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29日，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申请，并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主要钢铁企业全力配合和中国冶金报社具体组织的大型纪录片《钢铁脊梁》第一集《钢铁雄心》在央视财经频道震撼登场。这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扛鼎之作，旨在展示中国钢铁行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发展历程，树立钢铁行业良好社会形象，增强全体钢铁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部纪录片共6集，其他5集于11月30日~12月4日播出。第一集一经播出便好评如潮。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本报将分集刊发《钢铁脊梁》纪录片解说词，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第一集的解说词。
引子
这里曾是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冶炼高炉的遗址，珍藏着一个民族强国富民的百年梦想。
薪火相传，自强不息。
中国钢铁业在沧桑巨变中，百折不回，折射出一个农业大国迈向工业大国的不懈追求。
新中国成立时，人均钢产量不够打一把菜刀。今天，中国的粗钢产量已经连续25年位居世界第一。
钢铁力量，托举起一个强大中国。
这背后是一个个从零起步、从无到有的跨越。
聆听钢铁与工业的协奏曲，每一个音符的汇入都让我们走得更自信、更从容。
纪录片《钢铁脊梁》第一集解说词——
钢铁雄心
（一）
辽宁省鞍山市。
鞍钢，新中国钢铁工业史上壮美的一页。
70多年前，历经战火的鞍钢回到人民手中时，外国专家曾断言，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需要20年。然而，短短半年多，鞍钢在一片废墟中重新站起，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生产的大型钢铁企业。
鞍钢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钟翔飞说：“你们知道第一个项目是哪一个吗？是鞍钢的改扩建，所以它是我们走向工业化国家的重中之重。鞍钢的工程是新中国的第一号工程。”
钟翔飞，鞍钢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在鞍钢工作了40年。作为第三代鞍钢人，钟翔飞对这家企业有着特殊的感情：“1948年鞍山解放，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都参与了钢铁厂的护厂、抢运、献交器材、修复，并且他们都是在钢铁厂里入党的，是我们党培育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穿越历史时空，有些故事注定要铭记一生。研究鞍钢历史的钟翔飞，今天又来到鞍钢档案馆，他要查找一份重要的档案。虽花费了些时间，但钟翔飞还是很幸运地找到了线索，在新中国第一块桥梁钢的资料中，“自力更生”这4个字格外醒目。
新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在1957年通车，但当时的桥梁钢，还全部来自苏联。为了结束不能独立自主生产桥梁钢的历史，国家将自主研发桥梁钢的任务交给了鞍钢。
钟翔飞：“既然国家一声令下，决定要建南京长江大桥，那就是天字1号的任务，我们这道关如果过不去或者拖期了，将直接影响到大桥的建设。”
用中国工业自己的力量跨越“天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天也不能耽误。
一次调集15名经验丰富的“火焰工”进行攻关，这在当时可谓是壮举。火焰工是每一个钢铁企业的“扛把子”。老火焰工看一眼钢水的颜色，就能判断出温度高低。为了啃下桥梁钢这块硬骨头，鞍钢集结了全厂的力量。
技术难关要一个一个去突破。建设南京长江大桥所需的“16锰”桥梁钢，要求具有优秀的强度、韧性和焊接性能，这是鞍钢从来没生产过的钢种。
钟翔飞：“我们没轧过那么宽、那么长的钢板，我们需要调整设备、技术指标、性能参数才能完全符合标准。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带着光荣的国家使命，鞍钢全体员工日夜兼程，攻克难题，终于研发出“16锰”桥梁钢。
新中国，为了南北经济的发展，为了人民生活的交通便利，大桥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在当时有限的技术装备条件下，鞍钢人生产出6.6万吨优质桥梁钢，一举铸就了举世瞩目的南京长江大桥。
1968年12月，大桥全面通车。当80辆坦克、60辆各型汽车通过时，桥面纹丝不动，60万群众亲眼目睹了这一盛况。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建造的大桥，成为一个时代卓然而立的标志。
钟翔飞：“做到第一是很难的，而我们突破了这个第一，为我们国家争了气，为我们钢铁战线争了气，所以它被称为‘争气钢’。”
南京长江大桥，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试验场，它不仅打破了此前外国专家南京不可能修建长江大桥的断言，也推动了中国桥梁建设进入快车道。
在钢铁的助力下，今天，万里长江上，一百多座大桥，跨越天堑、连接南北，创下一个又一个桥梁史上的“世界之最”。
（二）
钢铁，意味着什么？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有着更痛彻的理解。坚船利炮，曾经让我们饱受屈辱；缺钢少铁，曾经让我们不得不筑起血肉长城。守卫和平、独立自强，离不开钢铁，这是历史告诉今天的一个答案。
某火炮试验靶场，一次火炮综合性能的试验正在进行。“炮班注意，一发装填……3、2、1放……”
最新式的155毫米口径火炮，使用的是第二代厚壁火炮钢，强度是一代的1.5倍。炮钢强度越高，炮管可以承受的膛压越高，火炮的射程和威力也越大。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就是大口径厚壁火炮和炮弹用钢的制造基地，建龙北满特钢，它的前身是齐齐哈尔钢厂。这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座特殊钢厂。
建龙集团北满特钢退休干部王建国：“这就是咱们3000吨水压机的上横梁。这台水压机已经服役61年了。”
已经退休的王建国，在这个被誉为“祖国掌上明珠”的地方工作了近40年。王建国：“北满钢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项目当中唯一一个特殊钢厂，它是苏联援建中国前50项里面的重点项目。”
眼前，这台苏制3000吨水压机，是生产厚壁火炮用钢的关键设备。
大口径厚壁火炮钢性能要求不亚于航空用钢，只有经过水压机的千锤百炼，炮管才能强度更大、韧性更高。
今天，中国已经完全具备自主制造8万吨水压机的能力，但在上世纪50年代，全中国，只有北满特钢一家钢厂拥有这样的军工装备，这台水压机代表了当时世界重型制造装备的最高水平。
王建国：“因为3000吨水压机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国内最大的水压机。没有这台3000吨水压机，厚壁火炮钢就没办法生产。”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阅兵，受阅步兵方队手持的武器规格都不统一，飞机、坦克、大炮都是缴获的装备，当时我军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造”。
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最为迫切的愿望。军工装备离不开钢材，从研发到生产，80%以上的零部件都需要钢材和特殊钢的支撑。
1954年的寒冬，当地气温已经低至零下40摄氏度，在室外施工，水泥瞬间就会结冰。为了追赶进度，工人们创造出先在暖棚里垒成模块，再到外面安装的办法。就这样，开始了不分昼夜的建设。
地下一层的档案馆，完整保留了北满特钢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的所有资料。王建国 ：“在1951年中苏双方签订了设计合同，这是我们公司档案馆保留的一个设计合同的手抄本。”
建设一个全新的特钢厂，对于家底不厚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国家最初做出决策，是把鞍钢和本钢的一部分设备搬过来。
但一年过后，决策发生了改变。王建国：“跟当时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有直接关系，考虑到机械化程度不高，所以后来统统都没有采用，那么还是把北满特钢建设成了一个全新的特殊钢厂。”
钢厂里，当年引进的设备，今天仍能使用。这台热轧机，和3000吨水压机一样，都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领先的技术，操作人员只要看看这个表，就能知道轧制时的下压量。
当年，正是这些先进设备的引进，让中国迅速具备了生产重武器、尖端武器用钢的能力。
这份1960年各部委联合出台的文件，明确提出武器、坦克等材料，必须在3年内实现国内自主供给。
此后几年，北满特钢接到的紧急订货电报多达数百封，装满了整整11个档案袋。
王建国：“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破裂，苏联停供了原来提供的军工材料，所以北钢当时承担了解决大量‘卡脖子’工程问题的任务。”
建龙集团北满特钢原副厂长马书麟：“上世纪50年代的树，现在还很茂密啊，这家伙高啊！以前需要各种钢材，经济建设，那时候是热火朝天。”
今年88岁的马书麟是北满特钢的第一批建设者，那一年他只有20岁。马书麟：“那时候就跟着咱们北满钢厂第一任厂长林纳，女的呀，领着我们二十几个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包了一节硬座车厢，从本溪经过哈尔滨到齐齐哈尔。”
奋战在这里的光辉岁月，虽已过去了很多年，至今，仍让马老久久难忘。
中国第一门重型火炮、第一辆重型坦克、第一艘核潜艇等多个国家第一所需的关键性钢材，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马书麟：“（1959年阅兵）大概有4组不同规格的火炮，接受毛主席国庆天安门前检阅。”
1959年，国庆阅兵。“10年前，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用从蒋介石军队手中缴获过来的美国武器，参加了开国大典。今天装备我们受检阅部队的最新式武器，绝大多数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1959年的阅兵，在马老记忆中里，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高光时刻。从这一年起，中国参加阅兵的国产武器逐年递增。
钢铁巨流，隆隆作响。要建设现代化国防,就必须有钢铁工业的支撑。
钢铁，林立于中国工业的磐石之基，尽显底气。
（三）
新疆塔里木盆地果勒三区12号钻井平台。
西北大漠，生命禁区，却蕴含着大量的油气资源。今天，果勒三区12号钻井平台，石油套管即将下井。
塔中项目经理部技术负责人李炜：“对泥浆的密度和它的黏度，还有它的切力，我们有苛刻要求，而我们是反而把密度提一个点，还把粘切，现在缩得确实有点高了。都已经这一步了，我们说怎么办。”
技术负责人李炜有些着急，钻井任务完成后，8小时内，石油套管必须下井，否则，已经打好的井，很有可能因周边地壳的挤压而堵塞。
李炜：“按照你现在给我提供的这套产品性能来说的话，这口井我想顺利把它开通，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困难，奋战在西北的油田人并不陌生。
改革开放前，为了用石油换取更多的外汇，来自天南地北的石油人，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挺进到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戈壁大漠。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困难也在变。这是油田今年的第60次石油套管下井。开采深度8021米，比开采的上一口油井，深度又增加了将近2000米。深入8000多米的地层深处，需要800根这样的无缝钢管，一节节连接。
中国的西北大漠，油气储量庞大，但埋藏也非常深，从地下6000米到7000米再到8000米，向超深地层要油气，无缝钢管必须经得住高温、高压、高腐蚀的考验。
连接两根钢管的丝扣，这次总共需要1600多个，涉及10个品种。每一种都是量身定制，每一个丝扣都必须将油、气牢牢密封住，因为哪怕出现一点点瑕疵，整口油井都会报废。
塔中项目经理部负责人丁志敏：“拿那边的管线从那边往这边吹，尤其是下边七八扣，这下边几个扣子，至关重要。”
丁志敏：“因为这个区块油气比较高，所以我们选择的是气密封扣，这也是天管的一个技术特点。”
丁志敏所说的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老天津人更愿意称它“大无缝”，亲切的绰号，其中饱含着深厚的感情。
李刚，主任电气师，1990年进厂。那时，无缝石油套管，这种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还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
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工程，天津大无缝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担负着中国改变石油套管长期依赖进口的重任。那时能被分配到“大无缝”，李刚感到无比光荣。
连接两根管材之间的丝扣，是生产石油套管最大的难点。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管加工厂主任电气师李刚：“螺纹的一般尺高（误差），它必须在 2.5μ（微米）之内，螺距它是3.8μ（微米），1μ（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近1/50，所以对我们机床加工精度要求非常高的。”
“不仅精度要求高，丝扣的品种分类也非常复杂，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用途，丝扣的扣型千变万化。”李刚，“这弧度是在一定尺寸的时候，它又变化另外一个弧度。这个弧度（变化）非常地小，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仅丝扣精度这一项技术，就曾经绊住了石油套管国产化的脚步。从1949年~1993年，我国进口石油管材累计花费外汇75亿美元。而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年均外汇储备还不足5亿美元。
李刚：“咱们现在看的是X轴，这个是X轴的控制系统。”
为了尽快实现石油管材国产化，天津大无缝当时引进的都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制造丝扣最关键的设备，两台精密机床，来自美国。
刚刚参加工作不到两年的李刚，成为和外国专家对接的成员之一。李刚：“管加工设备主要是美国PMC公司的，热处理设备有一些德国的、日本的。”
软件编程是掌握进口设备的关键。于是，李刚开始自学，笔记本写满了整整6大本。他不仅掌握了“洋设备”的使用方法，还在之后的设备国产化改造中挑起大梁。
1994年，中原油田。天津钢管公司生产的第一批直径为244.5毫米的深井技术套管，“现在下井开始”。
1994年1月，天津大无缝自主制造的第一根石油套管，在中原油田下井。
无缝钢管，被誉为“工业的血管”，无论是输油、输气，还是核电、航空，都不可或缺。无缝钢管中的石油套管，更属于国家战略物资，关键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原国家冶金工业局副局长赵喜子：“有了天津大无缝以后，国产化了，进口管子成本一下就降下来了，不只是一个弄到石油的问题，解决了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从1994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无缝钢管第一生产大国，并一直保持至今。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是国家的命脉。在钢铁工业图谱上，补齐每一个缺项，都是为了让发展的车轮跑得更快。
（四）
重庆市万州区。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郑渝高铁郑万段的重庆万州天城隧道，今天进入铺轨阶段。
攀钢集团轨梁厂首席工程师陶功明：“最早的时候，你就把弹条全部都打开了。钢轨摆好以后，然后再往里面走。”
每逢关键安装节点，陶功明都会来现场督战。不同的气候条件，高铁钢轨都能应对。20年前，正是怀揣着这个梦想，陶功明他们终结了中国不能生产高速铁路钢轨的历史。
陶功明：“我们的钢轨以后还会在气象更复杂，地形地貌更复杂的地段铺设，这些改变对我们钢轨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要提前研究这些技术。”
长轨牵引车、长轨推送车，中国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这套长轨铺设设备，每天可以铺设5公里长的高铁轨道，这是6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1952年，成渝铁路建设现场。成渝铁路铺轨到龙潭寺，离成都还有11公里，铺轨的工人同志们精神百倍，日夜赶向成都铺轨，争取早日到达成都，作为向党的31周年生日献礼。
成渝铁路，新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硬是靠肩挑背扛，翻越西南腹地的崇山峻岭。那时的钢轨，都是12.5米或者25米的标准长度。
自从高铁出现后，百米钢轨成了主力。
未来，郑万段的高铁时速将达到350公里，钢轨的长度越长，接头越少，高铁运行越平稳。这也是高铁列车上，硬币能竖立桌面上始终不倒的秘密。
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内第一家生产出百米钢轨的就是攀钢。
百米钢轨的平直度，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
“如果钢轨上有一根头发丝，列车以350公里的时速冲过去，对钢轨会产生75吨的冲击力，会对钢轨造成损坏，甚至会出现安全事故。”陶功明，“这个就是摄像头的温度，总共8个摄像头，对钢轨的整个断面的观察比较全面。”
3D断面轮廓仪上，8个激光摄像头，就像8双鹰眼，紧紧盯着百米钢轨横向、纵向断面的尺寸精度。
陶功明：“100米钢轨每隔1毫米取一个点，总共要取10万个点。”100米10万个点，只有在如此严苛的监测下，才能制造出一根百米钢轨。
陶功明：“比如说你这个地方高了对不对，超过0.3（毫米），在某一个轧机给你压下来，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多点自动调整。”
这套钢轨平直波动控制系统，是陶功明他们10年前自主研发的。钢轨上，任何一个点出现波动异常，都会被系统瞬间捕捉，自动调整，改变了国际上调整根钢轨的惯例。
陶功明：“因为人工调整肯定来不及，你没办法调，必须靠自动。而且它的反应时间只有300毫秒。”
7道轧机，300多米生产线，一根百米钢轨的轧制只需要7分钟就可完成。
百米钢轨不仅要做到“高平直度”，还要“高强度”“高耐磨性”。满足“三高”的秘密就在这个大门后面。
在攀钢，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里一直是一个禁区。
“这个工艺是我们攀钢的核心机密，也是中国钢轨淬火的核心机密，我们内部的员工要进去的话，也要通过很严格的审批程序。”
这些经过淬火工艺的钢轨，笔直光滑。淬火,是钢铁行业最为神秘的一道工艺。百米钢轨经过淬火，寿命可以延长50%。一直以来，德国、日本的淬火技术引领全球，关键技术严格保密。陶功明：“唯一的体会就是要自力更生，只能靠自己去开发。”
为了争这口气，实现师傅的梦想，陶功明他们，在厂房苦熬了近1年，反复试验，最终通过淬火，将钢轨抗拉强度提高了16.6%。陶功明：“这个名字和它的方式我是不能讲的，它是我们一项很重要的技术秘密。这项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出来的钢轨产品质量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又一批为郑万高铁生产的百米钢轨即将起运。
今天，中国的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3.8万公里，运营里程位居世界第一。
无论是面对黑龙江的极寒天气，还是挑战大漠戈壁的酷暑高温，中国铁路能够贯通中国、突破工程无人区，靠的就是中国钢铁的强悍。
陶功明：“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钢轨能够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并驾齐驱，能够创造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让钢轨成为一张最亮丽的名片。”
伸向远方的钢轨寄托着人们回家的希望，承载着几代钢铁人的光荣与梦想，亦如中国的钢铁之路，虽历经艰辛与坎坷，但从未止步。
（五）
白鹤滩水电站。
金沙江下游，雅砻江的加入，使得这里成为长江流域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而全球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就位于这里。
辗转十几个小时，太原钢铁集团售后技术工程师王金利抵达白鹤滩。看到白鹤滩水电站已有4台机组投产发电，王金利既兴奋又着急，一直让他挂念的一台核心设备，今天终于迎来安装。
这就是让王金利一直放心不下的设备——水轮发电机组的转子，它里面最核心的部件——磁轭钢片，因为生产技术难度极高，让国外一流的钢铁公司都望而却步。
转子是发电机组最重、最大的核心部件，2万多片扇形磁轭钢片重达1274吨，叠装在一起，有近4米高。每增加1米，工作人员都会对它的圆度和垂直度进行测量。
这个庞然大物运转时，磁轭钢片的转速将达到每分钟111圈，相当于以每小时345公里的速度飞速旋转。任何一片磁轭钢如果不平整，都会让这个超级巨无霸的重量分布失衡，影响发电机组的使用寿命。因为磁轭钢生产工艺复杂,加工难度大。20年前，中国在修建三峡工程时，磁轭钢还全部依赖进口。
哈尔滨电机厂制造工艺部主任工程师赵新青：“我们叠290多层的时候把高度控制在（误差）2个毫米已经是非常非常难了，所以说倒过来，我们对材料这一块要求同板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
借助手电筒，观测缝隙，检查不平度，只有不透光才算合格。
当年建三峡工程时，国外提供的磁轭钢片的标准是不平度误差不超过6毫米。今天，发电机组功率达到百万千瓦级时，不平度误差标准提高到不超过1毫米，一旦超过，对王金利他们来说，这片钢板就成了废品。
王金利：“白鹤滩要做到百万千瓦机组的时候，它要提高到（强度）750兆帕，各种性能，就是包括不平度1毫米，还要超过700等级的。对于主机厂来说，‘卡脖子’就是‘卡’在我们原材料。”
山西省太原市。
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太原钢铁集团，还在为“一毫米”奋斗。
热连轧厂的主管宁庆军已经跟这条磁轭钢热轧线打了近20年的交道。想要将磁轭钢板平直度的误差控制在1毫米之内，在轧制过程中，必须确保钢坯的头尾温差小。
这个热卷箱，可以让80米长的钢卷在这里迅速头尾互换，温度保持一致。
为了让世界级的水电工程，拥有一颗完整的中国“心”。在国家的支持下，从上世纪90年代末，宁庆军的老师开始了磁轭钢的自主研发。
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热连轧厂轧钢作业区主管宁庆军：“现在看见下喷第4组，第6根水形有异常，赶快打开故障阀……”
冷却系统突然出现了问题，宁庆军的心一下揪了起来。
喷头高度、喷水角度的细微差异，都对会对板形产生影响。
宁庆军：“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一些试验、跟踪、对比、总结，最后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产工艺流程，基本解决了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王金利和现场的工程师正在对磁轭片进行最后的检测。这是一块360度无死角的钢板，光洁如镜，把刻度调整到1毫米进行测量，游标塞尺很难塞进去。
王金利：“在国内企业能完全满足乌冬德、白鹤滩产品的技术要求之后，国外企业这个时候就把他们骄傲的架子放了下来。”
没有钢铁材料的突破，就没有中国制造的强大。
白鹤滩水电站右岸13号机组转子，今天迎来吊装。
一项项刷新世界纪录的“大国重器”、重点工程都少不了中国钢铁的足迹。
经过30分钟的吊装，转子准确落入机坑。
今天，不仅中国大型水电站的磁轭用钢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高强抗震钢、大厚度高级别水电钢板、高牌号硅钢，每一个都摆脱了原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依赖, 钢铁行业成为百万千瓦水电机组登顶世界水电珠峰的主力军。
王金利已经60岁，历经了国产水电机组原材料从无到有、从研发到应用的全过程。
今年底，他就要退休了。王金利：“退休以前，我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在我有限的工作时间，做了一个对国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非常骄傲。”
钢铁世界里，迎来更多的中国造。我们不仅在收获自豪，还有国家工业体系的自信。
河北省邯郸市。新兴铸管厂区里，为宁夏贺兰县排水工程定制的离心球墨铸铁管正在紧张生产，上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输水管道还要完全依赖进口，但现在，这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球墨铸铁管生产研发基地。
追赶世界，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强大的新材料技术来支撑。这是上海大学董瀚教授和他的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世界上第一条能够生产纯度达99.99%超纯铁中试线。一旦投入工业化生产，它将解决高端制造所需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助力国家在高精尖领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江苏省镇江市。2019年，这里的冶金工程师建成了国内第一条工模具钢粉末冶金专业化生产线，让中国有了粉末冶金工模具钢的全流程生产能力，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
不受百炼，难以成钢。
从超强“海工钢”到高强“汽车钢”，从高端“核电钢”到“高温合金”、“钛合金”，每一项钢铁技术的突破，过去是为了争口气，如今是为了争夺未来。
穿越每一个时代，这份钢铁雄心，永远矢志不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