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淑斌
做社会记者，是一件看起来并不体面的工作。当其他同龄女生每天早晨捧着一杯咖啡，精致地出入在城市CBD的写字楼里时，我们可能正在某一个偏远县城里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采访对象，或者在某个犯了事儿的当事人家门口蹲守着，希望对方能把门打开，哪怕只是隔着门说几句话。
我很多次怀疑过，自己是不适合做记者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从小就有“社交恐惧症”，很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至今，爸妈经常拿出来嘲笑我的一件事，是我刚上幼儿园时，即便上台领小红花，都必须躲在其他小朋友的身后，偶尔偷偷探出头瞟一眼台上的老师，又把头缩回来。现在打车出门时，如果司机全程不跟我说话，我还会主动在下车后给一个好评。
《新闻记者》剧照
但当我作为记者时，开口和陌生人说话成了最基本的要求。在三联，采访杀人、放火、家暴、诈骗等等各种负面事件，几乎是每位新记者入职后必须经历的洗礼。何况，采访不能浅尝辄止，报道需要尽量细致地讲述当事人的故事，有时是直接与他对话，更多时候是寻找他的亲人、朋友，用众人口中的碎片信息来还原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生。
每次我都能具象地感觉到，自己要走到陌生人面前时的那种尴尬和鼓起的勇气。不过后来倒也想通了，谁说这种尴尬一定要被克服呢？习惯它存在就行了。做得多了，我也常常收获陌生人的善意，甚至能积极地向陌生人求助。
今年10月我在重庆采访男子将亲生儿女扔下楼一事时，许多男方的朋友三缄其口，不愿惹上麻烦。后来，我在搭车去到他的老家的路上，听司机偶然提到一嘴，自己听另一个车队的司机说起，他的儿子和当事男子吃过几次饭。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暂时改道，请这位司机大叔拉着我去找另一位司机，最终得以和他的儿子见面聊了几句。
重庆两儿童坠亡事故发生后，锦江华府小区的许多高层住户纷纷加装了防护网（猪儿虫 摄）
很多时候，正是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帮助让采访得以继续下去。但这种善意的价值，并不只是单纯地让我能从采访对象身上获取信息，更是一种宝贵的信任和真诚。我能理解许多采访对象的沉默。如今的舆论环境和几年前相比，早已天翻地覆。一个人无心说的某句话，可能会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导致网络暴力。对于身处舆论旋涡中心或边缘的人而言，多说无益，少说少错，免得惹祸上身。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并且是一个掌握了一定传播渠道的记者，他们愿意提供的些许帮助、愿意吐露的只言片语，其实都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我记得大学时，有一门专业课叫做新闻采访与写作，当时课上讲过，面对不同事件的采访时，要有不同的提问技巧。时间越久，我越发觉得，任何技巧都是其次，因为并不是每一次采访都有时间让记者提前设计好提问顺序。和采访对象打交道时，第一重要的只有真诚。
今年3月，我写过一位抚顺的小学老师因为赌博骗取了学生家长上百万后自杀的新闻。我和另一位记者花大力气找到了自杀老师的母亲和儿子的住所。刚敲开门说明来意，一米八几的小伙子就“嘭”的一声把门关上，隔着门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赶我们走。
插图｜老牛
我觉得不该就这么走了，又无法想出任何对他们有益的理由来劝说接受采访——他们刚失去了女儿和母亲，还面临着网络上对亲人铺天盖地的指责。在他们家门口的楼梯上坐了一下午后，我给他们留了两袋水果，塞了张纸条离开了。刚走到楼下，小伙子给我打电话，叹了口气，让我上楼回去，“我就只跟你们说了，其他人再不能来了。”
大概因为我是一个情感比较充沛的人，很多时候，我常常会在某一个瞬间，被采访对象一句话或者一个简单的动作触动。去年，我采访过一位妈妈，她的儿子在10年前被人勒死，抛尸在村子里的公厕中。10年里，案子多次开庭审理，嫌疑人被判处过死刑、死缓、无罪释放。这位妈妈也为案子奔走了十年，她生长在农村，小学文化，早早地在村里结了婚。儿子出事后，她去深圳打工，慢慢做起了服装生意，常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一两百元的衣服照片。
当年凶案发生地公厕已被拆迁，一排楼房在案发地被修建起来（黄宇 摄）
坦白说，和她相处让我觉得不舒服。这是一个偏执、机敏又有些泼辣的人，说话时永远咄咄逼人。在县政府大楼，工作人员回复“领导正在开会，过后联系”，她不走，自己搬了个凳子在办公室门口坐下，“啥时候见到了啥时候走。”我跟着她在县城里跑了一天，陪她回到住的宾馆时，她又因为交房费的问题和前台吵了一架，两人大声嚷嚷了好久，回到房间里显然憋着口气，又找茬和保洁阿姨吵架。我帮忙劝走了保洁阿姨，只想赶快聊完剩下的一些问题，然后逃离这个空间。她没好气地随意敷衍了几句，不太想搭理我，自顾自在床上坐下，闭着眼睛。
过了一会儿，她又坐起来，叹了口气，“其实还是蛮想他（指儿子）的。”说这句话时，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那些和全世界对峙的力气仿佛全都被抽干了，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把头倚靠在床头的墙壁上。那一刻，她变回了一个纯粹的母亲，一个不需要用强势和泼辣来武装自己的母亲，不需要时刻为案件忧愁算计的母亲，她可以放下一切，疲惫而放松地思念自己的孩子。
在小城市里，教育成了唯一的上升通道，小学背后的店面全是各类辅导（吴淑斌 摄）
我突然也轻松了许多，好像在一瞬间接受了她所有令人不快的行为。我一直认同，对于两人不同立场和经历的人，完全的感同身受是不存在的，但这种电光石火之间的理解，让我好像一下子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质朴、互通的情感。
很多时候也会觉得委屈，凭什么要常常受陌生人的气？只要找一份别的工作，就可以脱离“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成为体面上班族的一面。和现在相比，我的上一份工作就算得上的体面的，但背后其实是日复一日的枯燥和对时间的消耗，相比之下，这份工作让我常常跳出了自己的日常，经历着许多种想象之外的生活。
今年7月份，河南暴雨导致洪灾，所有进到郑州的火车、飞机都已经停运，最后，摄影师开车带我和另外两个同事，从北京开到郑州。那时，在新闻报道里，郑州和周边的县城、农村已经宛如地狱，到处停水停电，洪水把人逼上了房顶，各个群里充斥着各种求救信息。虽然从小生活在东部沿海，上一次稍有记忆的洪水也已经是二十年前。出差前，我第一次往箱子里塞了一大包药品，有抗生素、消毒水、肠胃药，还有两个大充电宝，雨衣和鞋套。我已经习惯了说走就走的出差，这是收拾行李时最慌乱的一次。
动身出发前，我们已经在采写一篇微信稿。当时，我加入了一些当地志愿者群，群里常常出现的求救信息末尾都会附着救助者电话号码，我在“打与不打”之间反复纠结。每一串数字背后都是在现场的当事人，随便选几个打过去，能很快地获得现场的信息。但是一想到，他们可能正困在某个停电的屋子里，在慢慢上涨的水位中焦急等着救援人员打来电话，手机剩余的电量对他们而言无比宝贵，我就不忍心拨通那些求救电话，最后选择在网上找那些已经安全转移的当事人。
我们是傍晚七点多出发的，凌晨12点多开到河北邯郸时，雨已经很大了。四个人随便在路边找了一家潮湿逼仄的小酒店住下，第二天一早六点多又继续出发。一直到下午五点多，我才到了受灾最严重的巩义市。巩义的灾情集中在各个村子里，进村的公路大多只有一条，被倒下的大树、电线杆截断时，清障得耗费不少功夫。这里是黄土地，暴雨又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当我们到达时，洪水已经退去，只留下一个个停水停电、遍地淤泥、满目疮痍的村子，那种破碎的现场让人觉得孤独而窒息。
抵达巩义市的村子（夏天 摄）
质朴的村民即使在困境中依然善良，让这种孤独和窒息感减轻了不少。他们留我们在家吃饭，下一把挂面，切一个西红柿，再倒一勺猪油渣。这是极其奢侈的一顿饭，做饭的水都是从瓶装矿泉水中倒出来的，得依靠每天从城里运进来。另一个村子的交通更糟糕，物资运输很难，没有新鲜蔬果，发放到村民们手里的食物只有面包和矿泉水。他们坚持往我们手中塞面包和一瓶水——这是当时村子里最稀缺的物资，怕我们舍不得吃，村民们非要催促着让我们当面吃完。临走前，甚至还想再给我们装两瓶水。
诸如此类的经历还有很多，每次回想起来在陌生城市采访的那几天，都会感到像是做了一场梦。去年我到阿坝州采访前夫烧死的藏族女孩拉姆的家人，从成都坐了12小时的大巴车，才到了那个海拔三千多米、到处弥漫着酥油味的镇子。和拉姆的家人相处了几天，在镇上吃了几顿藏餐后，又坐着大巴颠簸了一天回到了城里。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工作，或许我永远都体验不到如此丰富的一切。
拉姆养的多肉，在火灾后被抢救下来（吴淑斌 摄）
永远面对陌生的人、陌生的事情，焦虑也是永远相伴随的。我排解焦虑的方法之一，就是每天都和同事谈论采访的进展，有时是询问意见，有时只是单纯地想把话说出来。
在三联，没有任何需要费心钻研的职场学问，每个人只是各自做好手头的稿子，即使你是个孤僻的怪人，也可以在这里舒服地工作着，和同事交集最多的时候，也许就是相互介绍采访对象，相互帮助着把稿子写出来，让杂志能顺利地出刊。
每周的选题会成了我们唯一交流感情的机会，周会前的午餐，大家会在群里相互问“要不要去食堂吃饭”“中午食堂有哪些菜”，就像还在大学里一样，这种质朴纯粹的同事关系也是我在三联最大的收获之一。无论我会在三联做多长时间，将来回忆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让平淡的生活增色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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