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 | 范鸿劼——“最勇敢的战士”（下）

出狱后，范鸿劼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上。1920年3月，邓中夏、罗章龙和范鸿劼等人在李大钊的支持下秘密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里，范鸿劼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年年底，范鸿劼成为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迅速发展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决定公开并大力开展活动。11月17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学会公开后，前来活动的学生越来越多，大家开始为场地发愁。会员们找到校长蔡元培，蔡元培从西斋宿舍中拨出两间给研究会。研究会把其中一间用作办公室，一间用作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由于范鸿劼办事认真负责，考虑和处理问题周到全面，又有组织能力，会员们一致推举他为“亢慕义斋”经理。

成为经理后，范鸿劼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盘算着如何扩大藏书规模，搜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方便会员学习研究。北洋军阀政府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这些书籍成为所谓的“禁书”，收集起来十分困难。为此，范鸿劼想了不少办法：他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批图书充实亢慕义斋，还号召会员自由捐款购买。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研究会从国外购书提供了许多帮助。除此之外，共产国际及其出版机构也为学会提供了一些外文书籍刊物。

在大家不懈努力下，短短3个月的时间，研究会已拥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经典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2个月后，研究会又新进英文书籍70余种、英文杂志10余种及德文杂志七八十种，这样仅是英文书籍就达到了110多种。图书室搜集的书籍多数都是外文版，为方便大家阅读，研究会成立翻译室，设英文、德文、法文3个翻译组。范鸿劼本身是英文系学生，作为英文组骨干参与翻译了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研究会还定期举行小型讲座和不定期辩论会。范鸿劼经常担任主持人，组织大家讨论、辩论。这些活动进一步拓展了会员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渠道，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范鸿劼在参与和领导群众运动中，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才干。1922年8月，范鸿劼和高君宇、缪伯英、蔡和森等筹备成立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大同盟成立后，相继发起了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声援京汉路二七大罢工、组织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等革命活动。

1925年10月，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改组为中共北方区委，范鸿劼任宣传部部长，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任宣传部部长期间，范鸿劼积极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精神，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府的思想。

范鸿劼还承担起主编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后为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工作。他撰写多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办“纪念列宁专号”，赞扬列宁的丰功伟绩。他还编写《不平等条约一览》，连载10余期，详细介绍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丑恶行径。《政治生活》周刊共出版80余期，作为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和宣传阵地，每次大的运动前后，北方党组织领导人都在周刊上发表文章，传达中央指示，在统一认识、指导群众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春，日本联合英美等8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要求拒绝8国通牒。段祺瑞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李大钊、范鸿劼也在这次抗议活动中负伤。

一时间，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北洋军阀政府命令京师警察总监缉捕李大钊、范鸿劼等人。出于安全考虑，同志们劝他们到南方工作，但李大钊、范鸿劼为了工作需要，不顾个人安危，仍继续在中共北方区委坚持斗争。3月底，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国共两党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范鸿劼也随同迁入。

恶劣的政治环境给开展工作带来诸多困难，大使馆周围布满侦探，里面的人不能外出，外面的人也很难进入。由于形势严峻、工作人员有限，范鸿劼等人每天要处理许多工作，还要干烧水、做饭的勤杂事务。一次范鸿劼在切菜时，不小心切破食指。李大钊在一旁风趣地说：“这倒好，我们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点荤吧！”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丝毫没有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他们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眼前的血雨腥风。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使馆界内，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等人。

范鸿劼入狱后，面对敌人严刑拷问，始终守口如瓶，保守党的秘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品格。李大钊、范鸿劼等人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悼念文章，称赞他们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