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报 | 王建国 | 静水流深，渠活自清——写在杨廷宝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 | 2021年10期

2021年，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建筑学家、著名建筑教育家、创立东南大学建筑学科的一代宗师杨廷宝先生诞辰120周年。1997年，我曾与陈宗钦、高晶等老师合作编写了《杨廷宝建筑论述与作品选集》，转眼24年，白驹过隙。当年建筑研究所和建筑系老师整理杨先生论述和作品资料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为写这篇稿子，我从学院图书馆借来一厚摞关于杨老研究的出版物，作为一位只是片段聆听过杨老教诲的晚辈学子，阅读后感到很难再写出比那些已经发表面世的论著和杨老自述更精彩的历史回顾和亲历见解。因此，我想从自己近年来对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的认知架构出发，写一点对杨老建筑观及惠泽后世影响的体会和认识。

1  建筑设计是一项适时适地、无惧简繁，既需大局观，也需由细入微的专业工作

杨先生1925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的是巴黎美院建筑教育，熟谙西方经典的建筑结构规制和美学比例尺度，在学期间成绩极为优秀。1926年，杨先生取道欧洲考察后回国，1927年加入天津基泰工程司开始建筑师的生涯，同时代的还有庄俊、沈理源、范文照、董大酉、赵深、陈植、童寯(后3人合作华盖建筑事务所)等建筑师开设的事务所。1930年代，杨先生受聘在北京主持和参加了包括天坛和国子监在内的古建筑维修设计和工程工作。其间他学习并基本掌握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要点、一般特征和施工技术要求，奠定了杨老后来50年融通中西为一体的建筑设计道路。

杨老特别关注场地调研、分析和研究，他不仅注意向他那个时代的建筑大师学习，也十分注意向民间匠人学习智慧。他不仅在修缮北京古建筑时是这样，甚至还讲过向庙里的和尚学习建筑经营和完善。杨老的设计因地制宜、大小相宜，灵活而有节制，没有固定的套路。根据齐康先生记述，杨先生经常讲设计“这也可以，那也可以”“由于他有众多的实践和经验，他对问题的分析和实施的可能总不说死”。“他辩证地看待一切，宁静思远，谨慎行事” 。这种辩证思想看似不可捉摸，但实际上符合建筑设计这样的复杂系统。文丘里就曾经比较过登月飞船和建筑设计的复杂性，前者系统组织高度复杂，需要数百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合作和攻关，但目标却很简单。而建筑则相反，需要达成的目标十分复杂而难以获得唯一的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图灵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也曾比较过飞船登月和设计人工物的复杂性问题，他在《人工科学》一书中写道，“人类登月只在一个方面是复杂的：它向我们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挑战。不错，登月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它是在一个极其富于合作性的环境中实现的，为完成此任务还采用了一个新组织——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它只有一个单一的目标，而且是比较容易控制的”。而“在社会规模上设计人工物就存在相当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在制订设计目标时要适度”，在“为设计的目的而表现现实世界情形时要作大大的简化。即使限制了目标、简化了情形，通常也要克服诸多难关方能达到设计目标”。按西蒙的观点，建筑设计实质上是某种“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更广义地，“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往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

我理解，建筑工程实践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交集而求其相对最优的达成过程，建筑设计其实是需要抱有一定的“随机双盲”态度的。杨老通过大量建筑实战经验，得到这一观察和体会，自有其底层的科学逻辑。故宫中和殿的匾额上乾隆御笔书写的“允执厥中”，表达了儒家“中庸之道”的精深境界，朱熹说，不偏为中，平常为庸，也即凡事不要太极端。杨老自小沐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里，后又接受西方建筑的系统教育，“这也可以，那也可以”的设计理念虽有中庸之意，但却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执中而终。作为建筑巨匠，他的设计总是能够游走在多极设计目标诉求和工程实现之间，在文化、环境、技术、造价中取得合理平衡，通过诸多小的不确定性博弈找到最后的确定性——房屋建成。从中山陵园音乐台、谭延闿墓、南京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到新中国北京和平宾馆设计，再到晚年的武夷山风景区建筑设计都能够清晰看到他在建筑设计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充分表达了作为类型的建筑设计呈现的某种极致性，但却无简单的设计路径依赖。其中，北京和平宾馆是1953年杨老根据一个已经部分施工的建筑工程重新设计建造而成，因其简洁明快地处理了建筑功能要求、同时合理体现了结构逻辑，一直被称之为中国“现代建筑”的代表作。齐康先生曾问他：“您的设计思想究竟出源于何处？”他淡淡地说：“当时周总理交给我这任务，是要快，要节约，要在短短的时间里，解决当时亚太和平会议的需要，遵循对速度和经济的要求，我没什么这个思想，那个主义。”

引申而言，杨老的建筑设计理念质朴地表达了一种西蒙称之为“社会系统的人工物设计”的真谛。1960年代，随着科学研究新工具、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不断发展，针对复杂系统的第二代科学方法得到了科学界的关注，我曾对此认真学习，并运用至城市设计领域，阐述了现代城市设计方法的迭代进阶。按照第二代科学方法的逻辑，建筑设计过程不再是“专家”面对“外行”的情形，同时，应尽可能地增加过程组织的“透明度”。也就是，设计方和委托业主方都应该了解“无知对称假设”的概念，自觉放弃驾驭对方的意识，双方都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甚至包括提出设计任务书调整和完善的建议，然后通过一个多目标优化互动协调的过程，最终进行基于成功概率的主观决策判断，实现设计创意。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很多单体建筑或建筑群规模均可能达成一定的城市尺度及对建成环境的影响。所以，如同城市设计者那样，必须平衡协调来自政府各部门对城市建设的期望，同时还必须吸纳来自不同利益团体和公众的不同看法，建筑师所要做的就是尽其专业能力驾驭过程，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

设计探寻永远需要直面新事物、新知识、新设计场景的情形，是设计者创作思考的“内部环境”通过多重过滤去适应和满足“外部环境”的过程。在杨老的设计生涯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他虚怀若谷地探求新生的事物、学习历史文化、学习包括工匠在内的、广义的“老师”的经验和技术知识。他在评价同辈人及国际大师时，既有肯定的一面，也会指出不足，不持陈见。“扎实的功底，丰厚的素养，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关肇邺先生在分析杨老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的建筑设计理念、建筑教育思想和工程实践价值时的真实评价。其后，关先生主持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第二次扩建，“虽然这时的条件与他(杨老)当年执笔时已大不相同，但我努力以杨老的精神来指导这项设计。”

杨老一生完成并建成了百余项建筑作品，是继吕彦直之后的又一位出类拔萃的建筑师，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直接参与和主持了中国一批重要的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的设计，并保持着较高的设计密度，在他那个时代绝无仅有。张镈和张开济先生都曾回忆到，1930年代前，中国大部分重要建筑大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但基泰工程司创立之后，这个情况就改变了，其中杨老的贡献最大。杨老虽阅尽千帆，但设计仍然一丝不苟，一直保持初心，也即：建筑设计必须适时适地，既需大局的掌控协调，也需细观尺度的洞悉，是一个带有负反馈环节的观察-分析-构思-实践的全过程。

2  建筑教育与建筑实践相辅相成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东南大学的建筑教育，尤其是建筑设计的课程教育

1940年代，杨老的任教受命于国难当头的建筑教育危难之际，先是兼职，后为专职。他与童寯、李汝骅、陆谦受、李惠伯、谭垣等其他建筑教育先贤一起，在鲍鼎和刘敦桢先生的先后主持下，共同担纲了原中央大学建筑学教学重任，一时群贤毕至、大师云集，培育出吴良镛、戴念慈、刘光华、郑孝燮、汪坦、陈其宽等一批日后享誉四海的学界翘楚。

作为一位从成功的职业建筑师转型的建筑学教授，杨老的建筑教育思想也颇具清流特色，他认为实践是建筑设计的根本，是建筑教育的重要环节，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学习，不断地总结和提炼。潘谷西教授曾经回忆，“杨先生的教育思想表现在：一个是基本功训练，也就是规范的职业训练；另一个要求就是多方案比较。主张学生要有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力”。徐敦源教授则回忆道：“杨先生讲课和发表观点时，都结合实际来说，他对工程有丰富的经验，对构造更是十分熟悉”。杨先生十分看重整体的建筑认识，强调设计过程的建筑教育、建筑本体的感应和感悟。他曾经说，“人不能生而知之，可以感觉和感应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要有刻苦的训练，和自己的判断。美不只是外表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勤于动手、勤于实践、不尚空谈，最看重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的建筑教育理念在一代建筑师的培养中被视为“典范”。“留心处处皆学问”则是他教诲青年学子，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座右铭。

杨老、童老等南工建筑系前辈上建筑设计课，从不简单套用某种设计教育方法和理念，就是带一支6B铅笔帮学生“改图”。钟训正先生曾经回忆道：“回想求学期间，全系学生都学习和生活在一间大图房里，彼此都很熟悉，一方有事、多方支援，杨、童、刘等老先生每天都来图房，我们受教的机会特多，尽管挨‘刮’的机会也多，得到的指导倒还是细心和耐心的。”直到我们上大学，虽然已经有一些对外开放学习和交流，已经知道少许“包豪斯”和现代建筑的知识，但从巴黎图房和艺术家工作室延续过来的“师傅带徒弟”仍然是一种基本的设计教学方式。历史学习、先例分析、观摩领会、体验品味是其中的重要构成。这种教学方法比较适合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慢工出细活”的建筑设计场景，在当时国民经济还比较落后，贯彻“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情况下注意美观”建筑方针的时期，培养了学生一种超越“适用”和“经济”的建筑设计眼光和设计修养，也培养出齐康、钟训正、戴复东、程泰宁等我国第二代著名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

“严、实、活、透、硬”，亦即：要求严、学风实、思路活、理论透、基本功硬，是1960年代初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在长期的建筑教育实践探索中总结的基本思想理念，体现了现代大学教育中崇尚知识诚笃、学术尊严和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思想和精神引领和培育了几代东大建筑学人，也对中国建筑教育界产生了持续的重要影响。这一理念中的“要求严、学风实”体现了原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校训中对人才培养的普适性要求；“思路活”“理论透”体现了中国建筑教育转型期的认知进阶，亦即是需要突破传统的因袭式和规训式的单一设计教育模式，建筑设计教育需要更好地结合社会和经济及技术发展，理论联系实际，设计答案应是“思路活”“理论透”，这恰好与1950年代的“德州骑警”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建筑学院探索“现代建筑如何教授”的问题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基本功硬”则一直是东南大学建筑教育中长期坚持的立身之本，当然“基本功”的内容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也会与时俱进。熟练掌握和使用各类计算机设计软件就是今天同学的“基本功”，各设计机构招新启事对此都会特别标注。更广义地看，“基本功硬”也是麻省理工学院(MIT)针对一段时间工程教育中实践环节软化，而在新千年提出的CDIO(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ation, Operation)教育理念中特别强调要加强的内容。CDIO等工程教育理念正是教育部前些年主推的“新工科”计划的核心要点。

我1978年进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习，“严、实、活、透、硬”的建筑教育理念仍然是当时主导的教学理念，且较好地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建筑设计“思想解放”的发展态势。本科在校期间，《建筑师》杂志连续组织了几次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极大地活跃了同学们对建筑设计的多义、多价和多维的认识。这时，很多学生已经开始思考建筑师的社会责任、建筑创作思想的开放多元和建筑-环境-社会的关联性等。

1991年，中国开始实施国际通行的建筑教育专业评估，多年后又加入“堪培拉协议”。今天的建筑教育仍然贯彻着职业建筑师导向的人才培养主线，但这并非建筑教育的全部，建筑教育还应该挖掘同学们因人而异的创造潜力，鼓励他们有基于自身个性特点的张扬和驰骋。今天的建筑教育实际上是在培养应对未来社会需求大概率合格的专业人才，必须面对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的科技进步、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和未来建筑设计市场的不确定性。“现代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实践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今天的东南大学建筑设计教育仍然在持续传承、扬弃并探索新时代的建筑教育之路，近年先后获批“国际化示范学院”(2017年)和“111引智基地”(201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18年)和全国研究生教学成果奖(2018年)及国际建协(UIA)建筑教育创新奖(2021年)等。

3  建筑类型与城市文化视觉标识的一体二面

杨老说：“我们着眼点不只是几幢标志性的，更要看到面广量大的住宅及其群体。新奇的、时髦的有时是一种误导”。很多学者都在历史和当今的城市发展演变中观察到两类基本的城市建筑：一类是形态和形象具有较强标识性，往往也具有宗教、政治、文化功能的建筑，如宫殿、庙宇、衙署、教堂等公共建筑等，这些建筑在前工业社会往往形成了城市肌理的空间图形、视觉上的天际线或公共空间中的主体；另一类则是面广量大、作为城市基底而存在的民居和街巷系统。在全球化时代，具有视觉冲击霸权和特立独行的建筑经常成为点击量的保障，其中不乏精美创新之作，但也常常良莠不齐，有些缺乏基本建筑水准的“奇特”和“怪异”大行其道，挑战着社会和公众的审美底线，泥沙俱下。齐先生则进一步引申到“我们勇于探索，那是一种前进，是值得鼓励，但寻求其普遍性，那更难能而可贵。”每次讲到这个话题，我都会想到现代建筑发展早期发生的一件事，这就是1927年德意志制造联盟主导的德国魏森霍夫(Weisshofsiedlung)住宅展览会，密斯、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贝伦斯、夏朗(Hans Scharoun)、希尔伯塞默(Ludwig Hilberseimer)和陶特(Bruno Taut)等当年熠熠生辉的建筑大师参加了这次居住建筑的设计，并留下了他们的建筑作品。魏森霍夫住宅展览中的实验性建造主旨是探索在工业化背景下，如何解决大量性和低造价的工人住房问题，这次住宅展览在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也是1928年在瑞士拉萨拉兹召开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第一次大会的预演。我曾经造访位于德国斯图加特郊区，今天已经作为建筑遗产的那些住宅。坦率讲，当年那些大师设计时主要关注的是普通大众的住房问题，简捷、直接、实用，并未将其作为自己特立独行的标签。而中国当下的建筑设计感觉是走两个极端，一方面少数建筑师设计青睐“夺眼球”“蹭热点”“抓流量”，过度追求标新立异的“网红”效果；另一方面很多设计单位迫于房地产等各方面的压力，经常处于不合理的设计费用、设计周期及限额设计中，只能通过走量和超负荷的权宜途径保证生存。此时，大量性、批发式、盖章套图或者设计的低品质就在所难免，2021年“两会”期间，建筑和土木工程领域的代表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今时代的内在矛盾和社会焦虑在于：除了严谨认真的创作型建筑师，也有极少数的建筑师通过个人标识性和充分的资本调度及权力保障建造出在数量上占1%、“看上去”比“是什么”更重要的建筑景观幻想乃至乱象，而90%的建筑师又制造出基于市场趋利和速度诉求，在建筑总量上占90%以上的批量化的，以标准性、同一性、廉价性为特征的海量建筑产品。1%和90%虽然数量对比悬殊，但1%可以以小博大，足以让人们感受到基于连续性和新陈代谢梯度特征的城市特色在约定俗成层面上的瓦解，并形成了人们对中国城市整体无序性的认知；而这个90%却给人以基于工业化和流水线量产、无差别性的“千城一面”和“万楼一貌”感觉。

历史经验表明，富有魅力的经典城市往往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亦即：标识性同样要基于相关性和连续性，要“和而不同”。海量和规模性的建筑产品也要追求基本的单品品质，“同中有异”“大同小异”。

4  结语

可以说，在当今各类建筑信息海量超载、高度冗余的时代，阅读杨老早年的建筑作品、发表论文、师生访谈回忆、齐康院士整理出版的《杨廷宝谈建筑》和黎志涛教授团队的杨老系列研究，深感杨老如还活在当下，他的建筑实践思想和建筑教育理念定是难得的一股清流。朱熹《观书有感·其一》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表达了读书治学的一种鲜活境界。杨老所钟爱一生的建筑创作、建筑实践、建筑教育的事业，是真正的宁静致远、厚积薄发、止于至善。本文论及的就是我对杨老建筑思想和实践理念的粗浅认识，谨以此聊表追忆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