种宗教信仰的架构下，他会本能地相信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大千世界存在。他们愿意去相信，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对年幼的万玛才旦来说，这种幻想很早就有了另一个承接的载体，那就是电影。
在他上小学时，村里来了一支勘探队，要在黄河边修一个水电站。勘探队会放一些内部影片，像《狐狸的故事》《佐罗》《十万火急》，还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后来，有一部叫《智斗美女蛇》的国产电影，他印象很深。其他电影里正面人物都美丽英俊，反面人物则长得猥琐，但是这部电影里，有个之前总是演反派的演员，最后被证明是地下共产党员。年少的万玛才旦已经有一种敏感，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种颠覆。
那种敏感，还来自于现实生活的荒诞。万玛才旦在「文革」快结束时出生，有一些对「文革」前后的记忆，比如村里的寺院被改造成了小学，孩子们就在寺院大殿里排练革命节目，歌词唱道「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另一次放映队来放电影，时间紧急，必须在下午完成放映，全村只有寺庙是唯一达到放映要求的场地，人们就把幕布挂在大殿中心原来放置佛像的地方，放了一场爱情电影。
他今年51岁了，还记得那样一个画面：神圣的宗教大殿里，孩子们喊着革命口号，或者看电影里男女恋爱。那次的观影经历，给了他最初的、关于世界的荒诞体验。直到现在他走进寺院，依然会想起。
整个青年时代，万玛才旦始终在寻找出路，不停地离开学校又再回去——他考入中专，毕业后做了四年老师；觉得不甘心，又继续读大学；毕了业进入体制，还是不甘心，又回到学校读研究生。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人生的关键词是「逃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18岁中专毕业时，他做老师的工资已经有90多块，当时是一份体面的收入，白天上课，晚上就埋头阅读，他读《红楼梦》，读《米拉日巴传》，读俄国文学，也读过好多本琼瑶。书读得越多，越不甘于当时的处境，他提出要考大学。那时他已经跟教育局签了6年的合同，工作人员让他写保证书——保证即使考不上，也不能继续当老师。他二话没说，要了一张纸，就在窗台上写了这份保证书。
这种决绝也一直指引他往更远处走，直到遇到某种机缘——他在西北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时，到了北京的国家翻译局实习，偶然间看到一个资助项目，可以供藏地的学生去学习喜欢的专业。漫长的时间里，他对电影的热情没有消磨。初中时在县里的电影院看电影，高中在州上，每个周末都看。而在那个时刻，那种喜欢又被唤醒了，进入电影业似乎成了一种可能。
他马上写下这份申请：关于自己为什么想读电影专业，需要多少钱，他学了电影将对藏区有什么意义。这份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原本保留的体制内工作，也不要了。
进入电影学院那一年，他32岁，已经结婚生子。他形容自己的性格，是一些冲动、一些执着，认准的事情就要做。在电影学院，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一些人前半段走得相对顺遂，而他是经过了十多年，才最终从藏地的小乡村，抵达了这里。
西装:COMME des GARCONS鞋:THOM WILLS
命运
刚到北京电影学院时，万玛才旦想拍的题材，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
在第一学期的课堂上，学生们要提交剧本，万玛才旦写过一个叫《吐蕃秘史》的剧本，讲的是吐蕃时期，当时的赞普朗达玛在藏地发起「灭佛运动」，摧毁佛寺，僧人四散，安多地区的一个隐居者决定刺杀赞普，他想出了一个类似荆轲刺秦王的方法——用藏戏做幌子，在演戏时用藏在袖子里的弓箭杀之。这就是佛教的复兴运动。
故事里还有枝枝蔓蔓的细节——赞普头上长了角，这是个秘密，为他梳头的丫鬟都会被杀，但一次他不忍心，放过了一个哭泣的丫鬟。丫鬟心里藏着秘密，憋得慌，有一天去旷野喊出了这个秘密，风一吹，秘密就传了出去。
这个故事是神话，也是史诗，浪漫宏大，是万玛才旦真正的文化底色。但他得到的反馈是，这种故事不能拍。这里面涉及政策原因，也有投资和市场的原因，是非常现实的状况。史诗电影是主流世界的特权，类似《吐蕃秘史》那一类的电影，「只能是你想象中的电影，是一个愿望」。
正在那个时候，万玛才旦看到了阿巴斯和其他一些伊朗导演的电影。那是另外一种气质，朴素、克制，但同样有力量。他们电影里那些村庄、街道、小人物的生存状态，那种气氛和情绪，让他沉浸，很相似的东西打动了他。主动或被动地，他做了一个转向，把目光投向现实题材。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谢飞老师，看到了他的才能。他曾评价万玛才旦的剧本：「非常小的事，但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不是藏族人是写不出这么个剧本的。」在谢飞的支持下，万玛才旦拿到了电影学院的拍摄资金，拍出了自己的毕业作品《草原》。
20年后，在望京一个咖啡馆里，万玛才旦向《人物》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用了一个词是「命运」：「像我这样一个出身、这样一个地域出来的人，完全没什么资源，但是靠机遇拍出了一部电影，真的好像是命中注定。」
2004年，万玛才旦毕业，回到藏地拍摄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拍摄藏地的纯藏语电影。万玛才旦看重真实的质感，选的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僧人的扮演者是僧人，小活佛的扮演者也是小活佛。当时还是胶片拍摄，摄影机一开，就要上千块，片中老爷爷的扮演者本就说不顺台词，一听到花费甚巨，更紧张了。这个本来设定在新年发生的故事，从路边的树上落雪，拍到了树长出嫩芽，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
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在当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那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那一年是中国电影百年，而藏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自己的电影，它还得到了主流话语的肯定。
消息传回藏地，有了各种有意思的反响——大家激动、高兴，人们聚起来喝酒庆祝，还有人甚至开心得砸了电视机。接着就有人问，有没有奖金。还有人虚构说，万玛才旦得了30万奖金。见到万玛才旦，他们好奇地问：「你拿了多少钱？你发财了！」
碰撞
《静静的嘛呢石》得奖后藏地发生的一切，就像一个隐喻——艺术反思与宗教传统，作者表达与藏地现实，这二者既矛盾又相互映照。
万玛才旦曾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他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家乡的真实故事，再现藏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而多年来，他也被广泛评价为一位脱离了奇观化、用自我书写为藏地「还魂」的导演。他的作品被认为最能代表藏地，同时也因为这种视角被藏地审视。
2020年《气球》上映前，用的是另一版海报：红色的避孕套在上方，底下是一个佛像，佛像是反的，本意是一个镜像。万玛才旦觉得它有冲击力，直接表达了电影内容。但这版海报在藏地遭到反对，有人认为把避孕套和神圣的佛像放在一起，是对佛的侮辱。这版海报因此被撤下。
这些年来，几乎万玛才旦的每部电影，都会与藏地的观念有或多或少的碰撞。比如《撞死了一只羊》里的酒馆老板娘，是一个被许多影迷喜欢的形象。但正是这个形象，被藏地一些观众认为不能代表藏族女性，她们是勤劳的、质朴的，而这部电影把老板娘塑造得太情欲了。
再之前的电影《塔洛》，里面有一首藏族情歌，被用作了电影推广曲。而在藏地，大家很少公开唱情歌，这是文化的不同。万玛才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他后来回老家，就老有人跟他讲：「看你的电影搞得我们很尴尬。」
另一种碰撞不在于电影细节，而关乎主题与审美。万玛才旦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他曾经的录音师德格才让说，是深刻的，作家气质的。他合作过的摄影师罗攀说，「他电影里最重要的是藏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生命观，以及独特的幽默感。」与他相识多年的影评人王小鲁说，他的电影是思辨的、疏离的、有强烈作者性的。
而这些作品在藏地遇到的反馈，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撞死了一只羊》在北京首映时，有一位藏族观众站起来问：「导演，我上次看《塔洛》也没看懂，这次也没看懂，你什么时候能拍出一个我能看懂的？」当时全场观众都笑了。后来有一次饭局，德格才让的一位朋友问他：「德导，我问一个问题，那个人开了15分钟卡车是啥意思？」他指的是，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的开头，前15分钟是司机金巴沉默着开车以及他的一些状态的部分。
更早之前，拍《寻找智美更登》的时候，剧组去藏地的一个师范学院交流，一个学生「腾」地站起来问：「老师你怎么不拍一个武打片？你可以拍类似于《莲花争霸》或者《黄飞鸿》。」
万玛才旦至今的七部电影里，很多藏地观众觉得《五彩神箭》最好看，这是一个政府投资的电影，也是万玛才旦在电影圈子里名声稍小的一部作品。德格才让说，藏地观众喜欢，是因为「终于听到有音乐了，而且画面也不是长镜头了，帅哥很帅，美女很漂亮。老百姓就说这个看懂了，又好看，这个才像个电影。」
这种矛盾跟藏地本身的审美有关系。观众们置身于深厚的神话叙事传统，他们喜欢《魔戒》，喜欢好莱坞大片，在藏地最受欢迎的内地电视剧是《西游记》和《白蛇传》。王小鲁觉得这很正常，他也曾经带着《静静的嘛呢石》到过玉树，想给小喇嘛们看，「他们是看不下去的，他们开着越野车，跳着街舞。」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就像你把贾樟柯的电影给汾阳人看，汾阳人也会更喜欢看《魔戒》，这是同一个道理。」
王小鲁和万玛才旦在十多年前相识，看过他所有的电影，也和他做过数次访谈，还写过研究藏地电影的文章。王小鲁觉得，万玛才旦的思辨性，他的爆发力，他强烈的态度，是一览无余的。
孤独的牧羊人塔洛，想回到草原深处好像又回不去的时候，拿着爆竹点燃了自己的手；《老狗》里老人家的狗，很多人去偷、去买，老人家不卖，最后宁愿把狗吊死了；还有《气球》里小男孩因为身上有颗痣，和去世的奶奶身上那颗痣长在同一位置，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但那颗痣在梦里是可以拿下来的，是贴上去的。这是万玛才旦对宗教温和的反思，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思辨的态度。
当万玛才旦向我们回顾他与藏地的关系时说，「你从小在那样一个文化环境里成长，你天然会相信这些东西。但当你离开了那个文化语境，接受另一种知识体系、另一个世界观，你就会有对自身文化的反观或者反思。」
王小鲁在某一年偶然听到万玛才旦做过一次藏语讲座，当时他很惊讶，那是他第一次听万玛才旦自由地、毫无障碍地用藏语表达。他意识到，万玛才旦身上是各种机缘的汇合——「他的年龄和成长经验，他的文学性、对藏地的思辨。而且他对藏文化如此熟悉，他是能用藏语进行讲座、用藏语写小说的人。他又进入电影学院……各方面的机缘都到了他这儿，让他成为今天藏族电影符号性和代表性的人物，这就是他的天命。」
新的藏地电影人
2020年11月底，万玛才旦在北京参加《人物》年度演讲的录制，在现场，他说到「红气球」的「红」字时，稍微带一点口音，他不好意思，向工作人员道歉，主动要求再来一遍。从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汉地，已经二十多年，他依然会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而紧张。
几年前，《人物》的另一位作者曾在江南某个城市遇到过万玛才旦。那几天食物全是河鲜。按照藏族习俗，万玛才旦不吃水里的生物，只一个劲夹凉拌萝卜。直到某一天，服务员端上一盘水煮牛脊骨，万玛才旦用手撕下牛肉，慢慢放入口中，「那个动作熟练得就像呼吸一样，和他整个人浑然一体。我们顿时被食物拉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时空……在江南，万玛才旦终于因为一块牛肉安心起来。」
2017年底，万玛才旦把家从北京搬回了西宁。这里离他的老家和父母都更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生活在忙碌与悲观无常之间。
现实生活里，他写小说，拍电影，做监制。只要有藏地的年轻电影人递剧本过去，他都会帮忙看一看，要是做监制，则要从剧本到宣发，费尽心力，跟完全场。交往多年，王小鲁知道万玛才旦是个不会周旋的人，他到了西宁，万玛说约上见一见，那就肯定不是客套，就会真的抽出时间来陪你，虽然还是不多话。他待人真诚，这跟他的电影气质是一致的。
但这些行动的源头，类似族群的责任和使命，与人的本质无关。在和我们的谈话里，万玛才旦数次谈到随着年龄增长，他会有一种更深的虚无感，跟身体的变化有关，跟身边发生的事情有关，跟经历有关，也跟宗教有关系，也因为天性里的悲观，他头发灰白茂密，声音很轻：「所以有时候又觉得，创作可能也没什么意思。」
这种矛盾始终在他身上存在——这次采访后没多久，他推荐德格才让给我认识，作为这篇文章的外围采访对象。德格才让为他的多部电影录音，今年完成了导演处女作《他与罗耶戴尔》。他说我也可以跟德格才让聊聊他的新片，也许可以帮这部电影做些宣传。
德格才让是在电影业里与他共事最久的人之一，亦师亦友亦兄长。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刚到电影学院上学，过了一两年，他叫上旧识松太加、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让，一起到了北京。他们就租在北影附近的黄亭子小区，从早到晚拉片，从CD到硬盘再到网络下载。三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万玛才旦内敛，但爱唱歌。松太加外向，咋咋呼呼的。德格才让则慢半拍，性格天马行空。毕了业，三个人就开始拍电影，万玛才旦当编剧/导演，松太加摄影/美术，德格才让录音/音乐，合作了好些年。到后来每个人都找到自己想拍的主题，都做起了导演。
随着时间推移，你会看到这群藏地电影人身上长出不同的东西来。
德格才让最想拍的，是藏区人的幽默。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熟悉那种植入骨髓的诙谐。只要稍微熟一点，人们就会互相开玩笑、取外号。每回在藏地拍片子，总会有几个活宝，现场永远充满欢声笑语。大家没有那种阶级感，谁的玩笑都开。
他觉得那是以前的电影没有呈现的另一个藏地。于是他拍了《他与罗耶戴尔》，一个公路片，里面的角色是个年轻人，也是他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那些人，那些说完一句话就会哈哈笑的人，那些啥也不说但都要笑一下的人。电影里那些笑点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生活真正的质感。德格才让说，不需把片子贴上藏地电影标签，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的故事，他更愿意把它归类为青春片。
影评人王小鲁还认识另外一些藏地电影人，他们与万玛才旦并不相识，也学习电影专业，进入电影业，他们有的在城市长大，有的拍的是恐怖片。他们代表的是藏地电影的另外一面。
2021年到来的时候，和我们谈起虚无和无常的万玛才旦，又忙碌起来了。他结束了《气球》的工作，离开了电影节，再次回到了片场，片场依然在青海。他的同事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雪山壮阔，松树高大落拓，结满了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