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易庸记要”文（1985）
作者给荀子的定位：儒法过渡人物，但属于儒家，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前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
在氏族政经体制瓦解，地域性国家体制确立背景下，荀子变通孔门只讲“仁义”倾向，而“大议其兵”，大讲“刑政”，并称”礼”,”法”。荀子始于“性恶论”，强调外在规范的约束，由内在的“仁”转向外在的“礼”，强调整体的礼法纲纪，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的“度量分界”。进而提出“天人之分”，主张人通过学习而积极进取。“本文以为，在荀子所有的思想观念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便是上述这点：即追溯‘礼’的起源及其服务于人群秩序的需要，从而认为人必须努力学习，自觉地用社会的规范法度来约束和改造自己，利用和支配自然”（106）。
《易传》继承和推进了荀子思想。“荀子沿着孔学传统已经吸收了道、墨、法的许多东西，走向广大的外在世界，从天地自然到人间制度；《易传》就将这一外在倾向予以高度哲学化。随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便沿着这一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由《易传》的世界观发展而构造成更为复杂细密的宇宙观” （120）。
《中庸》与《易传》有许多相同之处，但转向内在化。“《易传》接着荀子，吸收了《老子》‘道’的思想，从外在历史眼界建立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而《中庸》“承续孟子，也吸取了“道”的思想，从内在心性探讨建立了同样的世界观“（121）。而秦汉专制帝国需要治平哲学，所以转向荀子和《易传》。
至此，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的百花齐放和竞争交融，培育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各种养料一应俱全，酝酿时期已近终结，在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推动下开始了漫长的塑造、积累和沉淀的过程。
“秦汉思想简议”（1984）
作者认为，犹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同意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秦汉思想的意义在于反映了大一统帝国的新的意识形态，摆脱了久远的氏族传统文化。先秦百家争鸣过程至此，名、墨衰落，仅存三大思潮：儒、道法、阴阳。最后，儒家思想融合其他两家，成为正统，倡导建立思想上的一统天下。
作者引用《吕氏春秋》中这段话：“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作者感叹道：一些论文认为《吕氏春秋》属于‘新’儒家。如何‘新’？似乎讲得不透。我以为，它的新，就在这里。即在法家实际政治的长久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在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中央集权的统一专制帝国）的需要和要求上，对儒家血缘氏族体制和观念的保留和改造”（130）。读到这段话，令人思绪绵绵。
作者尝试解释秦汉时代从法家到儒家的转变。这些阐述今天读来，感觉是一些粗略的推论和假说，是思考和研究的线索，但不是社会科学或史学层次的严谨研究工作。
董仲舒的贡献在于，明确地将儒家理论与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结合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使儒家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落实（137）。这一宇宙论系统确定君主的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从理论上确证当时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的严格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任何个别因素，包括最尊高的因素（天王、父母）也置于这个整体之下。天子作为专制君主，其施政行令也同样受到这一整体结构的约束。
作者关于原始儒学到秦汉官方儒学的对比讨论很是精彩。从“修齐治平”到一统的官僚体制；从血缘伦理与个体道德到宇宙自然秩序的比附；从“圣人”到“天道”与“官制象天”。
作者提出，这一学说在政治上推动建构一套文官体制，以利于大一统的帝国制度。这里提及到中国官僚体制的两重性：“这种官制表面上类似近代官僚系统，它具有职能分化，各有定规，执行权威，不讲情面等非人格的机器特征和理性模式。他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分权（例如从汉到清，行政与监察（御史、清议）的相互牵制等）。它不讲‘父为子隐’，而主张‘大义灭亲’……，这也可说是法家传统的存续和发展。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古代这套官僚系统从根本上仍然服从于和从属于血缘宗法的社会、经济结构，官僚体制与社会人情的关系学纠缠混合在一起，后者在冲淡、延缓它的作用和职能上便起了极大的弹性作用。各种亲族关系的网状联系，使官僚政治实质上从属和依存于这种遍及整个社会的人情关系结构中，除宗族、地域外，‘门生’，‘故旧’盛极一时，也说明在这种关系学基础上的政治上的人身依附极为突出和严重”（144-145）。这段话和我现在研究的问题恰好吻合。当然，若不是带着自己的研究问题，这段话或许读过也不会留有深刻印象。
关于“阴阳五行的系统论”的讨论对比了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与西方的分析观念，评判到位。“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系统论观念如同辩证法观念一样，它们发展得特别充分”（155）。中医即产生于这一特定的文化条件中，很是认同作者就这个题目的议论。
秦汉建立的这个系统论宇宙图式在中国社会意识和学术思想中建立支配地位后，“成了一种极为顽固的传统观念和思维习惯”（160），“给人们心理结构上带来问题”：满足于封闭性的实用理性，不走向科学的经验观察、实验验证，又不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辨和抽象思维。这种思维传统长久满足于和停步于经验论的理性水平。“思维被这种经验系统束缚住，规范住了，成了一种既定的传统习惯和心理模式；同时，也是由于注重系统整体，便自觉不自觉地相对轻视、忽略对众多事物和经验作个别的单独的深入观察和考查，具体事物的分析、剖解、实验被忽视了”（161-162）。作者写道：这一宇宙观也具有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征；同时又可以有吸收消化外物以成长自己的宽容性和灵活性。这一部分的讨论极有见地又意犹未尽。不知作者以后的研究是否进一步开掘了这一主题？
文中提出，在汉代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在随后的各种外来文化冲击中坚守不移。而这种坚固性来自两个方面：秦汉确立的官僚政治体制和相应的这套宇宙图式的意识形态。
这篇文章关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渊源与演化的讨论极有启发意义。这些层累已久、过于成熟、且融入生活而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只有从来龙去脉的纵向维度和跨文化的比较中才能还原出它们背后的实质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