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每次疫病流行都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另一方面，每次与疫病的斗争也都助推了人类社会变革，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日，记者围绕古代疫病防治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从未停歇
疫病，包括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涵盖因病毒、细菌、寄生虫和其他微生物引起的多种疾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告诉记者，中国古代各个时期都发生过疫病，如南北朝时期的天花，唐代时的疟疾、麻风，明朝时的鼠疫以及清朝的天花、霍乱等。
于赓哲表示，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疫病，其中有些疫病特别严重，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人类与疫病斗争的历史，从人类诞生起就从未停歇。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与疫病之间的斗争史。
公元前430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疫病。作为这场疫病的亲历者，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这场疫病的起源、症状以及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也成为后世史学家研究雅典疫病史的重要文献。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疫病的记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毅介绍说，从宋代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政和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分类来看，通常包括疾疫、伤寒病、时气病、天行温病、斑疹伤寒、痢疾、痘疮病（即天花病）、大风癞疾（即麻风病）、麻疹等，通称为瘟疫。瘟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死亡率较高。瘟疫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流动和社会动乱，而且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口增长、军事战争乃至国家统治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胜前从考古学的角度介绍了原始社会发生的疫病。陈胜前告诉记者，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很可能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处因瘟疫而废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年代较红山文化略晚。该遗址以发现大量集中出土的人骨而闻名，现已发现两百余具人骨。在最集中的一座房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97具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人骨，这些人骨底层有摆放痕迹，但上层比较凌乱，且房址有焚烧迹象。从石器工具组合及其他信息推断来看，在某一年的春夏之交，哈民忙哈先民可能因食物不足，前去捕食穴居动物，从而感染了瘟疫（有可能是鼠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活着的人则在仓促埋葬死者后迅速撤离。撤离中，他们带走了绝大部分完整的石器工具，造成该遗址中极少发现完整的、能使用的石器工具。
发现古人防疫智慧
疫病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韩毅认为，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反常，如严重的旱灾、水灾、震灾、火灾、蝗灾等，均可引发疫病大流行，所以中国古代文献中常有“震疫”“旱疫”“水疫”“火疫”“饥疫”等描述。社会因素包括滥砍滥伐森林、破坏草原和人为污染水源等，均可引起大规模疫病的流行。
在陈胜前看来，疫病的传播通常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人类接触到病原体。如哈民忙哈先民捕食穴居动物，而这些动物通常不应进入人类生活圈，但人类因利益与饥饿触碰了自然的底线，最终酿成灾难。二是有足够集中的人口。随着农业发展，人类走向定居，建立起城市与村庄，大量人口聚居而生，这为病原体在人群中快速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面对不时发生的疫病，中国古人总结出了很多颇有成效的药物治疗方式。甘肃省敦煌学学会副会长高启安表示，晋葛洪所著《肘后方》是中国古代一本影响深远的医学著作。其中，卷二有治卒霍乱诸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治时气病起诸劳复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卷五有治痈疽妒乳诸毒肿方、治肠痈肺痈方等。屠呦呦发明青蒿素治疗疟疾，就受到了《肘后方》中一方的启发。
中国自古就有隔离防疫的方法。于赓哲表示，隔离防疫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已有记载。例如，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就记载有对麻风病的审查和隔离程序。防治传染病的要素有三点：一是确定病源，二是隔离，三是治疗。隔离是最为快捷、高效，同时也相对廉价的一种防疫措施。
建立现代公共卫生体系
韩毅认为，中国古代疫病防治促进了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如疫病防治就对宋代医学方书的编撰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疫病防治过程中，宋代官府不仅简化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外台秘要方》等，还编撰了大量的新方书著作，如《简要济众方》《治岚瘴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宋代医家撰写的个人方书著作中，也收载了大量防治疫病的验方、效方和医案病案，极大地促进了温病学、医药学、方剂学等知识的积累、总结与应用。由于官府的重视，官修医学方书成为宋代官府、医家和民间防治疫病的重要著作，出现了许多有名的防疫药物，如圣散子、小柴胡汤、人参败毒散、麻黄解肌汤、柴胡石膏散、黑豆汤等。宋代的防疫隔离措施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出现了隔离医院。
在与疫病的斗争中，人们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于庚哲表示，中国古代的防疫手段大多从实践出发，总结出了隔离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中国古人与疫病斗争的方法都是经验上的积累，缺乏理论上的突破。在黑死病以后，西方逐渐确立了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后经“西学东渐”，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大鼠疫，促使东北地区初步建立了一套公共卫生体系。
在人类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科学与医学也在探索中不断进步。于庚哲表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成功使用疫苗制服了天花病毒。但总体来说，人类对于大多数病毒，还只能抗，不能消灭。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战胜疫病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也越来越强。多种疫苗的成功研制正是人类与疫病斗争的重大成果。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还引发了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许多古老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又接踵出现。如艾滋病、埃博拉病毒、西罗尼病毒等已给当代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王明旭表示，人类和疫病的斗争，道阻且长，但人类对科学的探索没有止境，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歇。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人类将以更加智慧与和谐的态度发展人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