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小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四大谴责小说了，那就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我们宝应也出了个八宝王郎王浚卿（1876—？），他的《冷眼观》在谴责小说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其实处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清末民初，虽然是文言小说的衰微期，但也还是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文言小说。近年来学界对这些小说的研究与发掘也渐兴渐热。其中，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作品，如杜乡渔隐的《野叟闲谈》、蚊睫巢父的《蚊睫巢笔记》、鹘突汉子的《鹘突话》、海上寓公的《茶余随笔》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而其中的《野叟闲谈》最见功力，有评论说：“由《野叟闲谈》原作篇目来看，多数为志怪传奇小说，以篇幅简短的志怪为主，间有传奇佳作，体例较纯正，语言凝练，读来清奇悦目，类于《阅微草堂笔记》，颇得史笔之奥，在清末文言小说集中属成就较高者。”所考证，这部作品的作者杜乡渔隐是江苏宝应人，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在网上购得这部《野叟闲谈》的影印本。

这本书是上海会文堂书局于民国十五年（1926）五月出版的，最早的版本应该是光绪丁酉（1897） 上海书局石印二卷本。因循生的序末所记日期为光绪丙申（1896）年阳月（10月）晦（月末），而作者本人序所记日期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成书的日期应该在1895年以前。

从书的字里行间可以找到作者是何许人的蛛丝马迹。

卷一《书乔古村先生事》中：“吾邑乔古村先生，圣任侍御之父也。”

乔古村即乔份，是乔可聘的父亲，乔可聘字圣任，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为监察之官，约自秦始）。乔家父子均是宝应人，既称吾邑，也即宝应人也。

卷二《神医》中：“吾邑太医院使仲公兰，字维馨。”仲兰（1441-1495）明宝应人，官至太医院使。

卷三《飞天使者》中：“同邑王公，讳有容，令泰和。”同邑即同乡，这一个同乡王有容也不寻常，字远度，顺治八年岁贡，康熙二年选泰和县知县。

提到的宝应的地名有氾水、黎城、蛤拖沟、戚家汪、陶家林等。

由此，作者当是宝应人无疑，又姓甚名谁呢？

卷一《水烟筒》中：“先大父尝言，家方伯公讳士达，宰黟县、南陵、霍山，有政声。”

大父即祖父。朱士达，清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历署安徽黟县、南陵、霍山等县，累擢湖北布政史。由此可知，此人姓朱，是宝应朱氏八三公的后代。

卷一《赤文》中“家适庵叔祖尝云，咸丰癸丑夏，偶寓陶家林。”

这里的适庵当为朱百遂，字适庵，号棠伯，同治十三年甲戌科进士，生于道光壬寅年（1842）年。

我在网上购得同治癸酉科江南乡试硃巻之“朱百遂”篇，我手头还有一本朱氏后代朱庆裴先生编撰的《宝应朱氏世代事略》。

作者的叔祖（即父亲的叔父）是朱百遂，他就应该是朱百遂的从侄孙辈。

朱家子孙众多，朱百遂的侄孙也有数十人，那么作者应该是哪一个呢？

因循生在《野叟闲谈》序中说：“八宝杜乡渔隐，以名孝廉，颇怀经世之志……”孝廉，是明清两代对举人的称呼，点明了这位作者曾经是一名举人，佐以成书的时间，应该是光绪二十一年以前的举人。

我们可以从《宝应县志》卷七《选举志·科贡表》中查到，从道光元年（1821）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七十多年间，朱姓举人中有朱士端、朱士廉、朱百行、朱百谷、朱百遂、朱莲生、朱云生、朱励志、朱其鋆九人，士端、士廉二人应是朱百遂的叔伯辈，百行、百谷是朱百遂的同辈，莲生、云生、励志是朱百遂的侄辈，只有朱其鋆是朱百遂的侄孙辈。

如果作者序与正文中所述均是事实，由此可断定，这位作者非朱其鋆莫属。

不过，我们能获得的关于朱其鋆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了。他是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的。《选举志·科贡表》上说他“字辅臣，湛霖字，内阁中书，弼德院秘书官。”他父亲朱湛霖，字雨人，选贡。

清代内阁中书，明清官名。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或由举人考授，或由特赐。汉中书共30人，官阶为从七品。

而弼德院为清宣统三年（1911）仿日本枢密院新设立的国务顾问机关，清廷在成立“皇族内阁”的同时，在北京设立该院。其“权限与内阁相为维系”，“用备顾问”。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顾问大臣32人，另有参议10人。下设秘书厅，有秘书长1人。秘书官为弼德院秘书厅属官。额置一、二等秘书官各三人，三等六人，均为奏补之缺。分掌弼德院各项庶务。

这弼德院的成立已经是在清王朝的最后一年，所以，这位秘书官的仕途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中止了。

这样看来，朱其鋆作为清官府成员的年代是较后的，应该是在他写此书、发行此书之后，亦即与其仕途没有太大的联系。1891年中举，1895年成书写序。从书的内容看，不会是在这四年中完成的，应该是在中举以前写就的。

况且，从作者的笔名杜乡渔隐看，当时的他也处于闲云野鹤的状态。

渔隐即隐居之渔父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隐逸”这一文化现象一直是一些清高而不得志的文人们所追求的；而“渔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是作为隐逸之士的形象而存在的。因此，许多文人士大夫经常以“渔父”为题表达自己对隐居山林的向往之情。

我们这位隐居的渔父其实后来是曾经显山露水过的，只不过出世短暂，也没有太大的建树，但庆幸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这部《野叟闲谈》。这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