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九问 一支非著名乐队之非文物考古

中国摇滚四十载，多少故往蒙尘烟。说起青铜器乐队，坊间的传说错综纷纭，一直没得机缘梳理。值“黑胶”复兴，《青铜》再版，虚拟昔日成员好友围炉而话，旧事重拾，多少年来这群人的典故笑谈温习了一千八百遍：

1989，丰台一路口，赵伟拱手相问，“师傅您好，请问去王佐怎么走？”

路边老农一扬下巴“Wang Zuo Wang You”

老郑老卢面面相觑——是王佐往右，还是先往左再往右？

八一湖边，蒋哥拾起一块石子，跟卢涛比试打水漂——前方赵伟在水中急忙探身摆手：“别别别，快住手！你丫没社会经验！”话音未落，腮帮子中弹。

2008，蒋哥手里捏一把牌，抬头见老曹进屋，随口敷衍“从家里来啊？”

老曹惊呼，“喔艹你怎么知道我从‘嘉里’来？！”

……

《青铜》密纹大碟发售在即，配一篇小文，梳理青铜器乐队三十余年之来龙去脉。每每谈及当初，始创成员“卢探奥”挂在嘴边的总是一句：“英雄怕见老街坊”，我为腻友，撰写“青铜往事”，字词拿捏颇感压力。乐队元老、唱片的出品方蒋涛授意：“姿势不宜太正，脸不宜太板，口吐莲花不宜太详”，于是去繁就简，试用提问方式邀乐队成员作答。往事久远，众人免不了理解差异、记忆错位而呈一面之词，特别认同史家罗新的说法，“任何简化与概括都必定伤害历史的丰富与真实。”又，“并不是要拒绝简化与概括，而是要保持对一切历史叙述的怀疑态度。”于是这篇并不严谨的小文权当逸史也好、信史也罢，一方面希望它能给试图了解这支乐队的朋友一点线索，另一方面也树个“靶子”，供广大知情者质疑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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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言“青铜器”必言高晓松？

“高晓松是这支乐队的第一拨成员，最早叫‘零点阳光’，之后的改组跟他有关，因此在1989年秋天有了‘青铜器’。他在乐队确实张罗不少事儿，吉他戴涛、贝司许宁峰、经纪人徐涛，都是他找来的。到了1990年暑假时，他的兴奋点转移，开始去‘寻找诗和远方’了。”（蒋涛）

1988年底，四位在什刹海体校业余健美班的成员，因共同喜爱崔健的歌曲，萌生组队愿望，呼朋引类广揽各路“豪侠”。

最初发起者是四位：卢涛、赵伟、郑浩、曹光胜。卢涛和赵伟是“音师”（音乐师范学校）同学，郑浩是赵伟的发小，三人在体校练健美时结识了曹光胜。决意组队后，老曹找来他同学：会写诗谱曲的蒋涛，会弹吉他的田京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物色到鼓手，直到1989年初，蒋涛通过同学聚会辗转认识了家里有套手工鼓和一把“大铁陀”的高晓松。高加入后又找来与他有着“四中”渊源的吉他手戴涛。最后，一支来自四面八方、由八人组成的庞大乐队在“四中”门前会师。

“我那会儿上邮电学院，校里组织舞会总找我伴奏。一次我表哥找来一帮号称‘海淀八兄弟’的弹压场子，当中岁数最小位列老末儿的哥们儿此后总找我玩儿，那会儿要在校园里显得既牛逼又不粗野，就去弹吉他。有一天他忽然说买了把吉他买了套鼓、认识了一帮大侠正在攒乐队，还说主唱特牛逼，是个两百斤的大胖子。这帮人约我在北海‘音师’见面，从此开始了我半辈子的跌宕起伏。”（戴涛）

乐队在“四中”排练的第一天就被扫地出门，几经流离失所，最后还是卢涛的父亲发了慈悲，将自己在丰台区云岗承包的印厂腾出了一间会议室，供大家当做根据地。时因翻唱了“星船”名曲《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高晓松将其改为《Midnight Sunshine》，大家觉得这层意思蛮好，就为乐队定名为“零点阳光”。一群人朝夕相处，白天排练、打牌、吹牛，晚上饿着肚子畅谈理想（还是吹牛），壮志饥餐、拥挤而眠，六十平米大屋子弥漫着浪漫理想主义的气息和残酷现实主义的球鞋味儿。

▲ 昔日“零点阳光”及伙伴。曹光胜的同学过生日，夸口说届时会有许多漂亮女生出现，众人闻讯纷纷赶去，结果只有蒋涛没有上当。左起：1.郑浩，2.戴涛，3.赵伟，4.高晓松，6.曹光胜，7.卢涛。（曹光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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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乐队是怎么成立的？

1989年9月复学后，“零点阳光”在人民大学食堂正式亮相。演出开始，场内熄灯，赵伟用合成器模拟警铃声效，四百多观众群情沸腾。舞台是用桌子拼凑而成，摇晃、局促，站在上面的吉他贝司磨肩撞臀，鼓手一边敲打一边往下掉。老曹率先高歌一曲《孔子后代》，人群涌上来，把桌子下面的音箱堵得严严实实，待主唱卢涛开口，后面的观众齐声高呼，初以为赞美，细听却是起哄：“听不见！退票！”原来，话筒连接的音箱已经发不出声音，乐队立马儿慌了。戴涛凭几次学校舞会的伴奏经验，把几个旋律套路变着花样地无限循环，带乐手们顶住。在此关键时刻，集乐队外联、票务、搬运、铁托儿、大张罗于一身的盛志民飞身跳入人群，用大无畏的霹雳舞姿煽动全场起舞，最终使一场摇滚音乐会成功地过渡为一场舞会。

1989年9月，“零点阳光”首演受挫，全体成员集中在“北邮”草坪上召开总结大会。高晓松率先发言，大意是乐队发展下去必须精兵简政，不能再这样玩了。

“高晓松可能觉得我会写歌，找我谈了两次。我们都是出于傻玩儿的心态，无忧无虑，他可能比较有规划，从技术的角度把每个成员向我和戴涛做了分析，我觉得他应该是基于发展考虑，并不是喜欢谁或讨厌谁。”（蒋涛）

“‘北邮草坪会议’后就等于解散了，有人抱头痛哭，我倒没那么伤心，因为我那会儿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呢。我的吉他学生介绍来雷刚，然后找来翟强，又找谭平弹贝司、李威打鼓。那会儿雷刚、郭涛等三位同学有个号称‘三虎’的组合，我们在一起玩儿了一段时间。”（田京山）

1989年10月后，由戴涛、蒋涛、赵伟、许宁峰、高晓松重组的乐队恢复排练。新加入的许宁峰来自外经贸大学，擅长吉他弹唱，有“校园之星”的美誉，高晓松慕名寻访，相见甚欢。于是五人重组，蒋涛给乐队起名：青铜器。

“青铜器富有仪式感，又具有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凝重的气息也接近我们心目中的音乐追求——当然这是我后来的总结，在那会儿我就是凭感觉想出来的。”（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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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铜器”身上真发生过卖血买乐器的事吗？

“那时哪儿敢管家里人要钱啊？都是大伙儿凑。我收集碎玻璃什么的去废品收购站，等于到处捡破烂儿。赵伟家最殷实，他把没穿过的全新耐克拿出来去西单给卖了，才半价！这个败家子儿。郑浩搬出家里的一台电子琴和电子管收音机当音箱。老曹太狠了，直接跑去献血，换来一把血红色的大贝司。”（蒋涛）

高晓松早年在新浪博客文章《江湖一轮》中历数乐队的家当：

这几个月大伙儿主要的工作是各自去弄自己的家伙事——

贝司，服装设计专业，以捡破烂攒钱购买，价值100元；

键盘，音乐教育专业，费了半吨唾沫，从家里半拿半抢搬出来一台大牛逼的合成器，价值三万元；

鼓和另一把光鉴可人的二手吉他，是我从我妈那里预支了十个月的生活费，外加我中学团支书给黑社会当翻译挣来的‘不义之财’，总价值1400元；

音箱，自己改装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价值：白送人都嫌占地儿。

话筒，主唱的胸腔，音乐教育专业，只能让丫干嚎。[1]

三天后高晓松博客更新，写到另一台“百威”音箱：

注[2]：高晓松新浪博客《1989年开始（3）秋天》，2005年11月20日。这里说的吉他手是指戴涛。

“我背着我爸把他那台价值五万多的雅马哈合成器DX7搬出来，然后一直躲着他。这台合成器在当年是国内最先进的，重达16公斤，全国不到十台。有一天我想找老郑帮我搬回家先稳住我爸，老郑他们齐声说不行，说这是乐队的‘镇山之宝’。”（赵伟）

“买贝司用我攒的钱不够，又借了三百多，这儿借20那儿借30，最多的一哥们儿借了我50。我怕记不清，写一张欠债大字报用浆糊贴在下铺的床板旁，每天睡觉都能看见，结果那一学期过得！内心无比挣扎，崩溃啊！

还上一笔划掉一笔，总也还不完。放假回南京，我们家老爷子一见我说怎这么瘦啊？了解情况后给了我两百元，这才全部还清债务。”（许宁峰）

高晓松的吉他是二手的，因为太沉，被戴涛誉为“大铁陀”，他那套手工鼓也颇有来历。那时候他住在六铺炕，附近有一位复姓陆费名汉强的大胖子，人虽胖手却很巧，业余从事舞会伴奏，并承制手工鼓赚取外快，高晓松这套鼓就是他用木板和羊皮做的，就是他在博客里说的“是我们院一大胖子自己研制的，比正常架子鼓小一号”。后来经纪人老徐说一直无缘见过那套传说中的鼓，只知道他经常在家堆几摞书当鼓敲。

在高晓松、陆费汉强所在的楼群里，还住着一位盛志民，盛志民经常和乐队混，很爱张罗事儿，名字被戴涛他们叫快了就变成“事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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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最初是给“呼吸”“黑豹”垫场吗？

“那时我办过不少Party，1990年‘五四’我在‘北外’做了一场，让‘青铜器’与‘呼吸’‘黑豹’同台。‘青铜器’第一个上场，由于经验不够，表现得不尽人意。大家垂头丧气，高旗前来安慰，窦唯也跟我说‘你们有点着急了，应该再排得成熟一些’，他看过我们排练。”（徐涛）

青铜器乐队成立后的第一步，是高晓松“启用”校园之星许宁峰，再搬来“Party大腕儿”徐涛做经纪人。徐涛白天是“建工大学”某系学生会主席，晚上热衷组办摇滚Party。得郭四儿（沙棘、黑豹乐队）、臧天朔（1989乐队）等人支持，他在“广院”“中医大学”“北师大”陆续搞过几次很成规模的演出，以1988年“一二·九”在“中医”那场尤为可圈可点。

“‘一二·九’那场通过我室友的团长父亲，请来了‘全总’金少刚来调音，用的音响是刚从机场提出来的、全套没开封儿的‘雅马哈’，可算是北京地下Party音响最好的一次。有名的乐队闻讯全来了，原本是以‘不倒翁’复出为名，结果一下变出好几十支乐队都想上……当晚还有‘沙棘’。窦唯也上了，用伴奏带自己唱的‘Wham!’，老崔那次演了他不久前刚写的《一块红布》。

还有个小插曲：演到一半时，学生会的人慌忙把我叫出去，说把‘十三处’惊动了，开警车来的，我赶忙出去接待，引进场内正好赶上一位女歌手在唱《跟着感觉走》，我说您看多流行啊，人家待了会儿就走了，幸亏没赶上哪支乐队在台上躁。”（徐涛）

“跟徐涛第一次见面是我和高晓松一块去的，在护国寺的人民剧场，那儿的二楼有家温馨酒吧，常宽、‘呼吸’‘时效’演出，老徐办的。去的时候心怀忐忑，有一种去见大腕的心情，那是我第一次去看party，后来是徐涛领着我们接触的摇滚圈。那次高晓松为此还特意回家拿出两套衣服，他穿了件新的棒球衫，借了我一件皮夹克。”（戴涛）

“一名好主唱是每支乐队都可遇不可求的，我们在遇到老狼之前也是苦无良策。这种情况下直接导致在‘北外’又演砸了。老徐找来一位号称很有歌厅经验的来当主唱，这位满不在乎，开演前把歌词写在手心里，说‘这种阵势我见多了！’等到舞台大幕拉开，他一出汗手心里的歌词全糊了，一个劲儿冲我使眼色。”（蒋涛）

“‘北外’演得一塌糊涂，到我们试音时说没时间了，结果开演后声音全不对。临时主唱记不住词儿，对付两句过来问我，让我一脚踹戴涛那边去了，戴涛只会摇头。下来后丫老蒋坐在后台哭，从后台哭到车上，高旗还安慰他，小窦也过来劝。”（许宁峰）

然而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友提供了另外一种观点，他说，“‘青铜器’这帮孙子明明很紧张，却假装潇洒淡定，开演前聚在后台玩牌。”

徐涛的加盟，不但给“青铜器”解决了排练场地，更重要的是，给乐队带来更多上台表演的机会。“北外”再次遭遇滑铁卢后，乐队开始卧薪尝胆，编排作品。这时万事俱备，只欠主唱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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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狼是怎么来‘青铜器’的？

“老狼是‘青铜器’的第一任正式主唱。1990年暑假前高晓松联系了去海南走穴，那时乐队一直没歌手，戴涛在四中的同学尹青介绍了学生歌手金立，金立不能成行，就说‘我给你们介绍一男孩儿吧’，这就引出了老狼。”（蒋涛）

为印证老狼到底是通过什么关系与“青铜器”发生的勾搭，笔者特意询问了当年的乐队拥趸，后担任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企宣部负责人的尹青。她在回忆中提到的金立，是“正大”最早一拨签约的歌手，‘大地’出品的《校园民谣 1》中收录了三首她或词或曲的作品，乃是当年校园民谣的主将。

“我们‘四中’的几个女孩一块玩，通过同学认识了‘工大’的金立。然后去金立的学校听张楚。那时候张楚刚来北京，在各个高校‘四处乱串’，在宿舍里唱歌。见张楚的那次，金立叫来老狼，老狼带着潘茜，我们就是那次在金立的宿舍认识的。后来金立把老狼推荐给了高晓松。”（尹青）

高晓松在新浪博客里写到：

1989年底，西城，北京建筑设计院，大门外十步，老狼入画，军装仔裤，抽着，春城；带着，一女的，这个女人过去现在及未来，都是他老婆。

“我得听你唱歌。”“好的。”老狼弹起吉他，唱《我要的不多》，很好听，并且我认为，这是巧妙地，在谈价钱，不多，很好，就是你吧。[3]

“我第一次见青铜器乐队的成员是高晓松。他那会儿刚从清华退学，长发带个草帽脚上一双人字拖。去我家听我唱了一首歌说OK就你了，明天去青年湖公园的歌厅排练。第二天我就认识了贝斯蒋涛，吉他戴涛，键盘赵伟，鼓手是个胖子，他们一会儿叫他陆费，一会儿叫他汉强，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陆费汉强。”[4]

注[4]：老狼微博，2021年8月19日。文中的“贝司蒋涛”其时仍在吉他与贝司之间游移，那时正式的贝司是许宁峰。

“老狼第一次来乐队试唱是在陆费家吧，老狼唱了两首，《天天想你》《我要的不多》，唱完还哆哆嗦嗦问‘我到底能不能通过啊？’那时狼哥还比较青涩！”（许宁峰）

高晓松博客中提到第一次“面试”老狼在1989年底的时间有误，因为“青铜器”在1990年五四青年节“北外”演出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主唱。等到了这一年的暑假，高晓松联系到去海南的歌厅走穴，为此，东找西找请来了老狼。

在当时，既无Live House，更没有音乐节，搞乐队、玩摇滚几乎等于没收入，“青铜器”去歌厅驻场是权宜之计，一方面为了挣点钱，一方面打的小算盘是想利用歌厅的设备排练，可他们那时还不知道，曾有多少乐队一旦歌厅驻场，就再也没有饿肚子搞摇滚的斗志了。

海南歌厅那边提出需要一男一女两位歌手，除了老狼的加入，徐涛又找来赵伟在“音师”的同学窦颖，窦颖要忙录音，又介绍了同学李娜。行程将近，海南老板突然提出经纪人不能前往，一时间乐队内部又出现了分歧，最后，高晓松带老狼南下。暑假过后，老狼回京，高晓松去厦门流浪，实际上从这个节点开始，他与乐队渐行渐远，虽如此，却也凭自己的才华写出《同桌的你》，迎来了柳暗花明。

“海南老板跟我一直用长途电话联络，最后提出不让经纪人去。我就跟乐队说你们自己决定。在行业与合约都不完善的环境下，经纪人的处境往往很尴尬。这次有点把我伤了，我就去承德散心，回来后蒋涛、赵伟来找我，这才知道他俩也没去。没多久老狼也回来了。”（徐涛）

1990年9月，老狼重回“青铜器”。为加强实力，徐涛通过窦唯找来了白方林弹吉他，鼓手则由陆费汉强接替。汉强引乐队去青年湖公园的小歌厅排练，和‘呼吸’共同分担场租，一次十元。此后又挪回到陆费汉强家的两居室里，和张楚的毒刺乐队交叉着使用。

汉强媳妇是“广院”老师，夫妻一对儿人高马大，汉强在家咣咣咣练鼓，邻居们敢怒不敢言，只有住在一层的“小孩”表示极为赞赏，他很喜欢观摩乐队们排练，汉强经常说“快去，牛子，给哥下楼买包烟”，没几年，这位“小孩”组了一支风格特别狠的乐队叫“战斧”。

“汉强干歌厅有稳定的收入，他比我们这群孩子大几岁，身材魁梧，有泰山压顶之势，总以训斥的口吻跟我们说“这儿不行，那儿得听我的，你们不懂”，还吹牛说‘哥们我早年玩儿摇滚的时候，某某还搬一小板凳在旁边看呢’。这时会写歌这招儿就好使了，我们用原创作品压制了他的气焰。”（蒋涛）

“除了白方林，我们整体水平都不行，太缺练了。那时候我和小白子天天催着大家‘扒带子’练基本功，蒋涛总在一旁瞎指挥，连说带比划：‘这儿的吉他应该那样一下’，也不知道应该哪样一下，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戴涛）

众神到位，大家磨刀霍霍准备雪耻，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完善了《佛洛依德弟子》（词曲蒋涛）《人与兽》（词曲蒋涛）《逃出城市》（词曲高晓松）《荒冢》（词曲高晓松）《稀释》（词曲蒋涛）。高晓松在博客文章里曾透露《逃出城市》是“一来二去的竟然写出了我这辈子第一首歌”，而蒋涛则纠正说他写的第一首歌其实叫“Li Na”，灵感来自他的一位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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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狼真的在台上喊过“大家好，我们是学生”吗？

“老狼在‘外交’舞台上确实喊过“大家好，我们是青铜器，我们都是学生！”因为那时候很少有学生‘混迹’于摇滚圈。好玩的是，他那句话的语气并不是通常摇滚咄咄逼人的气势，更像是调侃，有人误解是出于心虚，当时都被逗乐了。”（徐涛）

“在‘外交’演出是老徐安排的，终于能拿‘杵儿’了，有时是几十块钱的外汇券。老狼上台喊‘大家好，我们是青铜器’，然后不知为什么又加了一句‘我们都是学生’，恨的老徐差点从台上把他踹下去，当时底下一片嬉笑。我们那会儿太嫩！”（许宁峰）

当年的北京外交人员大酒家是继‘马克西姆’后的又一地下摇滚Party的圣殿，在这里隔三差五会上演一场摇滚盛会。“外交”成立于1989年9月25日[5]，位于东直门外新东路1号院（外交公寓）路边，后来有一段时间变成了沈记靓汤。“外交”一层有个餐厅，故名“大酒家”。大堂里有个环形楼梯到地下，是个大台阶，进来后先是前厅，再进到里边是个像迪厅一样的场地，正面是个弧形舞台，背景是一面折扇样的玻璃幕墙，边上还有吧台卖酒水。“外交”属于外事系统，因这层属性，观众通常有一半是使馆家属和各国留学生。

注[5]：顺企网，北京黄页-餐饮业黄页

当年从崔健“呼吸”“唐朝”“黑豹”，到“魔岩三杰”“面孔”“Again”，再到后来的“穴位”“锈铁”等等，大大小小的乐队竞相在此登场。每到演出之夜，“熟脸们”基本自发聚齐，热闹的场景就像过节。

▲ 青铜器乐队在外交人员大酒家的演出，照片的日期显示为1990年12月25日。左起：戴涛（吉他），老狼（主唱），白方林（吉他）。当时鼓手为陆费汉强、贝司许宁峰、键盘赵伟。（徐涛提供）

老狼台上喊出的那一嗓子使青铜器乐队被誉为“国内第一支大学生摇滚乐队”。此前，国内摇滚乐队的人员成份大多是文艺团体子弟、民乐世家，还有就是社会上热爱音乐的青年，凤毛麟角的也有美术人才。从“我们是学生”开始，人们看到大学生也出现在摇滚行列中，随着互联网发达、音乐资讯的普及，到下一拨大学生乐队浪潮，则是2005年以Carsick Cars（理工大学）、Snapline（理工大学）、后海大鲨鱼（北工大）、哪吒（印刷学院）以及刺猬（北航）为代表的集体发力。

“‘外交’的演出我看过两次，没什么特殊的记忆，也许是我还没确定以后要不要搞摇滚。我记得有一次跨年，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时，蒋涛还和我拥抱了一下。郑浩那会儿在电视台工作，扛了一部笨重的摄像机拍演出。那盘录像带我没看过，据他说借给了某某某，被他夹在自行车后架上给弄丢了。”（田京山）

“第一次去‘外交’我找程进和冬冬（邹世冬）帮忙给安排的。我有一盘在‘外交’的录音带，找音响宋多多从台子里串出来的。2000年在‘火山’专辑首发那天，我拿到现场想当做中间一个小环节放一下，结果那盘带子交给别人忘了收回来。那里边有‘青铜器’四首：《荒冢》《人与兽》《佛洛依德弟子》和《稀释》。”（徐涛）

“《稀释》是半音的，当时这样写歌的不多，对观众挺新鲜，这首歌经白方林编了一下提升不少。在‘外交’演《稀释》的时候有个噱头，就是到结尾时乐手陆续收音，一个接一个在音乐行进时陆续下台，最后只剩汉强一个人在台上打鼓，比喻都被稀释掉了。潘劲东录首张专辑收歌时我给他唱了，香港制作人鲍比达把它改成了爵士味儿。”（蒋涛）

至1991年，青铜器乐队在“外交”总共演出十场，在一定范围下创出了一些名声，其间，还在东四“健力宝”、双榆树友谊宾馆等地参演Party，许宁峰放寒假回南京时贝司手由蒋涛替补，慢慢的蒋涛就确定了在乐队弹贝司，每到“青铜器”演出，台下总少不了他与盛志民、李娜的捧场，此外还有“青铜器”的铁杆拥趸：尹青和“豆腐”，“豆腐”在多年后由尹青牵线嫁给了许宁峰。

▲ 1995年春节刚过，南京许宁峰来京出差，与“青铜器”的哥们儿相聚在一家德国啤酒屋。那年春节，老狼上了“春晚”，高晓松催着要他赶快去央视领劳务。左起：蒋涛、老狼、陆费汉强、赵伟、高晓松、许宁峰。（许宁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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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乐队和‘青铜器’有什么渊源？

转眼又到了1991年暑假，这一群“我们都是学生”面临毕业分配：“王技术员”进了一家自动化设计公司；许宁峰回南京，去一家进出口公司上班；徐涛前一年被分配到市房修公司；赵伟在展览路小学当了音乐老师；戴涛的工作最好，被分到邮电部外事司当秘书，从此被戏称为“戴局”。在成员各奔东西的情况下，“青铜器”只好被搁置。

戴涛工作之余和王炳军、陆费汉强干歌厅伴奏，此前他断断续续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和昆仑饭店“卖唱”，结识了来自云南的杨海华。杨海华到北京本想靠画画闯出一片天下，结果开始凭自己的表演天赋在音乐上谋求发展，他和戴涛商量一起延续青铜器乐队，这个想法得到了“事儿民”的响应。此后，他们便以“青铜器”的名义又开始排练，并用鼓手李威换掉了陆费汉强。

“我记得换掉陆费时，他躺在床上哭，估计是气的。之后和杨海华一块排练过几首歌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有《夜行军》《小锅是铁打的》，杨海华主导创作。另外还有一首关于佤族的歌，因此很多人都以为杨海华是佤族。

那会儿他老给我们讲山寨里的传说，如何淳朴如何原始，外界的小伙子进到寨子里如何如何，这种故事本身就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不用抬杠是真是假，反正多听几遍连我也开始向往了。”（戴涛）

“91年夏天解散，我去了一家民营图书公司，‘青铜器’散了我特别沮丧。杨海华和戴涛排练时我去看过一次，不到一年戴涛就退出了，盛志民也跟杨海华闹出分歧。有一天盛志民义愤填膺地找我，想拉着我去跟他们评理，说‘青铜器的名字是你起的，你得支持我。’”（蒋涛）

杨海华也是一位神人，说话气势和高晓松有一拼，记者问“你读书有读书笔记吗？”杨回答“有啊，我的天哪，能压死你”，记者问“韩寒和郭敬明的书你看吗？”杨回答“抱歉！人类所有小说我都不看。”[6]后来“青铜器”身边的朋友们认为，语出惊人且具煽动力的人才是做团队不可或缺的，反观“青铜器”的哥几个则太过冷静了，而且谁都不愿意抛头露面。

注[6]：百度文库《杨海华访谈录》，作者痛楚。

▲ 杨海华、戴涛短暂的“青铜器”竟然留下了照片。戴涛回忆有可能是“事儿民”在排练间隙拍的，地点在六铺炕石油部机关路边。左起：宋向阳、李威、杨海华、戴涛。（戴涛提供）

话题扯回来。在1991年底，戴涛和杨海华一拍两散，既然乐队里已经没有了“青铜器”的原成员，再叫这个名字也就没意思了，杨海华便将它更名为“佤族”，开始书写另一支乐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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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乐队1990年成立，怎么直到2000年才出专辑？

细算起来，高晓松在乐队加起来待了小两年，老狼作为乐队主唱一年左右，戴涛和杨海华延续“青铜器”半年多，此后就是以田京山、蒋涛、戴涛、赵伟加上徐涛共同驱动这支乐队的历史，这是一段风云变幻又坎坷多磨的过程，历经十年翻覆，由心心相印、抱团取暖至渐生罅隙相爱相斥，跳脱不出大到事物存在、小到乐队演进的客观规律。可喜的是，十年轮回，彼此最终能够坐在一桌坦诚相对。

“他们在‘外交’演出那会儿，我在银行上了一年班，辞掉工作后也没敢告诉父母，每月还能往家里交钱。跟院里的孩子去卖过BP机，第一天就被抄了，觉得还是做音乐容易些。去西四的吉他学校教课，闷头死磕“小林克己”，吉他学校扩大规模后搬到了西单羊肉胡同的小学里，我教初级班，王奎江教提高班，虽然全学校就我们俩老师，但一到放假生意就特别好，可我还是想着做乐队。”（田京山）

1992年夏，田京山和蒋涛终于去了福建干歌厅。“6月9号上车，三天两夜的硬座到了古田”，出发的日子田京山记得特别清楚。这两位“养尊处优”的北京大爷，虽不排斥纸醉金迷，但在思想上则完全不屑“卖唱伴宴”的服务意识，没多久就心生厌烦，辞工回京。一番实践考察，发现退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踏踏实实的继续做乐队。

“‘北邮草坪会议’后与田老师失联，偶尔靠蒋涛做中介，那两年小田卧薪尝胆终成布鲁斯大师，忽又一夜之间顿悟，和我并肩反布鲁斯至今。1992夏天我们仨在长椿街小田家又开始弄‘青铜器’，小田从那时才算一本正经认真起来，也是在那时，我们找到了合理的创作方法，后来专辑中的歌曲结构，在长椿街那两年就已成型，基本上是我们仨在一块出动机、一起找思路，很多歌都是这么出来的，那是‘青铜器’在创作上的最佳状态。”（戴涛）

“青铜器的历史，在我这儿就是‘长椿街’到‘人艺’”，在田京山的概念中一直如此认为，他很怀念那段时光，认为那是乐队成员关系最和谐、创作最顺利、作品最高产的阶段。

1992年夏天过后，田京山、蒋涛、戴涛开始正式重启青铜器乐队，先是在长椿街田京山的家里排练了一年有余，接着又辗转到徐涛公司在六里屯的地下室仓库。排练跟着仓库走，工地搬到哪儿，乐队就跟到哪儿。

其间，发生过一件颇有意思的小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未向当事人求证，根据时间推算应该是在1994年初。那时候，老狼闲来无事，找田京山“布置工作”，商量着“扒”一些歌，准备找个场子，业余驻唱解决生计。田京山Copy了一批经典歌曲，约老狼有时间在一起合合，老狼电话里回说，“哥们儿刚录了一首歌，得稍微等等”，这一等，就把狼哥等红了，宣传、采访、演出、领奖，忙得不可开交。那首歌？当然是《同桌的你》。

1995年，“青铜器”驻扎到老徐的工地“北京人艺”二楼，人艺剧场上面有个厅委托了徐涛公司装修，地方挺大，不怕躁。乐队在‘人艺’排练了五个月，这段时间的鼓手是陆勋。

“长椿街到‘人艺’这段儿特别出歌，也是我们仨最团结是时候，彼此齐心合力、专注于创作。好多歌都没有收入到专辑里：蒋涛那首《俄罗斯小调》领先后来流行歌曲俄罗斯风许多年；《大琵琶》是陆逊打的鼓，戴局的吉他天外飞仙；《涅槃》太好了，精心设计走向，变幻推进，到最后涅槃升华，只用了一下午就完成了，晚上遇到‘大侠’和他带的两个河南哲学家辩论，争到最后晕晕乎乎跟喝了酒似的。其实争这些‘没用的’也是想在歌词上突破表达的局限，我们乐队不写情啊爱的，太低。”（田京山）

乐队的专辑作品在1995年就已基本成型，进棚录音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年初，键盘赵伟欣然归队，戴涛从邮电部辞去了高级铁饭碗。

“93到95是我们三个，95年他们召唤赵伟回来，然后劝我辞职，大致理由是马上要进棚录音了。那会儿小田、老卢装可怜，扒着邮电部铁栅栏眼巴巴地望着我，老卢太闲了，俩摸准了我吃‘感情牌’。其实也是我厌倦了当时满世界出差推杯换盏春风得意，好在我没长性，一烦就辞职了。”（戴涛）

“1993年底，尹青介绍我去‘正大’企宣部工作，从此跟‘正大’结缘，期间乐队没停，我们仨弄出不少歌，到1996年本想录专辑，忽然又冒出话剧《阿Q同志》，是盛志民找来的，他那时跟孟京辉在一块。于是我们又踌躇满志地写起话剧音乐，重新创作了一批戏剧色彩的歌，弄出有将近十几首，录音的事就只好被延后。这么着却又出现意想不到的打击。”（蒋涛）

话剧《阿Q同志》意外夭折，瞬间前功尽弃对乐队的影响很大，绷紧弦的发条一下子断了，乐队陷入低谷。1997年春，成员之间吵了一架，戴涛负气出走“青铜”。

▲ 《时尚》杂志1997年第2期《音乐书生——高晓松及其音乐伙伴》配图，文：刘澜，图：宋晓辉。时为青铜器乐队阵容，左起：蒋涛（贝司、唱）、戴涛（吉他）、赵伟（键盘）、田京山（主唱、吉他）。（戴涛提供）

1999年初，前经纪人徐涛念念不忘当年乐队初衷，在听到乐队歌曲小样后，决定出资帮助乐队完成夙愿。田京山、蒋涛、赵伟重振旗鼓，特邀鼓手余伟民参与录音，开启了专辑的录制工作。一年间，经断断续续辗转“正大”“百花”两间录音棚，于1999年冬天，录音师李军终于完成了全部工作母带，这其中包括邀请原主唱老狼演唱的一版《弗洛依德弟子》，是为纪念当年在‘外交’舞台挥汗的瞬间。2000年9月，由“正大国际”发行的青铜器乐队专辑《青铜》终于面市。

“向青春和音乐投降”——是时任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负责企划的尹青在“青铜器”专辑推出前撰写的文案标题，该文案道出了青铜器乐队十年坚守的意义，也肯定了这张专辑在中国摇滚乐史中存在的价值：“……当我们循着‘青铜’的纹路，摸索到一种传统和现代的审美意识强烈的冲突时，青春已被赋予了沉着、内敛的美德。十年，完成一张唱片，也完成了一代人的成长史。这其中积聚的能量，使我们最终能够鼓足勇气对自己说出‘向青春和音乐投降！’”

▲ 青铜器乐队专辑发行前，在北京植物园拍摄了宣传照，摄影宋晓辉。左起：蒋涛、赵伟、田京山。（徐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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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

2000年10月5日，“青铜器”参加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由众多内地音乐人、唱片公司联合举办的大型“反盗维权——中国华语原创力量大型公益演唱会”，徐涛邀白方林助阵。同月，徐涛说服昔日主将戴涛回归。11月4日，“青铜器”在北京火山DISCO举行了《青铜》专辑首发式，乐队及身边好友悉数到场祝贺，老狼因在外地演出，特意录制了贺词，原成员许宁峰特意从南京乘前一日的夜车赶来相聚。

2000年的深冬，田京山、戴涛在八角地铁附近开办工作室，收拾停当后二人下楼吃饭，这时候忽然接到孟京辉打来的电话，邀请“青铜器”参与话剧《臭虫》的音乐创作，时间紧迫，创作周期只有一个月。终于，《臭虫》如期公演，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乐池里，由田京山、戴涛、蒋涛、赵伟、孟磊组成的青铜器乐队现场配乐，从2000年12月初到2001年1月，连续演出了36场。

时光倏忽，不负韶华。老狼、高晓松备受关注自不必说，蒋涛接任了“正大音乐”经理；徐涛和许宁峰拥有各自的企业，稳中精进；初始成员郑浩入行影视，后操持“九越大传”文化公司（既《青铜》专辑版权管理方）；主唱卢涛进入国企逍遥自在，近年退隐山林；曹光胜潜心治学，在古币收藏与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戴涛扶持一家服装公司，疫情后在家研究电音设备；赵伟、孟磊投身教育，育桃李十年如一；田京山曾在科技公司搞过电脑技术、在“科协”拍过纪录片，但始终一颗音乐之心不死，弦音不辍。唯叹鼓手陆费汉强，已于2014年因病辞世。

2019年11月27日，田京山、戴涛、孟磊再度开始排练新作，曹光胜闻讯加入，众人用每人姓氏中的首位字母给新乐队取名为“草堂弥渡”，并于2020年12月在海淀六道口六所大厦首次展演。

▲ 青铜器乐队专辑《青铜》的内页“乐队成员演化表”。

后记，很长很长的后记

“青铜器”，很熟，这帮人我全认识。第一个认识的是蒋涛，1994年春节后，我去了“正大”工作，蒋涛比我早入职半年，那时候他还扎着马尾巴，瘦，气质很摇滚。“正大”连着录音棚，有一次录潘劲东，高旗坐在公司的桌子上跟蒋涛谈笑风生——丫竟然认识高旗！把我羡慕坏了。没见蒋涛上过几天班，后来才发现他经常晚上来公司露一面，后来又发现公司男男女女的一帮死党常在公司开Party“夜不归宿”，这又让我分外羡慕。

蒋涛早就透露过他有一乐队，但是一没听过他们的歌，二没见过他们的人，对此我非常怀疑他的人品。后来就更见不着他了，这个人既不上班，又不辞职，据说是江总不批，这分明是在给他留条后路，“是担心他没有一技之长吧？”我猜。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正大”不管你犯多大错，江总从来不开除任何人。可是我从“正大”辞职时江总却不拦着我，想想这太不公平了。

2000年，从老东家“正大”那里接了《青铜》的拍照和设计，“蒋涛做乐队的事儿是真的啊~ 嗖嘚斯乃~”。其实在公司那几年断断续续的也能偶尔看见他，都是等江总下班后，大夜里冒出来找李军蹭录音棚。要说他们的专辑能做出来可真是不容易。

频繁打探青铜器乐队的历史是从2017年开始的，那年我开始拍“吉他手”项目，从身边的朋友开始杀熟儿，第十组约了“青铜器”的戴涛和田京山。我们仨挺聊得来，经常在安定门至美术馆周边压马路，除了吃饭结账都强推小田，其他方面都挺和谐的。小田、戴局、孟磊、曹师几位大叔又开始玩儿乐队我一万个支持，说“祝贺你们‘青铜器’第一百次重启”，然而小田却回应“没蒋涛加入，叫‘青铜器’也没多大意思。”而事实上自打蒋涛接了“正大”江总的班，他就整日里假忙，所以从“物理”角度讲，他确实有那心没那力了。

▲ 戴涛、田京山，摄于2017年5月14日，安定门内方家胡同。摄影：宋晓辉

小田、戴局和我有一个“吴用学术群”，之间默契是必须聊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事儿，其根本意义则为了预防老年痴呆。但有时候我也貌似不经意地挑逗二人透露点儿当年做乐队的事，都被我拿小本记下来了。慢慢地，就勾起我要写一篇“青铜器正史”的愿望（名字太考古了，简直大学问家），继而又采访了蒋涛、许宁峰，他们之间错乱的记忆在我这儿被捋成一根儿充满弹性的“盘条”。

最后采访的是他们乐队经纪人老徐。老徐也熟得很，经常请我们这帮没出息的吃大餐。走进老徐位于北京最高端地带的办公室，陈设布置都很像他的人，低调内敛，衣绣夜行。回想往事，老徐娓娓道来一根接一根抽烟，烟缸巨大。他是“青铜器”这帮人的挚友，如兄长、如主心骨，有威信又体谅人，当年为乐队的专辑出资，最终圆了“青铜器”的一个梦，竟然并不要求商业回报（也或许是因为拿这帮人没辙）。

很多年来，他更乐意做个旁观者。他说：

“蒋涛他们找我去‘青铜器’时说让我带带他们，给找点演出，那个年代谈不上什么经纪人，关键时刻各位主意都大着呢。我最初不太看好他们，那时我很欣赏‘面孔’，侯歆的声线，还有讴歌的范儿太正了。相比‘青铜器’太温，太学生气。可是后来慢慢发现他们有他们的意思，和别的乐队都不太一样。”

“现在聊起这些我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很遥远的事，说起来都像是别人在我眼前过电影。”

“我比他们大一两年。家里基本上没有支持他们的，毕业就得找工作。做乐队的话，如果没有生活保障，怎么让他们跟家里交代呢。”

“有一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深刻。那天在‘外交’的大台阶上，张楚提一塑料袋走下来，里边装了两盒万宝路，说是刚给侯牧人录完音，挣了点钱，请大家抽烟。讴歌坐在我斜后方，因为什么事他正生气，何勇搂着他在那儿劝。张楚坐下来，问我最近在忙什么呢？我说我得赶紧挣点钱啊，要不然乐队就干不下去了。他瞪着眼问我‘那得挣多少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说得想办法挣五万，三万用来买设备，两万养乐队一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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