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海燕

“N号房”在身边

那是一间位于首尔闹市区的炸鸡店，全店五张桌子，非常紧凑地排在狭小的空间里。3月27日22点，金正元跟妹妹还有好朋友走进去时，店里已经坐得满满当当，都是三三两两来吃夜宵的人。

电视里正在播放“N号房”的新闻，坐在金正元她们旁边的，是一桌中年男子，四位，金正元听到，其中一个人接过电视新闻的话头，说自己就是“N号房”的会员。他看起来已经喝醉了，声音洪亮而亢奋，“我没有共享过那些视频，所以没人知道”，“那些视频都是当事人自己同意拍摄的”。同一桌的其余人似乎有点震惊，集体沉默了十来秒，随后拍着手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们安慰当事人，“没事儿，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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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元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开始悄悄拍摄。朋友想报警，她很犹豫，她知道韩国的性犯罪定罪很难，报警也不一定有用，但朋友很坚定，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明明看到了，却什么也不做”，随即发送了报警短信。就在她们报警一分钟后，那一桌人离开了，听起来是要到下一个地方去消遣，金正元跟朋友没敢去拦住他们。

警察来得挺快，10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店里的其他客人问，出了什么事，警察拒绝透露，金正元猜，警察是想保护她们。但她和朋友决定主动告诉警察，“是我们报的警”。她想，这样可以帮助警察提高找人的效率。让她们欣慰的是，弄清原委后，旁边桌的两位中年男子主动站出来作证，表示他们也听到了，离去的客人中的确有人声称自己就是“N号房”参与者。

金正元今年25岁，平时在中国工作，前不久刚刚回到韩国，目前住在首尔，和大多数人一样，金正元也是三月下旬才通过新闻了解到这件事，她没想到，自己会在现实中碰到参与“N号房”的人。她告诉本刊，很难形容整件事中到底哪部分尤其使她感到震惊，但愤怒的确像洪水一样，淹没了她和她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申请对主犯和27万参与者公开身份的请愿，迄今为止，人数已超过271万，打破青瓦台网站上请愿的纪录。

“N号房案件”国民请愿截图

准确来说，“N号房”指的是一系列事件，最早是2018年6月，一个网名“上帝之神”的人在社交网站Telegram上创建了编号1到8的8个聊天室，即“N号房”。每个聊天室都有3～4名被害者，包括未成年女性，她们被称为“奴隶”，被迫拍下各类性受虐视频，上传到网络共享。参与调查的韩国记者甚至在聊天室里看到过有人直播性侵未成年女性。

Telegram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以保护隐私著称。2019年2月，“上帝之神”离开了Telegram世界，“N号房”被一个名叫“守望者”的人接手，后者在各类色情网站上将这种“层层筛选，网上性虐”的模式推广开来。2019年9月，“守望者”因在女厕所偷拍，被逮捕判刑。但随着这两个主要成员的离开，类似的聊天室却在Telegram上如潮水般涌现，其中一个名叫“博士”的人，创建并营运的聊天室尤其臭名昭著。

“博士”几乎是在以完整的商业标准运行自己的“房间”，他的付费房间价格分为20万、60万、150万韩币（相当于1149元、3448元、8620元人民币）三个等级，对应不同的“产品”，有时还打折“促销”；“博士”所有的“产品”都用比特币交易，以猎奇著称，并有鲜明“商标”。甚至，“博士”还宣称稳定“供应”，每天都可以找到两名新的“奴隶”，可以实现定制化“出品”。而一个新的“奴隶”，往往意味着，一个女孩的人生正在被葬送。

2020年3月25日，“N号房”的组织者之一赵正彬在警局门口，准备被送至检察院

就在“博士房”同期，各种主题“房间”也在Telegram上泛滥成灾，如“提供熟人信息的房间”“辱骂熟人的房间”“凌辱未成年男孩的房间”。经警方初步调查，参与过“N号房”的成员高达27万人。

挽救比采访更重要

最早发现“N号房”的是两名大学生，化名追踪和火花。2019年7月，两人在色情网站上调查韩国数字化性犯罪情况。无意中，她们看到一个帖子，点评了几个“N号房”的视频，随后，她们开始卧底“N号房”至今。根据火花的博客和公开访谈，第一天看完视频，关掉电脑后，她浑身颤抖，久久不能说话，视频里面的猎奇和残酷让两人一度整夜噩梦，分不清现实和虚拟。

随后，2019年7月，追踪和火花发出了关于“N号房”的第一篇报道，当年9月，报道获得了韩国新闻传播促进协会颁发的一项深度报道奖。2019年11月开始，她们开始向韩国的《国民日报》《韩民族日报》、SBS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提供线索。但最初的报道并未引起舆论反响，在深入报道之前，2019年7月中旬，追踪和火花选择了报警，协助警察破案，这一度甚至是两人最主要的工作，因为在她们看来，“N号房”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挽救她们比采访更重要。

韩国媒体对“N号房”事件进行报道

她们最早帮助警察逮捕的，是一个名叫“兔子”的网友。这名网友进入Telegram的时间并不算早，但活跃频率远高于其他人，因而迅速当上了管理员。“兔子”的聊天室里，主要分享的，是一些从外海网站上搬运而来的儿童色情产品。潜伏在Telegram上的各种“房间”时，追踪和火花发现，这应该是一名20岁出头的地方国立大学学生。他把自己管理的“房间”当成了社交工具，经常在上面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得到了会员们的信任和拥戴。

有一次，“兔子”上传了一张照片，备注写着“来体检”，照片上是一个标注了名字的地铁站。追踪跟火花立刻联想到，这有可能是参军前的体检。果然，没过多久，“兔子”就更新了进展，称自己的体检结果是“X级”（韩国征兵体检结果分甲乙丙三级）。这个结果并不常见，已经能很大程度锁定当事人了，但她们担心当事人发送的是虚假消息，直到“兔子”再次更新进展，称自己将在‘8月完成第二次体检’后，追踪跟火花才选择报警。后来，警察根据这一地区新兵入伍的名单，锁定了兔子第一天体检时获得“X级”的嫌疑人，并在“兔子”复检当天，突击逮捕了他。

 除了报警，追踪、火花和后期加入的《国民日报》特别报道组，还主动联系过受害者。比如在进入“熟人凌辱房”大为流行的那段时间，报道团曾联系过一位老师，因为这位老师的照片被熟人上传到Telegram后，一直在四处流传。这也是对报道组冲击最大的，最开始她们看到合成照片时，还认为这些照片的尺度比其他“房间”小，危害更低。但她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照片是通过偷拍、盗取得来的，这些人在侮辱自己的朋友、邻居、妹妹甚至妻子。

报道组几经周折才联系上受害到老师，一开始，这位老师特别困惑，因为很多照片都是她只在Instagram上发布过，而她的Instagram账户只向少数熟人开放。报道组甚至还设想过，是不是陌生人发送了关注请求后，这位老师不小心通过了，好在老师的Instagram上，粉丝并不多，报道团干脆用了排除法，逐步锁定了当事人。随后，她们逐步采用分组发送照片的办法，用了四天，成功锁定嫌疑人就是老师的一名高中同学。

警察后来在老师同学的手机上确认了几十张合成照片，他承认，自己随时都在监测着老师的社交账号，只要有新的照片，就立即上传到Telegram上，在那里，有专人可以对这些照片进行PS。2020年1月，警察以涉嫌诽谤和散布色情信息为名，逮捕了这名嫌疑人，如今，已经移交检察机关。

虽然报警有一些成果，但在整个潜伏期间，无论是追踪还是火花，还是后来加入的记者，最担心的，始终是自己的身份被暴露。追踪记得，有一次，她在一个聊天室里看到了自己学校的视频，定睛一看，受害者并不是自己，那一瞬间，她甚至感到松了一口气，随即又因为自己的“轻松”内疚不安。很快，她就在熟人圈子，同时发现了受害者和参与者。《国民日报》记者在潜伏刚开始的时候，还专门上网去查询过，自己的照片是否也被上传了，她记得，输入自己的名字查询时，因为紧张，她甚至久久无法按下“Enter”键。幸运的是，她最终没有发现自己的照片和信息被泄露。火花则在做选题的那段时间，经常疑神疑鬼，比如出门时如果衣柜门是打开的，回去后关上了，她脑子里就会警铃大作。在公共场所上卫生间，也常常恐惧不安，总感觉是不是偷拍摄像机。

这些担心并不是报道者们在无中生有，相反，自从报道开始后，火花就发现，有人专门开设了一个聊天室，只要报道过“N号房”的记者，无论男女，个人信息都会被上传，以供羞辱。

韩国的数字化性犯罪

虽然“N号房”最终披露出来的情况，已经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引发了震惊和愤怒，但用追踪和火花的话说，她们实际上只披露了一小部分事实，也是程度最轻的那一部分。在火花看来，“N号房”用制造“奴隶”的手法进行性剥削，甚至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剥削，手法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新鲜。

事实上，韩国的数字化性剥削事件，最早应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一盘名字为“红领巾”录像带曾广为发行，录像带的内容记录两个十几岁男孩与一个十几岁女孩发生性关系的场面，录像带是其中一个当事人用8毫米微型摄像机拍摄的。这篇录像带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在秘密传播，最终于1997年登上了当时韩国大小媒体的新闻头条，引发讨论。即便警方已经公开声明，女孩是在被四个成年男性强奸后被迫拍下录像带的，但当时的韩国新闻媒体，包括主流新闻媒体上，报道的主题仍然是，这盘录像带象征着韩国青少年的堕落。

《记得我》剧照

那时的记者普遍认为，作为受害者的女生并不值得尊重，而且，他们指责她中途辍学，堕落成一个职业的性工作者，记者们甚至公开质疑，这个女孩是否有权利获得保护。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这盘录像带始终以2万到10万韩元（约人民币115～578元）的价格，在整个韩国大肆传播。

见证了“红领巾”事件带来的需求飙升后，韩国色情行业开始制作内容和主题相似的录像带，其中很多录像带的主角都实际或看似未成年女孩。也是从那时起，韩国色情行业的关注重心，部分转移到了未成年女性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红领巾”录像带事件发生的1997年，正是韩国互联网和家用摄像机开始普及的日子，这同时为偷拍准备了肥沃的技术土壤。就在“红领巾”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1997年至1998年之间，首尔的百货公司女浴室、火车站女厕所、女子大学的专用浴室内等地方，都被发现了针孔摄像机。从那时起，这些被贴上“私人色情”的产品，始终是韩国色情产品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未消失。

虽然韩国分别在1998、2006、2010和2012年，先后四次颁布或修订法案，规定了使用数字手段制作和传播非法色情产品后的入刑标准，但这并没有改变那些加害者的观念。1月9日，《国民日报》首次推出了长达6个月的重磅深度报道时，在“博士房”的一个外围聊天室里，参与者们声称自己只是在正常购买商品，是记者在故意影响舆论，还用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竞选口号给自己打气，“相信过程公平，结果正义”。

2016年8月18日， 首尔等地成立了“隐藏摄像机狩猎队”，在公共场所清除偷拍设备

直到“N号房”事件已经沸沸扬扬的3月22日，“N号房”的一个外围房里，依然聚集着超过4100余人，新的被害者照片和视频依然持续上传和流散。而在前一天的3月21日，有人曾在这些聊天室里散发了调查问卷，询问这些参与者对受害者的看法，来自2300人的反馈显示，聊天室里39%的人认为，事件的爆发主要责任在总统文在寅，25%的人认为，受害者的遭遇都是自找的，只有19%的认为，受害者很可怜。

和过去人们对性犯罪分子的邪恶想象不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男性。一直在追踪“N号房”事件的“共同应对Telegram性剥削委员会”（以下简称共委会）甚至推测，创建“N号房”时，“上帝之神”尚且是一名高中生。追踪和火花曾获得过一份“上帝之神”与“守望者”的聊天记录，那一次，“上帝之神”宣称，自己是出于叛逆创建了这样的聊天室，用来缓解压力。有人推测，他想要缓解的“压力”，是升学压力。看起来，他并没有对自己的罪行赋予什么特别的意义，甚至认为自己只是建立了一个“分享兴趣爱好”的地方。

共委会的成员还曾在2020年1月，目睹过一次“上帝之神”与“博士”的对话。当时“上帝之神”说：“高考结束了，听说我的门徒被逮捕了，我来看看。”随后，两人互相发送了一些自己持有的非法视频，还因为分歧产生了一些交锋：“博士”指责“上帝之神”沉迷于虐待，“上帝之神”则认为，“博士”的犯罪手法也没什么意义。两人同样都坚信，自己不会被抓获。

“博士”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早在几个月前，警方就已经开始调查他。最终，3月16日，他和13名共犯在同一天被逮捕。事后人们发现，“博士”真名赵正彬（音），1995年出生，2018年从某大学信息和通信专业毕业，在校期间学习优异，获得过奖学金，还曾担任学校校报的主编。另外，2017年10月，赵正彬还曾加入一个志愿者团体，为孤儿院提供服务。2018年3月退出后，2019年3月，赵正彬再度回到该志愿团体，成为团长。

毕业后不久，赵正彬就开始在Telegram上散播虚假广告牟利，2019年7月，他开始仿造“N号房”建立聊天室。“上帝之神”在寻找受害者时，主要是寻找叛逆的中学生，步步威胁；赵正彬则以为低收入或陷入财务困境的女性为目标，通过虚假兼职信息，将对方拉入圈套，再逐步威逼利诱。

截至目前，韩国警方确认，仅“博士房”的受害者就达76人，其中16人未成年，年龄最小的仅11岁。被逮捕的13名共犯中，年纪大多在24～25岁左右。赵正彬目前被指控的一共有12项，包括强奸和类似行为罪名，涉嫌最高刑罚的罪行是，制作发行儿童和青少年色情制品。另外，赵正彬还涉嫌参与一桩谋杀，即计划帮助23岁的江某，杀害前女友的女儿。仅最后这项罪名，就可能将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性剥削的反抗

赵正彬被逮捕那天，是《国民日报》特别报道组最开心的一天，追踪先是看到了一篇文章，称“N号房”重要人物被捕，她很快发现，那就是传说中的“博士”。另一个记者的第一反应是尖叫，并随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一名17岁的受害者，第二天，记者收到受害者的消息，“我今天睡得很好”。

对这个已经潜伏了长达6～9个月的小组来说，等到这一天绝非易事。火花说，2019年她们最早发布的报道虽然获得了重要奖项，但并没有引起什么舆论反响，直到今年3月以前，依然只有寥寥几家媒体关注这一事件，这让她一度感到灰心失望。追踪则说，在最初的一些报道的评论里，甚至有人公然宣称，自己也要去加入“N号房”。除了愤怒和无助，她们当时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所幸的是，她们并不孤单。即使在报道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的2019年12月，已经有人组成了一个名叫“重生”的团队，这个团队由一群20多岁的姑娘组成，曾在青瓦台网站发起过关于“提请国际联合调查‘N号房’事件”的请愿，获得了超过10万人支持。从2019年12月开始，这个团队就24小时活跃在Telegram上，搜集和整理各类“房间”链接，并持续向Telegram后台举报。她们并不知道，这些举报的受理情况如何，但她们相信，自己至少做了一些事。

在举报的过程中，“重生”团队也会把证据全部提交给警方。一开始，她们甚至连怎么报警都不知道，只是盲目地通过网络提交了一些非法链接，因此，当她们收到警察的通知，请她们“拿着资料来现场报案时”，她们简直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警察说的资料是什么。甚至，因为她们既不是受害人，也不是加害者，警方一开始经常拒绝她们的举报。但随着事情的公众关注不断增加，她们收集的信息渐渐成为警方破案的关键信息来源之一，如今，她们每天举报的次数都在50次以上，警方已经为她们开设了专门的举报通道。

她们还提醒受害者，无论身在何处，如果想要开始新的生活，都可以向她们电话求助。事实上，案件的曝光，的确大大鼓舞了一些受害者。《国民日报》的记者最初尝试跟一些受害女性联系时，一些人已经失联，而没有失联的人，在了解到全部事实后，往往也会陷入沉默，不愿报警，她们甚至比加害者更加害怕别人知晓“N号房”事件。

首尔街头的青年男女

但近段时间，一个曾被赵正彬胁迫的高中女生金淑珍主动联系到《国民日报》，讲述了自己的被害经历。她说自己家境贫寒，在网上发布了寻求兼职工作的信息，随后收到一个人的信息，称可以带领她一起炒股。也就是从那时起，金淑珍一步步陷入了对方精心罗织的圈套当中。最终，金淑珍一共录制了40多个视频交给赵正彬。但直到赵正彬被捕，她才知道自己的视频到底流向了什么地方。她说自己从没想过报警，也没有寻求过帮助，因为“害怕任何人知道”。但事情曝光后，看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她决定匿名接受采访，说出自己的遭遇。

在韩国建国大学身体研究所教授尹金智英看来，这种由大众推动，最终影响了事件走向并挽救受害者的趋势，是2015年以来韩国女权主义崛起的结果。尹金智英告诉本刊，2015年春，韩国一网络论坛有帖子声称，两名可能感染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韩国女性，不但拒绝接受检疫，还前往香港购物，引起了广泛抨击。但随后，这一内容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谣言，仅仅只是契合了一些人的刻板印象，这些人把韩国女性称为“泡菜女孩”，只会无脑购物。

为了反击，一些韩国的女权主义者推出了网站“Megalia”，虽然这个网站很快就因过于激进而四分五裂，但它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反抗运动，直接促进了色情网站SoraNet（소라넷）在2016年4月被关闭。这个网站创办于1999年，服务器位于韩国以外，主打“原创”，鼓励用户偷窥身边女性的私生活，它的活跃用户常年稳定在100万左右，曾有无数被偷拍上传至SoraNet的韩国女性因其深陷泥沼，甚至自杀。

反抗SoraNet性剥削的活动成功，大大鼓舞了韩国的年轻女性，从那以后，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运动开始出现，比如从2018年5月到12月，共有37万名女性抗议官方，偏袒偷拍犯罪分子。文章开头提到的金正元告诉本刊，她2015年上大学，正是深受女权主义影响的普通女性之一。

2018年8月4日，成千上万的韩国女性走上首尔街头，抗议偷拍恶行，表示“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抗议者敦促韩国政府制定法律，阻止偷窥者使用相机偷拍女性

金正元说，自己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就和周围的很多女生一样，每天花一个小时化妆。她从小就性格随和爽朗，但总被妈妈批评，不招男人喜欢。她的家乡在大邱地区，是韩国价值观最传统的地区之一，直到如今，这里依然有网站公然宣称“女性就应该三天打一次”。但金正元说，去首尔之前，她从未意识到这些有何不妥，也没有觉得女性受到了不平等对待。直到大学期间，金正元才开始注意到，在韩国身为女性，实际上有多少隐形的不公，而她之所以有此感受并且决定反抗，并不是因为身边的性别环境恶化了，相反，那是性别环境在改善的结果。那些曾经隐匿的性犯罪，也终于有了被公开讨论的机会。

如今，她已经不再每天化妆，敢于拉黑那些直接发表歧视女性言论的男生。截至3月30日，金正元依然没有收到警察的反馈，她内心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知道证据很难固定。但她还是决定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声：她剪辑了当天在炸鸡店拍摄的视频，给当事人打上马赛克后，传上了YouTube网站，并实名公开出镜，对视频进行了解说。她获得的浏览量并不高，但留言都是鼓励和赞扬她，并提醒她，保护好自己。

金正元想，自己跟朋友都做对了。这两天，她偶尔还会想起来那个宣称自己进过“N号房”的男子，他看上去40多岁，1.7米左右，偏瘦，戴鸭舌帽，穿黑色卫衣，跟她身边任何熟悉的普通男性并没有什么两样。金正元不清楚他参加的是哪种类型的“N号房”，又参与到了什么程度，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有下一次，她还是要勇敢地报警。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4期，追踪、火花、金淑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