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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的拉菲”是个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甚是出圈的梗。其实,传奇的1982年份波尔多在诞生之际,着实让酿酒师和桶匠们头疼了一番,甚至令欧洲买家敬而远之,为什么呢?
图片版权:Photo by Juan Di Nella on Unsplash
2018年一场由我主讲的精品葡萄酒品鉴会上,我选择了来自左岸梅多克主要次级产区的五家名庄,分别比较了它们的1982和1983年份。
我选择的五个酒庄分别是:宝玛酒庄(Château Palmer [玛歌]),玛歌酒庄(Château Margaux [玛歌]),碧尚女爵(Château Pichon Comtesse de Lalande [波雅克]),玫瑰酒庄(Château Montrose [圣艾斯泰夫])和雄狮酒庄(Château Léoville Las Cases [圣于连])。
之所以选取两家来自玛歌产区(Margaux)的酒庄(宝玛和玛歌),是因为他们分别打造了一款极为传奇的1983年份,实在不容错过。
82年是个令葡萄酒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年份,它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波尔多早期年份之一,比它小一“岁”的83年也不遑多让,玛歌产区尤其出众。不过,其实这两个年份诞生的过程却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降不下来的温度
图片版权:Château Canon
1982年波尔多左岸的气候,在现代酿酒师看来是个十分理想的年份。但对当时的酿酒师而言,它可够愁人的。
首先,这一年极为炎热,葡萄的含糖量达到历史性高度,而20世纪80年代酒庄的发酵室里,却没有多少控制温度的手段。
玛歌酒庄的庄主Corinne Menzelopoulos至今还记得,酿酒顾问Emile Peynaud打了电话给她,说天气实在太热了,是不是可以去买一个时值两万英镑的降温泵,不然酒汁可能会坏掉。
Menzelopoulos当时刚刚接手酒庄两年,所有的投资她都必须仔细地商榷衡量。她问Peynaud,如果这是你自己的钱,你会花费那么大一笔资金买它吗?Paynaud万般不愿地回答道:“呃…………不会。”最后降温泵还是没买,不过Menzelopoulos从波尔多的各个餐厅买来了大量的冰用于降温,毗邻的酒庄也是这么做的。
愁人的高产量
图片版权:Ashley Byrd on Unsplash
不仅如此,1982年份还是个特别高产的年份,平均产量达到60百升/公顷,1983年还要更高一些。这在如今,是无法满足法定产区(AOC)的生产规范的(*现在梅多克AOC要求产量在50百升/公顷以下)。
和现在相比,当时的波尔多左岸酒农给土壤施肥更多,很少进行绿色采收,缺乏控制产量的手段。
此外,酒庄对葡萄的筛选也没有如今这么严格,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酒庄很少出产副牌酒(通常使用正牌酒筛选过后的葡萄酿制)。
就连玛歌酒庄,也在停滞了很长时间后,才在1977年重新开始酿造副牌“红亭(Pavillon Rouge)”;至于玫瑰酒庄的副牌La Dame de Montrose,则从1986年份才开始酿造。
尤其对于1983年份而言,过高产量给酿酒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们不得不把发酵完的梅乐尽快从发酵缸灌进橡木桶里,好给赤霞珠藤出地方。
桶匠们甚至赶不及造出足够的桶满足酒庄的需要。当时酒庄通常在春天订购橡木桶,可是在高产的1982年,追加订单却在9月的纷至沓来,很多酒庄都买不到足够的桶来用。雄狮酒庄回忆道,从1983年开始直到2000年,他们每年都多订150到200只桶,以备不时之需。1984年,他们甚至拓建了酿酒厂,以应对激增的产量。
但是——结果我们也知道了,这诸多的困境,并没有妨碍1982年份成为一个历史性的经典年份,至今被人们不断地提及。
并非“生不逢时”
可能和大多数爱好者的认知不同,1982年份并非一个“生不逢时”的年份。
它刚刚横空出世,绝大部分品评者就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品质。1982年9月,早在采收完成之前,波尔多的一份当地报纸就曾盛赞这是一个极为出众的年份。
但是,由于格外高昂的价格,不少欧洲的买家却不得不对1982年份敬而远之。
当年几乎所有的波尔多顶级名庄,都开出了比1981年份多一倍的价格(五家一级庄开价180法郎一瓶左右)。
这样高昂的价格,却给了美国买家们绝好的机会。适时华尔街生意兴隆,餐厅和美食美酒杂志数量暴增,商务差旅需求也日益激增,令美酒更令人无法抗拒。再加上当时的汇率是6法郎兑1美元(现在是1欧元兑1.13美元)。欧洲人买不起的五大一级庄1982年份,对美国人而言却是捡了大便宜。
最后我们再顺便说说1983年份——为什么这个年份的玛歌产区品质如此之高呢?主要原因在于,其他产区断断续续地降雨,玛歌却一直安然无事。
正如宝玛酒庄的记述:“1983,玛歌村时节正好。葡萄藤的每一个生长阶段,都有完美的气候相伴:6月花季温暖干燥,早夏骄阳似火,9月又变得温暖干燥,令葡萄达到完美成熟。这些塑造了极高的糖度——可与1982年份媲美——以及极其成熟的单宁。”
《纽约时报》的记者Frank Prial 在他1984年的文章里写道, 1983又是个成功的年份,葡萄酒行业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们还深陷1982、1981、1980、1979以及1978这些连续好年份的“存货泥潭”中:“当时的人们实在不想再要一个好年份了。可好年份还是来了,挡也挡不住。”
(作者:Jane Anson,编译:吴嘉溦/Sylvia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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