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是梁思成先生建筑设计作品的一份不完整辑录，包括他数十年建筑师生涯中20多项建成、方案、咨询或顾问的项目，同时也是对其中14个作品的初步释读：始于1928年冬着手的清华园内王国维纪念碑的设计，终于1963年夏赴蜀冈踏勘后所做的鉴真大和尚纪念堂方案(图1)。
▲ 1 梁思成建筑设计作品一览(各立面图比例尺不完全相同)这些作品分布在国内各地，有的并未建成，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已非原貌，还有的甚至只存名字、踪迹待寻。但相关的资料以及实物本身，与梁思成的文章、著作、图画一起，在中国建筑学术史乃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值此纪念梁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笔者不揣浅陋，总结一些现场调查和文献考究的成果，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建筑作品的基本情况再做一汇集的介绍，或有便于国内外研究者的检索。在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作为一名建筑学和建筑历史的学习者，笔者也不可避免地为这些作品所体现的高超的设计技巧、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梁思成与林徽因火热的创作激情所感染和打动，考证史实、史料过程中发现的喜悦，和释读、理解两位大建筑师创作心路的震撼总是相伴而行，无法停歇，且不能自已。所以，我希望耐心的读者能够包容本文无处遁形的拙劣，因为这注定是一段飞蛾扑火的旅程——在一个又一个重击心扉与心灵的作品面前，真正的解人早已无话可说。1947年访美期间，梁思成曾给老友建筑师艾尔弗雷德·本迪纳(Alfred Bendiner)随信寄去一份他自己撰写的详细的“简”历，其中“建筑创作作品”(creative work in architecture)的部分与本文主题最为相关。他在此条目下列出具名作品共5项：1) 吉林省立大学，吉林市，1932年，与陈植、童寯和林徽因合作；2) 交通大学，锦州，1929年(毁于战争，与林徽因合作)；3) 地质馆，国立北京大学，北平，1936年(与林徽因合作)；4) 男生宿舍，国立北京大学，北平，1937年(与林徽因合作)；5) 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作为顾问建筑师)，1937年(工程因战争中止，1946年继续)虽然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笔误，但这是梁思成毕业近20年后再度来美面对新朋故交时所做的书面介绍，颇有建筑师之极简“自选集”的意味，本文的写作就以对这个名单的增补开始。先列一份“梁思成建筑作品简表”如表1。
2.1 山林间独立人格的纪念地：王国维纪念碑(图2~4)▲ 2~4 王国维纪念碑环境( 2018年，从小山俯视，西北向东南)；王国维纪念碑正面( 2018年，东向西)；王国维纪念碑“海宁王先生之碑铭”背面拓片 ，左起二列有“新会梁思成拟式”设计建造时间：1928-1929年，1928年11月始，1929年4月设计图在沈阳基本完成，6月4日梁思成亲往清华选定地址，7月15日主体完工并举行落成典礼。一个边长约10m的纪念广场，包括总高约3.7m的碑身及基座、水池、长凳、平台、台阶以及小山前古槐等环境；碑的内面有“新会梁思成拟式”的设计者题名。碑仍复立在原址，似乎仅碑身(高约2.28m)和条石为原物，其余初时设施皆无存，双槐存北一株。这是一组小而完整的纪念建筑小品兼场地设计，而且是“先设计后选址”。根据残存碑石与旧照推测，碑的总高和几乎同时设计的梁启超墓碑相近。纪念碑“全为新法”——自身的竖向比例，碑、座、台逐层叠落的节奏，碑与台及凳形成的广场横向比例，这些都应是设计时谨慎把控的内容。最终工字厅东南山麓的场址则是梁思成现场踏勘后，与主事者以及校方得到的共识，在几处备选场地中，他认为该址“天然位置、远胜人为”。黄金比造型的石碑，象征王静安先生的独立人格；山麓幽静双槐之下的环境，则象征静安半隐于清华园山林间的故事，而且与王氏族名暗合，这样的完美设计或许最符合世人对王静安其人的想像吧。2.2 崇敬中点化思慕的柔情：梁启超墓(图5~15)▲ 5 梁启超墓正面( 2018年，南向北)
▲ 6/7 墓园中纪念亭与梁思忠墓( 2018年，东南向西北) / 墓碑两侧伸出的“L”形矮墙与地面( 2018年，西南向东北)
▲ 8~13 纪念亭东立面( 2018年，东向西)；墓碑侧后方( 2018年，东北向西南)；矮墙西端与石凳( 2018年，南向北)；碑身东侧小柱顶细部( 2018年)；西侧浅刻合掌人像( 2018年)；石刻文字细部“任公”“君暨”(2018年)
▲ 14 梁启超墓图(注：本文所有项目图均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学生测绘、绘制)▲ 15 梁启超墓正立面渲染图(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垚、李晓绘制，章又新指导)设计建造时间：1929-1931年。墓穴地下工程及“坟园”于1925年初建于李夫人入葬时，梁启勋主事，梁启超对地上建筑设计向梁思成有交代；梁思成设计的地上建筑应主要是1929年9月梁启超入葬后至1931年10月建造的。墓园墙范围约8200㎡，墓碑及台、阶在园东北区，亭在园中央，碑、亭等皆石造。碑高3.62m，两翼伸出低垣，总宽约7.9m。碑前有方砖满铺的宽阔平台，中央一块长方石板应是祭拜处。台前9级石阶，阶两旁立石墩。纪念亭平面呈八边形，在矮台上，四面开门、四面实墙，上以斗栱承顶部屋盖，总高约5.78m。墓碑和亭的比例皆极谨严，墓碑设计以素朴大石块的简洁组合而达到竖向高矗仰止和水平向舒展又略向前怀抱的平衡，尤其令人赞叹。墓碑各部形体轮廓与划分皆作方直，前后碑文凿刻笔画也极尽直拙，而只有3处出现曲线的造型、两两对称(即碑身侧的小柱顶、矮墙两端浅刻合掌人像以及石凳边棱)，是联系上述崇高与舒展、竖向与水平效果平衡的关键。其中，敦实方凳的边棱都抹圆，不但为生者指示来此缅怀的坐具——如此则是被父母怀抱——而且标志对坐空间暗示墓主夫妇神明宛在——小小的抹角，以柔情点化顽石，与整个石造墓碑的厚重和方直对比极强，将思念的永恒和崇敬的永恒融于一体，是该设计最为动人的点睛之笔。▲ 17 改作遗址纪念馆的“校长楼”(西北向东南)▲ 18 “校长楼”一侧(东北向西南)
现存校门遗址和“校长楼”，近年被辟为东北交通大学遗址公园。校门遗址仅存3根立柱，破损处可见内部砖砌结构；校长楼经过维修和改造后作为遗址纪念馆使用。2.4 中国大学的石造圣殿：吉林大学建筑(图20~31)▲ 20 吉林大学主楼(礼堂图书馆)正立面及侧立面设计图( 1930年12月30日，梁思成绘、陈植校)
▲ 21 吉林大学主楼(礼堂图书馆)断面设计图( 1931年1月11日，童寯绘、陈植校)
▲ 22 主楼正面(南向北)
▲ 23 主楼及东西配楼鸟瞰(西南向东北)
▲ 24/25 主楼屋顶钢桁架及木屋架结构(东南向西北) / 东配楼门前石柱小品(2001年，西北向东南)
▲ 26 东配楼图
▲ 28 西配楼侧面(南向北)
▲ 29 东配楼侧面(南向北)
▲ 30 主楼入口大厅(北向南)
设计建造时间：1929-1931年，约1929年夏受聘设计，1931年4月施工图仍在修改，可能在1932年后建成。礼堂图书馆和文法、理工两教学及办公楼共3栋建筑，总建筑面积9722㎡；礼堂图书馆门厅之左右两层，上层为办公室、下层阅览室；厅后之上层是礼堂，下层是图书馆库房等。三建筑现皆存，作为东北电力大学的礼堂、档案馆以及办公室、教室等使用，称主楼、东配楼、西配楼。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题名为“吉林大学教学楼旧址”。建成90年来经多次维修，建筑之外观、结构仍大体保持原状，包括主楼的屋顶钢桁架结构(蔡方荫设计)，现仍是原物；内部装修则改变较多；最明显的加建则是主楼后部两侧增建了两短翼。总平面看，三建筑在一方形内排布成品字形，围成南向广场。三楼外观的实体都为石砌，石块有粗细的分别，在竖向和水平向的安置皆缜密而明确，建筑体块、门窗、饰带各部与整体构图之法度亦谨严无比，更增石墙外貌的厚重感。梁思成对雕刻艺术夙有心得，与建筑设计结合紧密、难分彼此，该作品就是一次集中“演练”，从内到外遍及建筑各部，两配楼门前各立一对石柱小品，更是最明显的表现。主楼是礼堂图书馆，总高约22m。最前外部大台阶接入口大厅，外观与内厅皆极雄伟。东、西配楼皆两边3层(底层半地下)、中央4层，总高约16.2m，两楼东西对望、大体相同。惟东楼南北两侧面，底层中央各开一门且在门内沿窗墙设楼梯，门两边皆为壁柱与实墙，遂成外观之庄严形象；而西楼之两侧面仍与正面相同开大窗，相比之下，颇异其趣。这是年轻的建筑师尝试运用建筑学法则、充分调动民族传统建筑语汇进行创作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5 勾画民族工商业建筑的新面孔：仁立公司铺面(图32~37)▲ 32 仁立公司铺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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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7 仁立公司铺面旧照(约摄于1933年)
沿街扩建、外立面改建和室内装修，扩建占地面积约42㎡，室内新装修总面积约460 ㎡。这是一个用心雕琢的小改建项目。立面设计极为精彩，在因功能所致的不对称构图中实现了尺度正确、比例协调的平衡，是教科书般的示范。该设计更突出的学术价值在于，它特别集中地体现了梁思成在中华文化语境下全方位探求建筑新路的努力。建筑师在建筑立面、结构、内部空间、装饰、材料运用以及门窗样式乃至文字标志设计等诸多方面，都有明确和综合的构思，饱含建筑学术的自觉。而且，上述种种的设计思考，也是与他同时期调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深入思考融为一体。2.6 描绘地质科学的壮美：北京大学地质馆(图38~41)![]()
▲ 38 北京大学地质馆建筑正面旧照(东南向西北，约摄于1935年)![]()
▲ 39/40 楼顶远眺景山、北海(东向西) / 建筑入口(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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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原北大校区的3处梁思成建筑作品位置示意(1940年代)
设计建造时间：约1931年起筹建约请梁、林设计，1934年5月起工至1935年7月竣工。设计建造时位于该区校园最西(图42)，是北大第一个独立系馆，与新建图书馆分峙路东西两边。总高18m余，占地791㎡，建筑面积约1900㎡，平面L形，南部3层，北部两层加地下室，砖混结构，总计费6.6万余元。地下作磨片、储藏、锅炉等用，地上3层则作教室、陈列、阅览、实验及办公等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办公使用，保存基本完整。加固的框架结构体和爬藤植物对外观颇有遮蔽，室内装修新做，但厅、廊、门等处风格样式应是旧貌，楼梯栏杆尚是旧物。入口处保留一些关键的原有构造和设施，全部外窗方格的划分仍是原状，十分珍贵。这是一个充分把握场地特点而充满巧思的设计案例，在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很可能来自林徽因的灵感。这个作品身上已不见典型的三段式划分，建筑师开始尝试外表的墙、窗、洞口等做浑然一体的打造，于是“空间性”的趣味呼之欲出。明确而响亮地制造建筑左、右(从东南即入口方向看)两部的对比，兼喻本建筑的地质馆主题，则是该作品形式上成立的关键。两边各自的形状、质感、方向感、重量感、比例、节奏等各方面都极尽对比之能事，同时又成功地对接并整合为一体，做出了教科书式的精彩操作。尤其是左半部，以3个体块之间的些微错动、远近方窗比例的微妙差异以及顶部轮廓轻微的曲折，轻描淡写般就勾绘出连续方窗构成的气势寥廓的“平远”之美，实在是举重若轻的大手笔。创作者在细部也未放松，正面不做露明的雨水管以实现正面的完整；而转角砖柱比上下墙身稍有内收，以示此正面“画卷”意犹未尽，将由此转向侧面的空间感。主入口处的精心处理同样引人注意，舞台布景般迷幻的浅空间设计，深得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在建筑史上的名作——米兰小圣母堂“幻景后殿”的匠心。2.7 简洁纯粹的建筑美：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图43~46)![]()
▲ 43 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正面旧照(东南向西北，约摄于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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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女生宿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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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建筑西南入口局部旧照(约摄于1936年，东南向西北)![]()
▲ 46 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正立面设计图( 1935年3月3日绘,署名梁思成 林徽因建筑事务所)
设计建造时间：1934-1936年；1934年10月前开始设计，1935年2月基本完成，3月绘正立面图，同月底招标，6月海京公司中标，11月交工验收，收尾工程1936年春进行。设计建造在校园北部(图42)，南临广场、操场，与红楼相望。平面U字形，占地范围约70m(东西)×46m(南北)，大部分是3层(总高约14m)，惟南面之楼梯间以西是4层(总高约18.6m)，以东屋顶上有小亭。宿舍房间220余间，分为8组，各有独立入口。现为某单位宿舍，保存基本完整。加固的框架结构体对外观颇有遮蔽，砖墙表面多有后来的覆盖或粉刷，室内未经系统重新装修，有些门窗的样式或是旧貌，窗台、楼梯、栏杆等尚是旧物。该宿舍楼设计以小组团构成，颇有新意。这样的平面布置和功能分区在外立面上也有体现。窗上下檐口和窗台处，做出外凸的窄条，上为浅檐口，下为浅窗台，或二或四，横向贯通，并且辅以竖线条划分区间，就是墙面外竖直贯通的落水管。据传设计过程中的变化是局部增高为4层，这应是建筑师为避免皆做3层而形成高度过于平坦的形象(从南面看去)，打破中央楼梯间为轴的对称构图，从而形成错落感，并且可与女生宿舍的性格以及窗组成的区块的灵活构图相协调。该设计的分块及方窗比例的处理，都很可与地质馆相比，但因体形偏长，故未采用过多体块错动，而是以落水管的竖向划分作为辅助。建成后数年梁思成曾自评：“平素去雕饰，而纯于立体及表面之比例、布置之权衡上发挥其图案效果。”2.8 中华文明复兴的希冀：中央博物院建筑(图47~50)![]()
▲ 47 南京博物院藏1930-1940年代期间涉梁思成为专门委员及顾问建筑师工作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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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中央博物院建筑设计蓝图局部( 1947年2月28日绘,可见“顾问建筑师梁思成”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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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南京博物院(原中央博物院)“大殿”正面(西南向东北)
设计建造时间：梁思成作为“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专门委员和顾问建筑师，负责拟定征选“建筑图案”的设计要求，1935年9月参与初选方案排序，并与兴业事务所密切合作修改设计。1936年6月初动工兴建，11月12日奠基，战时停工且受损，战后续建。截至1936年兴建前，主要完成了场地靠北的东部建筑设计，包括“博物院行政大殿”(前部)和“人文馆”(后部)。“大殿”建设过程因战争受损，后续建成，于原设计有所改动。迄今保存基本完整，近年进行整体提升改建。这是梁思成全方位参与的一个设计项目，不仅策划、设计、建造过程十分复杂，而且又经历战争和时局的影响，牵涉的问题很多。若聚焦于1935-1936年，大殿方案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应主要来自于梁思成的设计思路。这些变化或可概述为：①大殿正面全部露出，“配殿”外移、提高，保持了原有的“深”，进而制造了更大的“广”；②全面调整了大殿的构图比例，包括正脊、屋檐、墙、柱等各部的高、宽，以及开间的重新分配；③关键细部的造型调整；④内部空间的重设，最明显的变化是天花中央添加了一个“辽式”大藻井。其中第2点尤为重要，让大殿的外观脱胎换骨，变成了梁思成心目中的中国建筑之最“健康”型，当时也只有持续以建筑设计之关切浸润于中国建筑的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才能有如此的妙手。设计完成数年后，梁思成自己曾点评道：“乃能以辽宋形式，脱身于现代结构，颇为简单合理，亦中国现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实例也。”他主导的对一个更加雄健、明朗、开阔的“大殿”的打造，表面以辽代建筑为蓝本，实质当然是寄托于国家级建筑身上的对中华文明“复兴”的希冀。2.9 新时期“中国现代建筑”的设计探索：北京大学孑民堂(方案，图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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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 国立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总办事处·大学博物馆计划草图(1947年12月9日，梁思成、林徽因合拟)
原名：国立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总办事处·大学博物馆设计时间：1947年12月9日绘制“计划草图” 。
位于校园红楼西部偏北、图书馆正南(图42)，包括相连的3个部分：①中部是可容纳1200听众的纪念堂；②纪念堂入口西南是两层的四合院作为博物馆，馆、堂入口之间是一个广场，馆以北纪念堂以西作为博物馆未来扩建用地；③纪念堂以东是总办事处，由两个L形平面相连组成，南部两层、北部3层。这是一个未建方案。近年新发现的南京博物院馆藏档案中的两张蓝图，让我们得以了解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特定时期继续探索新的中国建筑的设计思考。该设计延续了之前北大两建筑(地质馆、宿舍楼)的①采用非对称平面及立面、②平屋顶、③着意控制窗比例、④强调连续水平线条和⑤注重立面节奏变化等特点，但①平面布置更加自由、②平屋顶普遍出檐更被强调、③开窗面积更大且比例更趋横长甚至出现连续的水平长窗(如礼堂和博物馆的几处高窗)、④立面变化更趋立体而明显呈现出空间的趣味以及⑤开始系统采用框架结构等方面，则是重访美国数月归国后这一阶段所呈现的新面貌。同时，梁思成一贯积极实践的方向——对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手法和语汇的运用、对典雅建筑形象的追求，在本方案也仍然可以看到。化用传统设计，大礼堂正面仿九开间前廊入口之典雅立面中已有所隐含，而在博物馆身表现得尤为明显，包括：①入口中央开间保持方形的比例、②内外廊与多种漏窗结合、③入口台阶和垂带的组合、④四合院的布局等。另外，对平屋顶出檐的强调，既应从梁思成访美接触熏习“现代主义”建筑的“新典”来理解，也与他熟习于心的中国古代建筑之“古典”相符。而且，正是屋顶及出檐对整个建筑的覆盖和穿插，将3组在功能、位置、尺度、外观诸多方面都颇不相同的体块十分妥帖地整合在了一起，可谓在自由中获得统一的关键纽带。2.10 中国革命家的丰碑：任弼时墓(图53~55)![]()
▲ 53/54 任弼时墓侧面(西南向东北) / 任弼时墓碑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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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任弼时墓图
设计建造时间：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1951年春开始设计，1951年7月18日入葬后建成。前为小碑，正面设墓主肖像；后为主碑，有“任弼时同志之墓”的题字。主碑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设计，以完整有力的构图驾驭各局部，与仁立公司铺面设计很可相比。此碑的形象构成是一组大的方碑“包含”一组小的立碑。两者既可视为各自独立、自成一体，同时又以“相同相似+相异相对”的方式紧密联系，从而形成了构图更加充实、形象更加密集的一组更大的“集合体”。两者在竖向都是向上层层内收的三段式构图，形成相同构成方式的相叠。碑身则是前立(高宽比约4:3)后横(约2:3)的对比，且前者的长边亦是后者的短边，如此嵌套并整合在一起。水平方向左右对称的构图，到了碑顶，因有中央五角星的强调和两侧建筑局部线脚的强调而最为明显，由此上提的重心，也顺应并强化了竖向构图的向上趋势。并且，在向上突起的碑顶和碑座垂下的红旗这两段圆弧的共同配合下，五角星又成了整个墓碑所在平面上向外辐射的中心。如此种种的构图效果紧密配合，让墓碑形象看来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这应是设计者的初衷。另外，关于细部的制作和雕刻，前后两组也有明显不同，应是设计时的考虑。即前碑的细节图案更完整、更须细致刻画，而后面背景则处理得更加概括、简洁，看来更几何化、建筑化。自下而上看来，底座、上层碑座以及碑身皆是如此。以最上部为例，前碑顶部两侧云朵图案极为精致；而后面在两侧的建筑局部形象，对彩画的概括仅勾勒出轮廓而略去图案了。2.11 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书：人民英雄纪念碑(图56~57)▲ 56/57 广场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南向西北) / 人民英雄纪念碑细部(从左到右：南面顶部、西面顶部、南面基座)设计建造时间：1949年4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动工兴建， 1958年5月1日落成揭幕。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历史丰碑，梁思成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关于该作品设计思考的最重要的两篇文献，也来自于梁思成本人。尽管详细的设计过程尤其是建筑设计的协作和抉择尚待继续深入地考析，但统而言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集中体现梁思成城市设计与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思想的力作，是集中体现他学习祖国建筑遗产、创造性运用遗产优良传统的力作，当然也是集中体现他的建筑艺术观以及建筑设计技巧的力作。2.12 以大地为棺的考古学家之墓：梁思永墓(图58~60)![]()
▲ 59 梁思永墓碑(西南向东北)
设计建造时间：梁思永1954年4月2日去世，9月12日安葬，11月13日立石，设计、建造应在此期间。两组石台，一矮一高，高的作为墓碑，顶面有郭沫若题写“梁思永先生之墓”等文字。为纪念英年早逝的考古学家弟弟的匠心独运之作。与公墓内通常都作隆出棺形的方式迥异，这里做成无棺之棺，喻意考古学家以大地为棺。长方形葬处以石条作边框，圈出一块儿土地，既是缩微的墓园，兼喻考古学家的田野。一前一后两块方形石台，则表示两处探方，同时也可视为墓园中的享堂与坟冢。前面的石台矮一些只有一层，上面用连续纹样圈出边框，边框较宽，纹样是取材于殷商器物常见的菱形雷纹，截成一半成三角形相间排布，边框外缘还空出很窄的一条。边框里框出的方形，均匀划分成5条长方形，皆以两条细线相隔，如同下视探方看到的地层，又意涵对墓主五秩初度早逝的惋惜。后面的石台(墓碑)自下至上渐收，叠为3层，既是三段式的完整构成，亦与墓主于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层位的里程碑式发现(即后世所谓“后冈三叠层”)暗合。全部雕刻图案线条之凹凸深浅，表面之平斜曲直，都有细致的控制，显然是梁思成精心的设计。▲ 61 林徽因墓旧照(约1956年，西南向东北)
▲ 62/63 林徽因墓碑石正面现状(南向北) / 林徽因墓环境现状(西南向东北)
设计建造时间：林徽因1955年4月1日去世，4月3日追悼会后安葬，约在秋冬立碑，设计、建造应在此期间。花岗岩石台、石棺和石碑，碑前嵌入汉白玉花环小样石板。这是一个极为精彩动人的作品，饱含对比与力量、饱含爱与美、饱含建筑艺术的智慧。前为平面长方形石棺平卧，后为立面呈宫殿状的墓碑横立。前者尺度变化迅疾，运动感强，形体简洁，因微妙的细节调整而饱含力量；后者构图缜密，造型繁丽，高华无匹——极具对比效果的两者紧密相接，实现了作品的完整性，也组合成了梁思成心中的林徽因。石棺和盖，与平台平面比例相近，恰构成一组，向上渐次内收。相邻之部位——从台之宽缘到较矮之棺侧，从棺侧到顶部薄盖的侧面，各部尺寸连续的急剧减少，表现出同向加速的运动感。同时，台、棺、盖三者虽平面相近但又体形处理各异，故能以极简单的样貌叠起而呈现出异常充实的观感。下层干净利落的平台以抹棱强调体积而添加基座的坚实稳重之感；中层棱角分明的矮棺以微凸为圆弧的体形在并不高大的尺度内呈现异常坚强挺拔的面貌；最上薄盖之下底的果断内收，在盖与棺之间形成一条细长的空隙，如深色系带紧勒嵌入棺内，又像是凝固的空气让薄盖浮在空中并未落下；盖顶则形似很缓的屋盖和屋脊，隆起的形体与薄边配合，形成一种特别坚强有力的效果。薄盖将极具对比的手法和立体丰满的造型压缩在这么小的厚度之内呈现，看起来好像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而且，又因全盖系一整石造就，所以让这一形体的表现力达到了极致。后部方形的花岗岩墓碑，就像汉白玉美丽花环优雅的背景墙，衬托墓主自己设计的生动绽放的莲荷。墓碑由基、台、屋、顶层叠而成，轮廓明丽丰满、谨严端庄，各部比例极为考究，细部制作也同样精致而肯定——顶部极薄，但仍做出弧形戗脊的庑殿顶，墓碑又由此俨然化成一座高洁华美的宫殿。殿檐下凿成微凸的长条，上面题额“建筑师林徽因墓”七字的“营造学社体”由莫宗江写就，这行字的重心上提，似乎虚位以待花环飞入这座宫殿之内。在这里，梁思成把自己化成了这座小殿，把自己的爱妻放在“心间”托起。2.14 大建筑师的传世之作：鉴真大和尚纪念堂(图65~69)▲ 65 鉴真纪念堂图
▲ 66 鉴真纪念堂正面(2020年，南向北)
▲ 68/69 鉴真纪念堂设计图之“扬州唐鉴真大和尚纪念堂鸟瞰图” / 鉴真纪念堂设计图之“扬州唐鉴真大和尚纪念堂室内透视图”设计建造时间：1963年夏梁思成在扬州建设局方案基础上做出修改方案，1973年基本依此稿建成。纪念堂、回廊、碑亭与纪念碑(卧碑)，以及环境设计。作为梁思成建筑师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个发表作品，也是梁思成生前唯一发表完整设计说明的作品，鉴真纪念堂留给了中国的建筑学学生一个“双份”遗产。在这里，学习者不只有机会品味梁思成展现的建筑设计这种古老“技艺”的纯熟之美，而且，还有机会同时品读梁思成展现的同样纯熟、隽永且得体的汉语写作，体会梁思成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运用不断变化的母语来思考设计、表述方案，传播他心目中的建筑知识。作为梁思成建筑创作的绝响，纪念堂本身是完美建筑的典范，堪与他亲自发现、解读的佛光寺大殿、独乐寺观音阁一起并肩于伟大作品之列，梁思成在这里表现出了对中国古代建筑法则已成竹在胸的无比确定的信心。文艺复兴最有影响的大建筑师帕拉迪奥(Palladio)对于自己作品维琴察巴西利卡的评论一定道出了梁思成此时的心声——帕拉迪奥说：“我深信，不管是就规模或装饰，抑或是就材料而言，这座巴西利卡堪比古代杰作，完全可以跻身于古往今来最伟大最美的建筑之列。”同时，在现实层面上，这也是一个成功应对局促场地、与历史环境融洽衔接，并且在小尺度内实现庄重设计的杰作。对于名胜古迹环境中的营造，建筑师表现得极为慎重：场地大小范围的划定、与相邻主要建筑的尺度协调、院落空间的衔接过渡，甚至各部植株高度、种类乃至品格的选择等，诸多方面都做了细致的考虑和推敲。作为化用“传统”语汇的新设计，纪念堂与卧碑这一大一小两件作品都各自做出了高超示范。卧碑的样貌是摹写自现场附近的古旧石刻，而设计者只轻描淡写般将碑的构成和比例稍加调整，对几处细节稍加刻画，一座新碑就仿佛从地涌出了。梁思成一向极为看重建筑作品对比例的把握，卧碑的设计就体现出他在这方面炉火纯青的技巧，而在设计条件更为苛刻的纪念堂身上，则可以看到他另一番出神入化的表演。他几乎是在最小的用地面积内设计出了一座优美而气势宏阔的纪念堂，以端庄雄健、古朴典雅的公共建筑品格的营造，实现了场地纪念性空间效果的最大化。而这样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不仅不可思议地做到了，完成的方式竟是如此的出人意料。表面看来，梁思成只是设计了一座“仿”唐或奈良的殿堂，实际上，他是“利用”已有方案和场地条件，对他心目中建筑师的“核心技艺”做了一次贯彻的教学示范。这技艺当然就是对比例和尺度的拿捏把握而获得作品(统一性)的实现，向来传承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伟大建筑师之手。梁思成的伟大则是在于，他转益多师从西方习得此技艺后，真正做到了“西学为用”和青出于蓝，以此技艺来解剖祖国的宫室殿宇，不仅构建、书写出一部“中国建筑史”，而且发现竟然也有一套同样通行久远的“技艺”就承载于中国建筑身上——鉴真大和尚纪念堂的设计，就是他在著书立说祖述此中华技艺的同时，用最为建筑师本业的方式将他毕生与伴侣同仁采炼此技艺的精要化现为当下的创作，并传之永久。近40年，梁任公题辞《营造法式》谕思成、徽音，实乃托付以极重大的保存发扬“吾族文化之光宠”的名山事业。40年后，鉴真大和尚纪念堂所承载的创作者以心解心阐发的创作技艺表明，梁思成确实投入了全部的生命和智慧，完成父亲“永宝之”的嘱托。梁思成34岁时评价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建筑师曾写道：他们不是文化大海里的盲目漂泊者，他们对于自己的创作有一种自觉，他们知道他们的创作与祖先遗产的关系。这样的形容，正是梁思成对自己建筑师从业之道的自道。梁思成的建筑设计观，广阔、博大、高明、深刻且美好。他是将建筑设计置于综合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形下来思考，他是将个别的建筑设计问题置于都市计划及与整个环境的关联中来思考，他是将建筑艺术创作置于轮廓、比例、尺度、质感、节奏、韵律、色彩、装饰等方面的综合把握中来思考。他的建筑设计观，真实不虚，植根于祖国建筑遗产的土壤、植根于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植根于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的爱。这样的建筑设计观，在今天他诞辰120年之际，愈加闪现出无比珍贵的光芒。梁思成自强不息、勇于开拓、覃思美妙且充满学术自觉的专业实践，在现代以来探寻中国建筑之道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为复兴中华建筑奠定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勾画出最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做出了异彩纷呈的高超示范。既开风气亦为师，他的设计作品与思想，不仅导夫先路，而且流泽长远。1929年6月4日下午，梁思成在微雨中来到清华园工字厅外东山，在山麓古槐间最终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勘定地址，竖立起实践“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之独立人格的丰碑。今日，我为辑录这篇粗陋的文字而幸运地闯入用心和血创作的两位大建筑师的思想世界中，虽然因为学识与诚意的匮乏而极感困窘，但还是会受炽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命火焰和创作热情，时而热泪盈眶、时而心潮澎湃、时而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