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悖论：不宽容，败局；宽容，大败局

苍山夜语

司马光悖论：

不宽容，败局；宽容，大败局

胡适晚年曾感慨：“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谓洞明世情之言，一语道破中国文化结构下的某个深层秘密——我们的文化最讲究和谐，儒家经典最看重仁慈，中国的人际关系最喜欢一团和气，可翻开史书，各种事实却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最稀缺的，恰恰是最基本的“宽容政治”。

——权力的斗争和更替，往往异常残酷，祸及家人、亲友、同僚、邻人甚至同乡；

——异见和创新的出现，必然上有“如来佛式”打压，下有千夫所指，一定要把冒尖的削掉；

——时代变革，必定要“彻底”，痛快淋漓的干掉一切反对者。最后无法看到任何反对意见，彻底失去纠错能力，蒙上眼睛走向危险……

所以，民间先是兴起了“民国热”，现在又迎来了“宋朝热”，要知道这两个时代，中国都受尽了外人欺侮，一点都不“扬眉吐气”，却偏偏受到怀念和欢迎。原因可能非常简单，在压抑到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厚重历史里，它们多少还透着那么一点人情味。

可是，即便在大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情味的时代里，政治真的能宽容的起来吗？

▍脆弱的平衡：

被变法击溃的宽容政治

历史最不忍细读，比如我们熟知的北宋改革。

在好大喜功，决心富国强兵的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启了熙宁变法，而“变法最坚定的反对者”的司马光，被晋升为枢密副使。他却心灰意冷：“百姓进了苦海，我一人加官进爵，这种自私之举，微臣不愿为之”。把一片好心的宋神宗气的半死，他一再叩首拜请，又开始了长篇大论：“惟愿陛下解散条例司，废除新法……”

耳朵磨出了茧子的宋神宗自然不答应，废除新政无望，司马光便甩甩袖子回到洛阳，隐居了足足十五年。

高官都不想当的司马光，拼死捍卫的是什么呢？北大历史系宋史专家赵冬梅老师认为，司马光最痛心的莫过于两点：

◎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平衡被打破

北宋初年，一度信奉“黄老无为”的政治原则，政府要省钱、要节用，让人民休养生息，王安石宣布自己可以既不增加民众负担，又能增加财政收入，打动了宋神宗的心，于是朝廷开始大搞垄断专卖和国家高利贷。司马光则一针见血的反驳，“世间财富，不在民，就在官，官家垄断了挣钱的行业，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各种变法，都是夺利于民，这种灾害甚于苛政！”

◎权力的潜规则被打破

北宋初年，政治中一度有“异论相搅”的传统，允许不同意见在朝堂上表达，形成观点竞争，最后互相妥协，达成某种政治共识。然而王安石深信为了变法可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打倒一切改革中的反对者，试图让声音只剩下一种，制造出了一个恣意妄为的皇权怪物。

然而，当王安石主导的变法终于沦为一地鸡毛，黯然退出政坛后，众望所归的司马光被推上相位，结果又如何呢？

▍“引蛇出洞”：

司马光主导的那场失败变革

德高望重的司马光重回政坛后，太皇太后问他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司马光回了四个字：“广开言路”。

于是，大宋版本的“自由言论”改革开启了：

——允许和鼓励谏官发言，开放不同意见的批评；

——整理民间告状信，让民间疾苦能上达权力中枢。

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打破王安石当政以来对“异论”的禁忌，允许官员百姓畅所欲言。

司马相公一片苦心，可是接下来的事却让他大跌眼镜：开封的朝堂之上，官员纷纷因言获罪，而告状信则堆在一起无人关注。丰满的理想变成了干枯的惨剧，让人痛心，为什么会这样？

具有30年治史功力的赵冬梅老师认为，司马光的苦心，不可避免的要变成悲剧：

司马光坚信，对不同意见要采取开放宽容态度，避免陷入刚愎自用，毕竟，刚愎自用总是让宋神宗们变成聋子、瞎子，在盲目自信中笃信天下太平，忽视了民间疾苦，和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声音，在自我麻醉中走向灭亡。

然而，一心为大宋着想，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光，却注定无法实现宽容，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在做着相反的事，先亲手埋葬宽容政治，然后埋葬自己。

这就是“司马光悖论”，同时也是困扰了传统知识分子两千年的“宽容悖论”。

▍宽容悖论：

不宽容，败局；宽容，大败局

为什么司马光的“宽容政治”走投无路？

一方面，时代已悄然改变。

司马光放任谏官发声，甚至是批评自己，幻想可以重回仁宗时代的宽松政治。然而，这是严重误判。

仁宗时代信奉无为政治，社会发展是主要议题，朝堂之上尚存共识。而到了司马光当政的哲宗时代，财富和权柄的再分配已经成为主要议题，士大夫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已不可自拔的陷入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激烈党争，基本的共识和底线已经被破坏，很难再有宽容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权力的本质却从未改变。

希望将宽容政治作为共识的司马光，同时也在竭力维护体制和权力本身。然而中国传统权力的本质，是警惕一切潜在威胁，它从未给出宽容的承诺，更讨厌被“共识”限制。比如，司马光一纸废除徭役的改革政令，仅六天就被圣旨推翻，政治声望和信誉扫地。

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

——作为臣子，他们对权力要保持极大的宽容，对其罪恶要包装和辩护，永远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圣君贤臣、开明统治的期望中。这让坚守士大夫道德的司马光无所适从，他无法，也不允许自己阻拦权力的妄为，也就无力实施真正的改革。

——他们自身的道德名声，却被赋予了极为苛刻的标准，无论是社会、政敌还是他们自己，都不会放过他们出现的每一点污点。所以，司马光的道德光环反而让自己极易遭到攻击。这让他们可以被权力轻松的驾驭，用他们办完事，背完锅，又可以把他们甩出去当“替罪羊”。

这就是司马光的“宽容政治悖论”——最渴望建立“宽容政治”的改革，自身却得不到任何宽容；最需要通过声望和名誉去推进改革的知识分子，却往往无法在改革中保住最基本的名誉。

赵冬梅老师因此悲哀的感慨“人间最是宽容难”。

▍在政治“内卷”中

善良总是一碰即碎

中国有句颇具文化特色的格言：慈不掌兵、义不经商，其实，它还漏了无法说出的几句。

中国古代的臣子，只有两类人：不宽容的酷吏，和宽容的贤臣，前者视后者为无能腐儒，后者视前者为无德小人。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生态中，能办事的人，名声必须留下污点，而名声好的人，一定要掣肘到他不能办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按照权力的安排出场，并在适当的时机退场，尽管退场的方式往往极度惨烈和……

当宋神宗们想获取民心，需要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时，不宽容的酷吏必须退场；当宋神宗们想多收税，要享乐或打仗时，宽容的贤臣必须退场。

而司马光的宽容政治，恰恰是对权力的一种冒犯，他试图塑造一种良性的朝堂生态，试图让广开言路和寻找共识变为常态。然而，他一再弄错了出场的时机，更可怕的是，他居然想改变这个退场的游戏规则……

当“宽容政治悖论”贯穿了两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也就彻底不可避免：即使坚守理想，拒绝同流合污，甚至毫不畏惧牺牲，但却最终流于无谓，甚至得不到一个壮烈的下场。

当他们一身正气，力图有所作为，却往往上不能实现政治理想，下不能维护自己的名誉。而在赵冬梅老师笔下，随着知识分子形象的坍塌，这个帝国也失去了最后的纠错能力，一步步走向危亡的深渊，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这不仅是那个时代文人政治家的悲哀，更是值得整个民族深思的悲剧。

用洞见拆解历史，用历史故事表达历史智识，正是《大宋之变》一书的特点，它所揭示的中国历史叙事中深藏的种种权力秘密，又何止一个“宽容政治悖论”。

优秀的作品，绝不会出自平庸者之手。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客座副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堪称宋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大宋之变》是她专业领域吃的最透的历史作品。除了专业性和权威性之外，赵冬梅老师还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字魔力，让她的书深刻但又好读。

而作为“百家讲坛”上成功的学者之一，听众口中“兼具优雅与知性的最美主讲人。”在新媒体碾压传统渠道的今天，她的讲座依然场场爆满。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说：“论当代历史学者，功底扎实而又贴近公众的，赵冬梅老师当之无愧。历史在赵老师的声音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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