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
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在李大钊指导下,刘仁静与邓中夏、高君宇一起,从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础工作做起,组织大家学习讨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积极参与研究会工作的同时,刘仁静不再满足于书报杂志对新学说的概略介绍,凭借自身扎实的英语基础,转而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英文版著作。
刘仁静(前排左四)与高君宇(后排左二)、李大钊(后排左四)、邓中夏(后排左六)等人合影。
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红楼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因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经张国焘介绍,刘仁静加入党组织。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开会,决定正式命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并决定由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合影,后排左一为刘仁静。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建议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共产党北京支部在李大钊不能出席的情况下,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据刘仁静回忆,大家选出的第一个代表是张国焘,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邓、罗二人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可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他为代表。此时的刘仁静年仅19岁,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
1956年,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决定把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在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俄文版文件当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形。
在中共一大上,刘仁静不仅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当翻译,还与董必武、张国焘、李汉俊、周佛海共同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大会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会上,刘仁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与曾任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比自己大12岁的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李汉俊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目前应注重研究和宣传工作,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待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刘仁静则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仅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经过大会讨论,多数代表赞成刘仁静的主张,即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写入大会文件。
刘仁静(右)与李汉俊(左)
耿直的性格使得刘仁静能在讨论中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却丝毫不影响他对李汉俊的欣赏和尊重。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领导人。选举过程中,刘仁静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仅仅得了这一票。唱票的董必武惊诧地问:“谁投了李汉俊一票?”刘仁静爽快地答道:“是我!”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大代表雕像
参与创办《先驱》
一大结束后,党中央临时决定在各地代表中选3个人留下来协助工作,刘仁静被留在上海,协助李达筹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从事理论宣传等工作,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宣传出版方面的经验。
当年年底,刘仁静回到北京。在李大钊支持下,他和邓中夏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共同创办《先驱》杂志,刘仁静担任刊物主编。
翌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刘仁静执笔撰写发刊词,明确刊物的使命,就是宣传俄国革命的状况和革命以后的建设,使之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参考;努力研究中国客观实际情形,进而找到最适合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于1922年1月出版了团的刊物《先驱》。这份刊物后来转为团中央的第一份机关刊物。
《先驱》创刊时为半月刊,但在北京只出版了3期,便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认为其“内容多系鼓吹社会主义,若不赶紧查禁,深恐为害地方”,并以此为由查禁。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刘仁静虽不再任主编,但仍经常为《先驱》撰稿,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改造社会而斗争。
建党初期,中共还没有全国性的刊物,《先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共中央宣传窗口与阵地的作用。《先驱》高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联系中国革命实践,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先驱》第八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号。
1922年年底,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结识了托洛茨基。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学习,逐渐倾向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并成为其信徒。1929年,刘仁静不听党组织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被开除出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人民出版社编辑、特邀翻译,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7年因车祸去世,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刘仁静老年时期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风云人物》,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86-90页)
图片来源:北大青年、中国共青团杂志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