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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学校的故事」
主笔 | 徐菁菁
那是小学时的一个下午，可能是暑假，我在家里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故事的一开始，妈妈忧心忡忡地牵着小女孩去新学校报道。女孩并不知道，她又一次被学校退学了。上课的时候，她总要把课桌盖开开关关地弄上上百遍。她站到教室的窗边大声叫住路过的宣传艺人，要他表演个节目。她还会突然和屋檐下筑巢的燕子说起话来。
小女孩去的新学校和一切别的学校都不同。大门是两棵真正的树做的，教室是废弃的电车。初次见面，新校长对小女孩说：“把想说的话，全部说给老师听！”小女孩很开心地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校长先生没有打过一次哈欠，流露出一丝一毫不耐烦的样子。在女孩终于无话可讲的时候，校长用温暖的大手摸摸女孩的头，说：“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这本书叫《窗边的小姑娘》，后来又以《窗边的小豆豆》再版，它是日本著名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黑柳彻子的童年回忆。那个下午，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离开校园工作了12年，大约有近30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尽管我已经遗忘了书里很多具体的情节，但“巴学园”所带来的温暖始终未曾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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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这个初冬，当我走进北京蒲公英中学，想要写写这所学校的故事的时候，我感到，我难以忘怀的“巴学园”似乎有了一个真实可触的现实版本。
“蒲公英”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去之前，我打算写一个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稿子。我对这所学校的最初好奇建立在它常常被提到的三张特殊标签身上。第一张标签是生源。这是一所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学校，服务的对象是困难处境下的“流动儿童”。第二张标签是成绩。初一新生的课业水平在小学三、四年级，而当他们三年后毕业时70%~80%以上的孩子能够考上高中。第三张标签是公益性。这所学校的建设、运营经费都来自社会捐助，教学活动大量引入了社会志愿者资源。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第一所面对流动儿童的公益性、非营利性初中（蔡小川 摄）
我原本以为，我将讲述的是一所特殊学校如何调动社会资源，让流动儿童实现命运逆转的故事。可是当我进入这所学校的肌理，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打动我的教育日常中的点滴，它们并不特殊。它们的力量在于蕴藏其中的价值。这些价值无关学生的身份、资源的多寡，也无关学校的性质，它们隐隐牵引我走向一些更本质的思考：学校究竟是什么？教育因何而起，如何发生，又指向何处？
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用只言片语来回答。在这里，我只想分享一些小故事。
01
藏族女孩桑措大学毕业后成了蒲公英的一名新教师。1997年，她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的一个村庄，三年级时因为家庭变故辍学。2010年，她意外获得了到青海桑坚珠姆女子学校读书的机会。在桑坚珠姆，桑措和北京志愿者王聪聪成了好朋友。聪聪带桑措到北京学汉语，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知道了蒲公英中学。桑措想留在北京上学，聪聪的妈妈找到了校长郑洪的联系方式，郑洪听了情况后，就说了一句话：“送过来吧。”
第一次英语考试，桑措只考了9分。有一次，她又考了年级倒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流泪。校长郑洪从后门进来，亲吻了桑措的额头，说：“你要继续努力。”桑措说，她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吻。
郑洪校长在给学生们上课（蔡小川 摄）
我第一次见到蒲公英中学校长郑洪的时候，她和我说起学校的孩子，随手拿起刚收上来的一份作业。这个学期，她教初一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布置了一篇小作文，让孩子写写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郑洪从里面抽出了一份，整张作业纸被写得满满的，然而，这个孩子写下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认识。拿着这份作业，校长有点激动：“你看这个孩子多可爱啊，他一个字都不会写，可是他把作业纸都写满了！”
再次和郑洪见面的时候，我又提到这件事，我很好奇，一个老师的天然反应难道不该是担忧吗？学生到了初一年级还写不出一个正确的字！
“重要的不是字写得清不清楚、对不对，而是他写了这么多，让你知道他有表达的冲动。”郑洪说，“这远比写字本身更重要，字是可以练习的，而发现了这一点就是发现了希望。”
郑洪告诉我，开学这么久，这个孩子羞于表达，班里说话轮不到他。上课的时候，她让孩子们写点东西，他从不动笔。其他同学会说，老师，他有毛病，他不会写的。能怎么做，郑洪也不知道，她只能去试、去等。
下课后，郑洪校长要摆正每一张桌椅后再走（蔡小川 摄）
“在你的课程里，他突然动了心。”这是一个真正令教育者雀跃的时刻。“他写的这些东西就让我知道，我不能放弃他。”郑洪说，“这个孩子可能前面的6年都被甩在一边。这是一个生命啊，你得尊重每一个生命，直到他不可救药。可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就不可救药了呢？谁有权利说这样的话？谁有权利把他们打入另册？凭这篇作文，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一些东西，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收到这篇作业以后，郑洪把学校负责心理咨询的老师找了来，让她有机会和孩子聊聊。郑洪不敢轻举妄动找孩子谈话，她觉得和他进行深度交流，自己还不够专业。但郑洪也没有“按兵不动”。“我想我必须得跟他说一句话，因为他一定会关注我对他的反应。”郑洪再去班里上课时，开课前，她对孩子说：“你上次写的东西我都看了，你的心我懂了。”男孩笑了笑，挺不好意思的。
蒲公英中学的老师们认为，不解决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情绪困惑， 教育无从谈起（蔡小川 摄）
蒲公英中学的老师们认为，不解决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情绪困惑， 教育无从谈起（蔡小川 摄）
就在我去蒲公英中学采访的时候，我也恰巧听到了另外两个故事。一个朋友和我讲到为什么那么着急地让孩子出国读中学：初中的时候，学校叫非京籍的孩子家长开会。会上说：你们反正也不在北京高考，赶紧另谋出路。你们孩子的成绩最后也不会算在我们学校头上，我们教是会教的，但肯定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蒲公英的一位老师曾经在社工机构做了4年学校项目，工作主要是和各个公立学校的“问题学生”打交道。
有一次，他所在的社工机构接到一个案例，一所公立中学有一名初二女孩情绪波动很大，经常和老师、同学起冲突。他和社工组织的同事与女孩聊了很久。发现女孩的问题源于她极为破碎的家庭，于是给当地教委反馈，建议学校能够更多地理解、关怀这个学生，给她提供必要的帮助。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这所中学的校长就把社工们叫了去。“他说：你们不要当圣母玛利亚，你们不可以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你们的工作是以学校为中心的，以学校的需求为导向的。我们现在就是不想让这个学生留在学校了。学生总是有好有坏，有能上大学的，就有成为阶下囚的。”
02
在蒲公英，我遇到了志愿者蔺熠。他是北京93号院博物馆馆长。93号院博物馆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传播，蔺熠经常去各个学校做相关的讲座和授课。他告诉我，第一次来蒲公英的时候，他很震惊。学生们和自己的交流非常踊跃，热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生机勃勃的状态让蔺熠想起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超常儿童班。
在很多学校，蔺熠都觉得“孩子们好像包裹进了一个壳里”。孩子都很优秀。有时候，蔺熠还在讲着课，学生的精致笔记小报就做出来了。他的PPT上有英文，随机叫一个孩子，都能用非常标准的发音读出来。可是蔺熠感受不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他摸不到孩子的真实想法，就像在一个鸦雀无声的课堂里，老师并不知道一个安静的学生是不是真的在听他的课。
蔺熠老师在教授历史课（蔡小川 摄）
蔺熠在蒲公英做了多年志愿者。大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做了个决定，让孩子到蒲公英来读书。这个决定很多人不理解。有人提醒他，转学以后孩子的东城区学籍就没了，高中再想回东城可回不来了。有人说，农民工子女的孩子打架、骂人、说脏话。还有一种说法，好学校的价值是同学的家庭背景好。蔺熠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想要一个“真”字。
蒲公英校园墙上，有来自陶行知先生的两句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求真”也是蒲公英的校训。这个词出现在学校的校训里不仅不新鲜，甚至有些“陈词滥调”。
“真”对于一所学校意味着什么？周四的教师教研会上，一位新老师做的课题特别好，给大家看了课堂录像。录像里，老师提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呀？学生发言，小胳膊规规矩矩地放在书桌上，字正腔圆地说了一遍。第二段录像里，老师开始带他们念诗，孩子们的状态全变了——一个个扯着嗓子喊，手舞足蹈。
“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合一 ”是蒲公英中学的办学理念（蔡小川 摄）
录像放完了，让新老师邓伟华印象深刻的是，校长郑洪就此说了一段话：今天的录像是个很好的范例。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孩子的真实状态。前面这段录像里，课堂很漂亮，但它是老师安排出来的。我们教课不是为了漂亮，请大家一定让孩子保持最真的状态。
后来我和郑洪提起这件事。“老师是一个很真的人，他才能带出真孩子来。大家其实知道真是什么意思，但新老师总得在上面打几个滚，折腾几回，才能认清楚这有多重要。”郑洪说，“你讲课追求什么样的效果，是哗众取宠，讲完了就算了，还是想要有影响力真正作用到学生身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是来拿份工资，还是你对自己的人生也有追求？这个’真’字，是生活里回避不了的课题，但太多的人选择了回避。”
郑洪还说：“我们鼓励保留孩子的’真’，因为他们一旦学会了’假’，就会逐渐忘掉’真’的感受。他们会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心里只有别人给出的’正确’原则，以后人生所有的课题，他都处理不了。”
03
在蒲公英，你能找到非常励志的典型的“逆袭”故事。段孟宇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不足200户人家的村庄里。2004年左右，父母到北京打工，孟宇和弟弟留守在家乡，由爷爷奶奶抚养，在村庄的小学里读书。2006年，父母把姐弟俩接到了北京，在民办学校读小学。
在蒲公英，段孟宇走向了人生的“转折点”。初中毕业后，她通过了世界联合学院（UnitedWorld Colleges，简称UWC）英国校区的考核，一下子跨出了国门。UWC是家1962年创立的全球性教育组织，教授国际文凭大学预科（IBDP）课程，历任主席包括蒙巴顿将军、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现任主席是约旦王后努尔·侯赛因。2014年，段孟宇转战大西洋彼岸，在美国路德学院念本科。毕业后，她从爱荷华州搬到波士顿，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研究生学习，最终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录取。
段孟宇在给学生们上课（蔡小川 摄）
谈论到教育的经验，人们总是把目光放在那些光芒四射的学生身上。然而，更常见的情形是，绝大部分学生在蒲公英毕业后读职校、读高中、读大学，都将成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事实上，任何学校都是如此。
那么，教育究竟能够带来什么？办了16年的学校，校长郑洪说，她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和孩子们说，“我们要成为国家的栋梁。”总有人觉得她这个说法不实事求是：“这样的学生和栋梁有什么关系，和精英有什么关系？”她反问：“有钱有权才叫国家栋梁吗？我觉得正人君子就是国家栋梁。这个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的孩子能成为正人君子。”
最让郑洪骄傲的是：孩子们心里有善意。有个男孩厌学回家，全班同学自发地每个人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回来上学。班长带着这些信上男孩家里，男孩不开门，班长就站在窗户边儿，一封封地念，最后是男孩的爸爸忍不住打开了门。
蒲公英的老师希望用各种方式给孩子提供成长和转变的机会（蔡小川 摄）
北京一家民办高中与蒲公英合作，让蒲公英的孩子去念高中，给他们单独开一个班。民办高中的一位老师告诉郑洪，有一天上晚自习，他走到这个班的外面，听到里面有人上课，发现班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正在给自己的同学补习。这位老师说，他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景。
最后，我想分享蒲公英毕业生欧安乐的故事。
我是在学校感恩室的展示板上注意到欧安乐的。在一堆大企业、志愿者的环绕下，她显得有些特殊。从蒲公英毕业以后，她没有考高中，直接进入了职校。她辗转干了好几份工作，现在是一名糕点师，开了一家自己的网店。几年前，她给学校捐了两台烤箱，做了一个食育教室，还来给学生上过烘焙课。
欧安乐告诉我，毕业11年了，她还是经常梦见蒲公英。欧安乐的老家在内蒙古赤峰市，来蒲公英的时候已经14岁了。母亲在她8岁时去了北京，她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不务正业，打架斗殴。欧安乐吃了4年的百家饭。12岁时两个姐姐已经长大离家，妈妈不放心欧安乐在老家，把她接到了北京。
没到北京之前，欧安乐想，北京一定是个特别干净的地方，只有天上飞的东西，不会有老鼠，也不会有蟑螂。妈妈住在大兴鹿圈三村的一个大杂院里，狭长的院子住了很多户人家，妈妈的房子后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欧安乐是2007年入学的。那还是学校硬件条件特别艰苦的时期，但这些艰苦的事，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特别暖心”。去上学的时候，她终于感到自己不被另眼相待了。刚来北京，欧安乐去公立学校考过试。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站在一堆阿迪、耐克中间，别人投来的眼光，让她浑身不自在。即使在老家的时候，爸爸品行的问题和她比较差的成绩，也让她一直是个不被待见的孩子。
到蒲公英报到没多久，欧安乐就参加了夏令营。她记得有好多志愿者，外国的，清华、北大的。平时能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很不容易啦，没想到这些人都对她那么好，她觉得开心。她还记得，在学校吃饭的时候，老师教导他们：“你们每个人每天吃的鸡蛋，每个周五吃到的鸡腿，都是别人捐赠的。”安乐想，那可是不能浪费呀。
中午的食堂里，同学们自己打饭、分饭。一般是“一荤一素”，不过即便是“荤菜”肉也不多（蔡小川 摄）
欧安乐初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已经离开学校的周学敏老师，她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新老师。开学不久，周老师到欧安乐家做家访，欧安乐给她带路，还一起去过好几个同学家里。细心女孩注意到，这个周老师特别喜欢穿白裙子，可是在学生家，家长请她落座，她从来没有流露出半分犹豫和嫌弃。
欧安乐发现，老师也喜欢她。班干部最早是老师指定的，周学敏选了安乐当班长。安乐说自己的优点是铁面无私，纪律管得严，不打小报告，乐观开朗，有眼力见儿。
不仅如此，老师还说安乐的妈妈开明。安乐的成绩不好，妈妈到学校开家长会，也不埋怨，只关心学校环境如何，她吃得怎么样，和老师、同学相处得好不好。有一次开家长会，老师评选优秀家长，一个班只有两三个名额，安乐的妈妈被评上了。回家以后，安乐姐姐笑话妈妈：“人家都是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好才评上的，你凭什么呀？”妈妈不管，她开心得很。
在学校，安乐觉得自己很能干。有一回，班里有个孩子的父母突然离异了，情绪低落，老师建议那个同学有时间和欧安乐聊聊天：“你看她的父母也离婚了，可她多乐观。”
班里还有个男孩是学校的老大难问题，他和校外的“混混”玩，还曾经拿着铁棍子在校门口斗殴。周学敏对安乐说：“有机会的话，也请你开导开导他。你这样爱笑，或许能感染他。”老师还说，他很聪明，只是聪明没有用在点子上；他也不是个坏孩子，其实特别善良。
在道德与法制课上，李时来老师让学生们讨论好老师应该是什么样，不好的老师又是什么样。一个女孩说，有老师说她再努力也考不上清华北大。她知道自己不是好的学生，但是还是觉得被羞辱了。女孩哭了起来。李时来老师拥抱了她。（蔡小川 摄）
欧安乐发现，周老师说得都对。男孩在校外打架是把人往死里揍，可是每次和同学起冲突，绝不下狠手。安乐找这个男孩聊天，他从来不曾摆出过“你有什么资格来教导我”的姿态。老师告诉过安乐，男孩很孝顺母亲。安乐就总是学着老师的办法说：“你要是变成了杀人犯，你妈妈以后怎么办呐？”欧安乐说话的时候，他不应声，也不反驳，只默默地听着。安乐想，不管他听不听得进去，至少他知道自己是好心。
好像是半个学期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男孩不打架了。欧安乐职高毕业后才又和这个同学有了联系，他在和妈妈一起摆摊卖铁板烧，收入还不错。班里的同学经常去他摊位上买吃的，玩一玩。欧安乐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4年前，他已经结婚生子，二孩都一岁半了。当时欧安乐提醒他：你和我一样没有正式工作，有没有上个保险什么的？他说自己没有，但给孩子们都上了。
从蒲公英毕业以后，安乐进了一家职校。在这家职校里，她才觉察出了自己的变化。在新学校，让她最意外的是同学满口脏话，她特别接受不了，这在蒲公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安乐发现，进蒲公英之前，她挺自卑的。到了职高，尽管班里的同学家庭条件都很好，别人一天的零花钱一两百，自己一周可能也就二十块，但她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喝不起可乐，少喝一点就是了。我问她这种自尊从何而来？安乐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吧。”
后来安乐自学做西点，开始创业。那时候她还在北京，经常带着点心骑半个小时的电动车回学校看老师。有一回，安乐的二姐生了孩子，和她讲到现在养孩子要报舞蹈班、美术班，甚至还有烘焙班。安乐灵机一动：我上学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志愿者去教课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学校开个烘焙班呢？那时安乐刚开始创业，赚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但她盘算了一下，买烤箱加材料，1000块差不多够了，还是出得起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欧安乐对我讲述的故事在这里出现了转折。她说，其实以前学校有媒体采访过，也有人想采访她，但是她都拒绝了。这一次老师又来问，她不好意思再回绝。她告诉我，原因是，后来回学校的几次志愿活动，她的感受并不好。
上烘焙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她的课程被安排在下午，结束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她还需要骑电动车回家。为安全起见，点心放入烤箱以后，她会叮嘱学校老师，等烤好后让孩子们尝尝，然后就先离开了学校。可是，她再来学校时，有几次问孩子们有没有吃到自己做的点心，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点心烤好以后，可能被分给了当天来学校的志愿者。“
我是自学做烘焙的。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教程，我也没有钱去参加昂贵的课程。每次从早到晚地尝试，最后终于成功了，你肯定要尝尝点心的味道。吃到嘴里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特别伟大。”安乐说，“我到学校去开一门课，不是单纯想表现自己回馈了学校，我是真的希望有那么几个孩子会为此喜欢上烘焙，觉得初中毕业后，哪怕上不了高中，也有自己想做的事。如果这个过程不能有始有终，事情是不是变味了呢？”
安乐还提到，最后一次回学校是参加夏令营。她也开了一个烘焙课堂，因为参加课程的人数多，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提前和学校申请，给她几名志愿者打下手。
可是真的到了上课的时候，一连几天，志愿者神龙不见首尾，几乎是两个来上课的孩子承担了所有的工作。安乐那几天累得直不起腰，但她更心疼孩子。她告诉我，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她有些愤怒，也很伤心。她感到学校没有管理好志愿者，真正愿意投身志愿服务的人，被辜负了。
“我还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些志愿者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我们班有个小女孩，性格比较中性，不喜欢穿裙子，不喜欢留长头发，我们班同学都笑话她，可志愿者会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不应该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受到嘲笑。穿裙子并不是女孩的标准。
由志愿者教授的芭蕾舞兴趣班每周一上课，刘雨轩（左一）是班里唯一的男孩。在经历了几周的压腿抻筋的疼痛后，他今天不想来上课了。音乐老师袁晓燕鼓励并陪伴他，再次回到芭蕾舞的训练课堂。（蔡小川 摄）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来的华裔男孩和大家聊天，我们都觉得人家光鲜亮丽，很羡慕，可是他对我们掏心窝地说，他并不是一直都过得很好，小时候他也吃过很多苦，所以走到今天才会更愿意去帮助别人。”欧安乐说，“这是我理解的志愿者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像一些人，给每个学生买一杯奶茶，就好像做了贡献。
”欧安乐的“吐槽”，让我很感动。
在这期封面故事里，我们写了两所学校的故事。我用三万余字记录了我在蒲公英的观察。我的同事驳静，用近两万字写了一所职业学校“百年职校”。
它们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它们与我们日常关注的那些教育热点——鸡娃、双减、国际化——都没有关系。它们可能也离我们读者的生活很远。但我们依然决定写下这些故事。
郑州百年职校2021年入学的学生们，因为疫情，今年军训在校内进行（缓山 摄）
因为我们相信，对理想教育的渴望根植在我们的人性之中，这些故事的价值能让每一个人感动、共情与反思。
我们也相信，在今天，教育价值的应当被重估。蔺熠告诉我，在蒲公英，老师们也经常会讨论：怎么理解“教育改变命运”，教育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蔺熠读历史。他想，古人考功名，学圣贤知识，并不只为了“阶层跃升”，而是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大时代的进程之中，潮起潮落，个人何其渺小。苏轼进士及第的时候，未曾想过会被贬黄州，又被贬惠州、儋州，但这并不妨碍他拥有飘逸旷达的内心世界。郑洪说：“如果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职业，学校就往哪个方向教，那把教育也看得太轻了。”
在我们制作这期封面的时候，还有人说，教育就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劳动力，不要自以为是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我们还是相信，如果世界还需要某种理想主义，那这种理想主义应当存在于学校之中。
还记得在《窗边的小姑娘》里，小林校长时常弯下腰，由衷地对小豆豆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他还曾说过：“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不会感动，也不会充满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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