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疫情侵袭全球，如何看待各国的政策选择？“群体免疫”真的可以使经济免受疫情冲击吗？以经济停摆的代价阻击疫情到底值不值得？

本期微评：没有经济停摆的强制政策，通过“群体免疫”经济就会“自认”恢复的想法，不仅天真，而且简直是“痴心妄想”。把感染者人数压制在一个能接受的水平上，才是政策的核心。疫情持久战下，一个国家的经济部门应该被甄别区分为关键部门和非关键部门两类，不做出关键与非关键部门的区分，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安全。

特约评论人：陈玉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本期责编：张宁锐 江虹霖

帝国理工大学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模型项目负责人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的团队发布一篇报告影响很大，国内也不乏支持者。报告认为，在没有疫苗的假设下，如果没有社会干预政策，其结局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多数人都要被感染一遍，从而到达群体免疫状态，疫情的流行也就终止了。很多人对此的反应是，要么有疫苗，要么群体免疫。甚至有人认为既然早晚要靠群体免疫，那就尽快早点达成群体免疫，一了百了。这种见解不仅愚蠢而且怯懦。“群体免疫”的概念不能被误读成放任自流。

有人质疑，如果采用压制疫情的政策，造成的负面效果和成本（主要是经济衰退及其带来的间接后果）是否值得；疫情若暂时被压制，数月之后随着该政策的退出，疫情重新泛起，会又回到起点。

我们用经济学成本收益权衡的方式，来思考抗击疫情的战略选择。

最近，经济学家马丁·S·埃辛鲍姆(Martin S. Eichenbaum)等人写了一篇“流行病的宏观经济学”论文。该论文认为：回避风险的消费者，会权衡取舍，通过减少消费和消费活动，减少自己被感染的机会。显而易见可以推论，当疫情变得严重，消费者会急剧减少消费活动，对经济造成巨大的需求冲击。这对经济的影响很大，制定抗疫战略必须将之纳入考虑。所以，此文的观点是，要想让消费活动下降得少点，就要让人们感觉被感染的风险小点。因此，把感染者人数压制在一个能接受的水平上，才是政策的核心。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压制政策如何选择合适的强度，而不是要不要压制政策。

有观点认为，外国实现了群体免疫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免疫落差，会让中国失去优势。恰恰相反，若是某些国家放任疫情蔓延，短时间内完成群体免疫，其人道灾难将是历史上罕见的，后续的社会经济动荡无休无止，何谈相对于中国的优势？曾有论文考察了历史死亡人数较多的15次瘟疫及其影响，发现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达三四十年之久。所以，政府强力干预，延缓疫情高峰的到来，是有极大价值的。这样压制政策也是为疫苗的研究争取时间。

我认为，疫情持久战下，一个国家的经济部门应该被甄别区分为两类：关键部门和非关键部门。经济统计与决策部门应该随时观测经济关键部门的运行情况，这是底线思维。不做出产业的关键与非关键部门的区分，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安全。那些关于全球产业链受冲击，以及各种疫情之下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沉渣泛起的声音，都会干扰一个国家的明智决策。将经济区分为关键部门与非关键部门，就知道底线在哪里，就可以大胆地开放，深度且自信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防疫情”与“稳经济”并举，检测病毒的能力是关键。我们应该进行国际合作，加大检测技术的科技投入并提升产能。这是“压制性战略”可持续的技术条件和基础。如果将所有人都进行社交疏离，没有经济体可以长期承担。只有快速、准确地甄别出感染者，只对感染者和家属隔离，才能降低社会经济成本。

我还建议大力加大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这是谋长远，也是应对当前疫情所需。如果疫情反弹，我们应该有更强大的医疗健康体系。中国第一阶段抗疫成功，为我们赢得了加快加强医疗应急能力的宝贵时间，要利用间歇期，加强卫生部门的能力建设。今年，我国财政投入两万亿强化“大卫生领域”，将会被历史证明是最明智的政策。另外，市场参与者也要深谋远虑，思考如何参与健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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