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宇宙而言，我们重要吗？

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说：“假设人类不再存在，声音还会继续传播，重的物件仍然会以同一方式往地面掉下，只是按照假设，没有人会知道。”人们发觉把自己从等式一端拿掉太困难了。当他们不在场的时候，还是固执地继续想像自己仍然在场。

我们甚至可以假想，如果没有观察者，蜡烛的火焰还有没有内在的光亮与黄色呢？其实火焰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可视之物，也没有什么明亮或颜色之类的东西。现在假如电磁波遇到人类的眼睛，当且（仅当）波长均在400至700纳米之间，那么，其能量刚好可以刺激视网膜的视锥细胞，然后它们又传递电脉冲给神经元，直到上达大脑后方。就是在那里，我们在主观上经验到一种黄色的明亮发生在我们习惯于称为“外部世界”的地方。

那是否可以认为，我们所知觉到的所有事物——颜色、声音以及能量本身——都是与我们的意识息息相关的进程呢？

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在宇宙中，人类只占据了极小的空间。以光速穿越银河系——六亿七千一百万英里每小时——也要花十万年的时间。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走出多远。根据最近的估计结果，银河系仅仅是宇宙中可观测到的两万亿个星系之一，而宇宙总共占据的空间至少有900亿光年。

即便把地球想象成撒哈拉大沙漠中的一粒沙子那么渺小，这还和实际情况差得很远，我们在宇宙的空间比“极其微小”还要渺小得多。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1994年讨论那张著名的、由旅行者1号（Voyager 1）拍摄的“黯淡蓝点（Pale Blue Dot）”照片时，用相当生动的方式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的星球，不过是一粒“在空气中悬浮的灰尘”。

▲我们在这里：旅行者1号拍摄的“黯淡蓝点”

而上述这些还仅仅是对于距离的比较。可观测到的宇宙已经存在了约138亿年。如果将整个宇宙的历史缩到一年以内，大爆炸（The BigBang）发生在1月1号，第一个人类则在12月31号晚的10点24分出现。现在的时间是11点59分59秒，而且，过去的438年这指针还没动过。如果这么算，按照我们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来，可能在12点再次降临之前，我们就灭亡了。

而宇宙则可能永远继续存在下去。萨根在当时本可以加一句，我们作为这粒灰尘存在的时间也不过一瞬。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伟大构造下，我们非常、非常渺小。

对萨根而言，“黯淡蓝点”强调了我们该抱着善意和同情对待他人。但是在无垠宇宙的对照下，我们渺小短暂的存在总是笼罩上了一层更加阴翳的色彩。如果宇宙那么的大，我们又渺小而易逝，这不就意味着我们存在的本质不重要了吗？

这种想法可能会催生虚无主义，如果我们是那么的不重要，如果我们的存在那么的渺小，那我们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成为的任何一种人——我们的成功和失败，烦恼、哀伤和喜悦，我们的野心、劳苦和尝试，这些构建成我们生活的所有成分——怎么可能是重要的呢？

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就如美国哲学家苏珊·伍尔夫（Susan Wolf）在《生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ves）一书中说的，是在“试图认识一个观点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其实毫无意义”。

不少人体会过这种“我们毫无价值”的感觉。美国作家约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在1985年描写现代科学的时候如下表达：

沿着同样的思路和脉络，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Pensées）中说：

在《人与人之间》（Between Man and Man）一书中，奥地利—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评论了帕斯卡尔的这篇文章。他说，帕斯卡尔经历了“天堂的神秘”，认识到“人”的局限、自身的缺陷，以及他存在的随机性。

在电影《蒙提·派森的人生七步曲》（Monty Python’s The Meaning of Life）中，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和埃里克·艾德尔（Eric Idle）共谋，打算劝说一个由特里·吉列姆（Terry Gilliam）扮演的角色捐献她的肝脏。开始，她意料之中的不情愿，但在最后，她被一首歌曲说服了，这首歌里用尖锐的细节讲明了她在这个宇宙中是多么的渺小。

实际上，即便是更乐观的萨根也没法对这种消极的观点免疫。在把“黯淡蓝点”看作一个增强集体善意的教训的同时，他也提出，这幅图像挑战了“我们的态度，和我们自己设想中的自我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个宇宙中有何重要地位的错觉”。

按照这种消极的观点，因为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如此渺小易逝，我们和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不重要的吗？这对吗？我们不重要吗？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应该用绝望和虚无主义来面对这件事吗？这些是标准的哲学问题，但是，在当代哲学家中很少有人关注这类问题。哲学家们莫名抛出了“众生是否真的如蝼蚁”的问题，却也莫名将这个问题晾在一边。

英国伦理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是拒绝考虑这些哲学问题的代表。照他的理解，在宇宙层面上，存在价值和拥有客观价值（objective value）是一回事。

拥有客观价值的事物并不只在某人的观点里有价值，而是无论人怎么看待它，它的价值都是存在的——这样的价值，威廉姆斯可能会说，才是宇宙视角中的价值。与此相较，有些东西在主观上很重要，尽管在客观上它并不重要。如果一个人觉得某样东西很珍贵，虽然它对其他人来说没什么用处，但这件东西就对这个人来说具有“主观价值”。

威廉姆斯认为，“事物不存在客观价值”是一种自然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的结果。在他去世后发表的论文《人类的偏见》中写道：“主观价值是唯一存在的价值。我觉得莫扎特的《安魂曲》很不错。你可能也这么觉得。但是虽然如此，它的价值仅仅在我们认为它有价值时才会存在。它的价值不是什么独立于我们观点、存在于外界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

因此根据威廉姆斯的观点，宇宙层面上的“具备意义”等同于“具备客观价值”，然而没有像客观价值这样的东西，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宇宙意义。“宇宙的价值”，他说，“是一个在仍旧被魔咒缠绕的世界中的文物”。用另外的词讲，就是说（宇宙价值依然存在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依然相信着神的存在。一旦我们认识到，神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找不到除了我们自身观念之外的其他视角来赋予我们的行为价值了”。

这个“在宇宙层面下什么是重要的”的问题本身就不成立：我们也大可以问，从一块石头的视角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剑桥大学的哲学家西蒙·布莱克伯恩（Simon Blackburn）在《做个好人》（Being Good，2001）中把这个问题说得更直接。我们问，人生有意义吗？他回答很简单：“对谁而言呢？”

那么，这种身处宇宙的渺小感带来的担心也不过是犯糊涂而已吗？牛津大学的盖·卡黑因（Guy Kahane）是少数几个详细阐述这些问题的现代哲学家之一。他反对威廉姆斯的观点。在《在宇宙中的我们的渺小》（Our Cosmic Insignifigance，2013）一书中，他指出，如果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的确排除了客观价值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即便宇宙只有火柴盒大小，或者在片刻前刚刚形成，客观价值依旧不存在。或者，如果客观价值的确存在，那么无论宇宙多大、多么古老而寂静，它依然会存在。

卡黑因认为，很显然，宇宙的大小和岁数与这个问题根本无关。假如这是对的，那我们真的犯了一个基础的错误吗？或者，是不是在这种宇宙级的渺小感背后还有什么别的驱动力呢？

卡黑因认为，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思考方式。他驳斥了威廉姆斯认为客观价值不存在的观点：他认为，智慧生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种价值的体现（而且没有多少有可比性的事物）。但是更重要的是，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的人误解了“某物重要或不重要”的概念。

卡黑因争论到一件事物的重要程度是由两个概念相乘得到的：它本身的价值多少，还有它是否值得注意。正如他指出的，当一个人的参考系为了容纳更多东西而不断拓展时，参考系中事物的值得注意程度就会降低，继而这件事物的重要性也会减少。

建立在你自己生活上的视角中重要的事情——比如，或许，你儿子的诞生——在从你生活的城市出发的视角中会变得更不重要，更不值得关注。而这个城市的视角中重要的事情——例如当地医院的关闭——可能从全国的视角里，相对而言，变得不足一提。对国家而言重要的事情，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也引起不了什么关注。卡黑因说：

在这种视角下，不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人类的动作和一个微观的颤动一样毫不起眼。这就是让我们产生渺小感的原因，因为宇宙视角囊括了太多的东西，而事物的重要程度会因为参考系的扩大而缩减，自然而然，在这个参考系下，我们不会觉得自身值得任何程度的关注：因为东西太多，我们无法脱颖而出。如果我们不值得关注，结论就出来了，那我们一定是不重要的。

但是，卡黑因也反驳道，结论下得太快了。我们不能忘记，重要性也是一个有关价值的公式。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人类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更具有价值，那么，即便在宇宙视角下，我们也可能是重要的。一颗陈列在巨大、空旷的库房里的钻石和它的环境比起来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因此显得不重要，或者吸引不了注意力。

因为，卡黑因的观点是，智慧生命是价值的主要载体，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与智慧生命存在的数量相关。如果宇宙中存在着数目众多的智慧生命，如果我们只是几百万、千万颗钻石中的一颗，其中还有不少跟我们一样，或者更璀璨的文明，那么我们的确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仅有的智慧生物标本，那么我们就有巨大的宇宙级重要性：我们是那唯一一颗闪着光的钻石，被虚无包围着，像是冥河中那一束白炽的光。当然，让人烦恼的是我们现在没法确定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自己和什么，或者谁，共享着这个宇宙。

卡黑因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智慧生命是价值的主要来源，而且因为只有有价值的东西才是重要的，宇宙中存在的智慧生命的数量决定了我们是否是重要的。如果宇宙中的智慧生命有很多，那么我们就一点儿也不起眼，没什么重要性。但如果是我们自身是智慧生命的唯一代表，那么我们就有着巨大的重要性，甚至从整个宇宙这样如此广泛的视角来看也是这样。

卡黑因的观点正确吗？我觉得，和威廉姆斯以及其他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的人一样，卡黑因也错误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在之前论述我们在宇宙中的渺小的文献中，没有一篇提到，我们可能是宇宙中众多智慧生物社群中的一员。如果这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没有一个哲学家论述呢？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献中都看不见它。

这个观点在之前我们引用的文章里没有出现，据我所知，在其他的地方也没有类似的论点。反而，我们找到的只是对我们在宇宙中渺小短暂存在的生动描述。更糟的是，当听众考虑到卡黑因说的“我们的确有着重要性”的时候也很容易无动于衷。

对我自己而言，当我想到我们在宇宙中渺小的地位时，那种我们所是、所作的一切都不重要的徒劳感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无论我想象一个生机勃勃的宇宙还是一片废土般的宇宙，这种感觉都挥之不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我仔细考虑第二种可能性的时候，这种徒劳感会加剧。我怀疑，自己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

能够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方式可能是，当我们反思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时，我们在放肆地幻想一种全新层面上的重要性。要了解我的想法，我们需要注意，一样事物无论有没有价值，都可以是重要的。

假设一帮气象学家试图确认一场迅速增强的热带风暴会不会在登陆时演变成飓风，据观测，在距离海岸50英里的位置有一团湿暖气团，即将与风暴相撞。湿暖空气体会让热带风暴变得更加剧烈。

因此，知道了情况的气象学家下了结论，这场风暴肯定会发展成飓风的。假设这符合了接下来的情况，当和公众解释事件原委的时候，很自然地，气象学家们会将这团导致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将风暴变成飓风的气团形容成“重要的”。但是这里不需要考虑任何的价值问题。

我们可以认为，气团和飓风本身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积极或者消极的价值。只有那些对智能生命有影响的因素才值得去谈论价值——如果你想包含其他种类生物的话，至少得是有感知能力的生命的因素——而被飓风袭击的那块土地完全没有生物存在；没有人或者动物会受到它的影响。气团是重要的，但它从哪种角度来说都没有拥有价值。

那么气团重要在哪儿呢？答案很明显，它是风暴形成飓风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它是重要的。所以，因果重要性并不需要和价值相关。

某样事物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在因果链上作用的程度。影响越大，它就越重要；影响越小，它就越不重要。海面上湿暖气团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在热带风暴发展成飓风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场林火可能同一时间在世界的另一边开始燃烧。至少对气象学家们来说，这件事也不重要，因为它不会改变他们关注的这一些列飓风形成事件。

我觉得，和卡黑因相反，处在这种宇宙级的无关紧要感的中心的，是因果关系上的无关紧要感，而非价值。认识到自己身处宇宙如此狭小的一隅，使得我们清醒地看到自己缺乏驱动因果的能力。我们中那些彻底清醒的人明白，几乎全部的宇宙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况且，生活在这样一个比灰尘大不了多少的地方，一阵最轻微的微风都能把我们吹走，完全地消灭。

更糟糕的是，我们清楚，一旦我们灭亡，宇宙仍然会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地继续运转。从因果规律上讲，我们从全宇宙的层面来看，人类是否存在根本无关紧要。

为什么会说这种对因果上的不重要的认知导致了一系列消极的思想呢？好吧，一方面，即便是我们能确定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也无法撼动这种渺小的感觉。无论宇宙是否充满了智慧生命，或者完全是片荒原，我们无法驱动因果的事实都不因此改变。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宇宙级不重要感的主要根源，看起来还是我们在宇宙中占据了过于微小的位置。假如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的“小”，理所当然地，我们就不会感觉自己那么无足轻重了。

假设我们可以弯曲改变宇宙的进程：有可能我们会对自己相当满意。

这类“因果力说”（也许我们能这么称呼它）让这一切都合情合理起来。假如我们的因果力保持现有的大小不变，宇宙越小，我们所占据的空间和我们能在其中以因果效应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宇宙越大，我们所占据的空间和我们能在其中以因果效应产生的影响就越小。

这也许就够解释，为什么这种宇宙级的无关紧要感基本上是个现代现象。除了几个例外，我们大多数的先人都对未来航天学的揭示毫无洞见，相信地球是这个不大的宇宙的中心。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的祖先也会产生如此的渺小感。如果这种因果力说是正确的，这种结论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因果力。

因果力说也让一个与此相关的假设场景变得合情合理了。和之前不同，假设我们的因果力不是固定的，我们也不改变宇宙的大小，而是在宇宙大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想象我们的因果力的增大。假设我们有能力来控制远处星辰的运动轨迹，以及遥远的星系的未来；我们能为自己的目的弯曲改变宇宙的进程，等等。我们还会觉得自己在宇宙中无关紧要吗？我很怀疑。有可能我们会对自己相当满意。

因果力说也多少可以解释信仰的出现。宗教信徒有时候说，他们的信仰赋予了自己生命以重要性，并对无神的生命的无意义感到恐惧。从一个方面说，这的确合理——虽然他们肯定不都是这么想的——因为通过与一个拥有极高能力的存在结盟，他们也分享了它的一部分力量。如果这真的管用，祈祷者们就打开了这扇有可能通往我们在自然世界中不可企及的因果力之门。

对不信教的人而言，否认我们的因果力从整个宇宙的角度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仍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应该为此而烦恼吗？它就该把我们引向虚无主义和绝望吗？我不认为是这样。为了了解原委，我们还得回到价值的问题，并为这两种概念划清界限。我们在乎的东西——例如快乐和人类的蓬勃发展——有着对我们来说本质的价值。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些事物本身很珍贵。具备客观的重要性并非必要条件。它们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得和威廉姆斯和卡黑因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到立场）。但它的根本意思是，我们因为这件东西本身的价值而珍视它。但是并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有本质的价值。

有些东西有的只是媒介价值——作为得到某种结果的手段的价值。钱，打个比方，并没有任何的本质价值——它仅仅是印着墨水的纸——但是它有着媒介价值，因为你能用它获得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金钱可能换不来快乐，但是起码能换来安逸；当然，如果那些陈词滥调说的是真的。

我们习惯性认为，力量有本质的价值。我们追求它，为之疯狂，对如何使用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不管不顾。只需要去看看独裁政治的历史，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倾向最扭曲的姿态。

但是力量并没有本质的价值，它只有作为媒介——只有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的价值。无论这些价值是否是客观价值，它能达到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最在乎的东西——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的计划和目标、和人共享的经历、社会正义、对知识的追求、创造力和对艺术的欣赏、音乐与文学、未来与我们和其他物种的命运——都不依赖于我们对这个巨大但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宇宙任何程度上的控制。

我们可能在宇宙层面毫无力量，并且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不重要。但是拥有这样的力量和重要地位并不会带来多大改变。为这种事情而忧愁，以绝望和虚无回应这种缺失是自恋的表现。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正生活在地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