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最高明的东亚叛乱者，一定是打着“清君侧”名义行动的，这不仅仅能够软化旧制度对他们的镇压，也能够迷惑不少无知的人，从而推进自己的目标，在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即是以清君侧的名义行动的，同样，日本帝国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革命思想家北一辉，即是以“尊皇讨奸”的名义发动革命，试图以此推翻旧制度，建立自己的革命帝国口号的本质：革命家政治工具在展开叙述之前，先讲一个亲身经验，以加深各位的理解。我以前在基层工作，经常处理群体纠纷事件，最深的感受就是，现在搞纠纷的群众真的太聪明了。即便是最粗俗的群众，也会狡猾地打着各种高大上的旗号来推行自己的议程，譬如，明明是不满拆迁协议，想反悔要更多的钱，却偏偏打着国旗，唱着国歌，来跟我们这些基层苦哈哈的干部反复折腾；又譬如，有些群众明明是想反悔要更多的工业占地补偿，却举起了保护环境的旗号，最后解决方案也只是谈钱。 这些活生生的经历，教会了我一个很有价值的道理，那就是：在群体事件中，无论是打着环保旗号的要钱，还是打着爱国旗号的要钱，其实没什么区别，最后都是要钱。知识分子往往在名义和观点上纠结太多，上级官僚则往往沉湎于影响更大的群体口号，这些在基层官员看来，其实是毫无必要的。对此，塔列朗亲王也有过更加深刻明晰的认知，他在1832年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四十三年来，我在法国见过无数的叛乱者，他们要么打着雅各宾的旗号，要么打着拿破仑的旗帜，要么打着圣路易的旗帜，但他们本质上都是叛乱者，他们的本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秩序和权威的不断反抗。”的确，在俾斯麦和斯大林这样经历过无数动荡、战争和革命的巨人眼里，打着德意志万岁、俄罗斯万岁的旗号叛乱者与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叛乱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不都是要挑战权威、围攻政府，污蔑官员，破坏秩序吗？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是北一辉及其追随者狡猾危险的所在。北一辉革命的掩护：“忠君爱国”的大旗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但由于不同的社会条件，往往会有表面不同却实质相似的呈现。 日本大革命家北一辉，他野心勃勃，试图推翻日本旧制度，挟持日本天皇，建立以他为标榜的新日本，他是日本帝国的托洛茨基跟大多数革命家一样，北一辉的年青生活荒诞离奇，充斥着在现有秩序的失败和苦涩以及由此产生的怨恨和不满。这种认知，决定了他一生都是个叛逆分子，他在早年致力于加入同盟会，参与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幡然悔悟，开始努力在日本推动他的叛逆思想，只不过这种推广却是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以此作为狡诈的掩护，显示出一个革命家的精明。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普遍反感西方自由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那些试图在日本推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不仅难以得到可靠的普遍支持，而且也遭到了较为严厉的排斥，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只有打着“忠君爱国”的名义才能获得朝野的认可，才有可能发展壮大。 北一辉的革命思想，就是在忠君爱国的名义下不断推广的，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其影响先后在士兵、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壮大，并逐渐组织成型，最终成为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最终左右了历史，成为了日本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底层大革命。北一辉革命的基础：贫富矛盾和代际矛盾以上这张图取自《昭和维新の新日本青年歌》歌词，此乃北一辉大革命追随者的战歌，其极为精确地展现了北一辉革命的政治基础：1、其中歌名“新日本青年”，展现出北一辉对日本青年一代苦闷的迎合与争取，这体现出北一辉极其追随者对日本代际矛盾的深刻认识和狡猾利用；2、歌词“权门傲慢，忧国诚无，财阀夸富，社稷无思”，则体现了北一辉及其追随者对日本现有秩序权威的刻骨仇恨和极端蔑视，这恰恰是当时日本底层年轻人的普遍诉求；北一辉为何这么做呢，这是因为昭和之初的日本帝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代际矛盾明显：旧时代的发展面临瓶颈，年轻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缺乏机会和出路，对现有秩序日益排斥。譬如，当时的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毕业之后没有上升空间，从而逐渐形成一股年轻认组成的政治化集团，即“少壮派”（Shillony, Ben-Ami. Revolt in Japan: The Young Officers and the February 26, 1936 Incid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其他各行业也同样如此，大多数年轻人找不到好的工作，面临着对社会的极度苦闷。与此同时，日本的掌权者则是一帮明治时代的老人，他们不仅拥有权力而且握有大量财富，这些人在北一辉笔下遭到尖锐的批驳，被塑造为使日本年轻人痛苦的罪魁祸首。第二，贫富分化严重在明治和大正时代，日本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但也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最明显的，就是那些大批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年轻人，他们除了愤怒，几乎一无所有，也看不到希望。在这里面，最严重的的，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人和大学毕业的媒体人，这些人本质上是最典型的小镇做题家，通过学习努力进入城市，但却仅仅带来了对现有秩序的极度不满和仇视。下面这些名字，乃是北一辉革命的主要追随者，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相同的经历——小县城出生、做题家、贫穷。西田税：1901年出生，鸟取县人，陆军中央大学毕业，贫穷；栗田安秀：1908年出生，岛根县人，在东京上大学，贫穷；安藤辉三：1905年出生，岐阜县人，日本帝国陆军学院毕业，贫穷； 村中孝次：1903年出生，北海道旭川人，日本帝国陆军学校毕业，贫穷；这就是北一辉极力争取的对象，他们作为知识青年，普遍怀有极高的自我预期，对社会不满，对权威蔑视，这种本性决定了他们一旦有效组织起来，必然是最坚决的革命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举起的“忠君爱国”旗帜，仅仅只是迷惑日本当局和社会的政治手段，其必然走向对秩序权威的猛烈攻击和反叛，这是阶级地位本性决定的。北一辉的革命纲领性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尽管很长，但归根结底就两个主要思想：第一个对权门富人毫不留情的打击，严惩资本，追求均贫富；第二个是极力迎合日本年轻人，扬言通过对老贼的讨伐和战争，为年轻人寻找出路。因为，就像伟大的列宁所言那样，在任何时代，决定一个群体抉择的最本质因素乃是其在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北一辉追随者的阶级成分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本性，口号只能迷惑革命的敌人，但改变不了这一点。罗伯斯庇尔以自由之名屠灭国王的造反乃是革命，托洛茨基以民主之名屠灭沙皇的举兵乃是革命，同样，北一辉以爱国之名挟持天皇的叛乱也是革命。历史不断证明这一点，革命的本质在于以迷惑性的口号实现对最不满阶层的有效组织、武装和动员，北一辉的革命即是如此。在二二六叛乱中，北一辉追随者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帜，以诛杀天皇身边坏人为手段，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北一辉革命的壮大：日本的经济危机和外交恶化就像所有的大革命家一样，北一辉革命发展壮大离不开大环境的有利因素。1929年的大萧条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使得日本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年轻人的怨恨走向失控的边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与西方关系急速恶化，这两个因素都让北一辉主义在日本社会迅速壮大，逐渐成为年轻人中的主导思想，并带来一系列的舆论甚至暴力事件。1932年2月，以尊皇讨奸、背叛国家为名，杀东京官员井上准之助；1932年3月，以尊皇讨奸、苛待工人为名，杀三井财阀总经理团琢磨；1932年5月，以尊皇讨奸、背叛国家为名，杀首相犬养毅；1934年，士官学校事件，以尊皇讨奸为名，围攻政府机构； 1935年，相泽事件，以尊皇讨奸、背叛国家为名，试图击杀军方高级将领； 在这个过程中，北一辉追随者往往以尊皇讨奸之名讨伐围攻日本官员，使得日本政府深陷恐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北一辉追随者对犬养毅的杀戮，他们处决犬养毅的口号即是尊皇讨奸——因为犬养毅在九一八事变后说过一些比较折衷的话，就被北一辉视为国贼。更可怕的乃是事后，杀死犬养毅的十一个凶手无一被重判，因为审判期间日本法庭收到了三十五万民众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且有新泻县11名小镇青年砍断自己的手指威胁法庭，在恐惧下，日本法院不得不对凶手从轻发落。这种纵容，最终指向了二二六叛乱，在这场日本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叛乱中，北一辉追随者试图杀光日本政府要员、挟持天皇，最终实现屠灭权富、日本革命的理念。二二六事变，日本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叛乱 日本政府的失误：将爱国舆论的领导权交给革命家回溯历史，我常常在想，北一辉革命能够发展到失控的境地，最终几乎颠覆日本帝国，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有什么失误？这其实是一个爱国主义舆论之定义权和领导权的问题，即谁来引领日本爱国主义舆论浪潮，在当时的日本，存在着两种爱国主义浪潮，被称之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第一种乃是统制派，顾名思义即坚持服从政府、相对顾全大局、尊重政府权威的爱国主义舆论浪潮；第二种乃是皇道派，即打着“尊皇讨奸”之名，由北一辉领导的挑战权威、跋扈自肆的所谓爱国主义革命浪潮；由于日本政府一开始缺乏警惕性，认为北一辉的主张乃是可靠的思想，在舆论管理问题上，对其持长期持默许态度，结果北一辉追随者组建血盟团和樱花会这种危险革命组织时，日本政府都没有进行有力约束，对其危害性严重低估。最终使得北一辉的革命思想得以疯狂蔓延，因为：北一辉追随者能够做到毫无顾忌、毫无底线地鼓动迎合追随者，这是统制派无法做到的。结果，日本的爱国舆论浪潮之定义权和领导权，逐渐落入了北一辉为首的革命家手中，统制派不仅失去了对爱国浪潮的控制力，更失去了对爱国主义的定义权，最终北一辉追随者不断打着爱国的旗号、借助舆论裁决日本官员的命运，使得日本政府上下噤若寒蝉。最典型的就是1932年五一五事件和1934年相泽事件，北一辉的皇道派革命分子刺杀日本首相和军方高官，最初都能在舆论压力下几乎不受惩罚，这是常人看来几乎难以想象的，这种革命浪潮的失控几乎是必然的。最后，不受控制的北一辉及其追随者最终激发了二二六大革命，他们试图挟持天皇、屠灭日本政府、血洗日本权门和富豪，尽管革命最终失败，但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最终还是完全挟持了日本历史的走向。 结论 北一辉革命的过往，对于今天代际、经济和外部环境颇为类似的中国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就像俾斯麦亲王所说的那样，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失控于国家。因为失控和革命常常是孪生的魔鬼，在温湿的历史巢穴里，就像西游记里狡诈的蜘蛛怪，革命的幽魔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呈现，迷惑过往的行人。正所谓，自由主义的烽火虽已熄灭，但民族主义的浪潮却逐渐成型。曾经的防危之策产生了新的危险，过去的补漏之法催生了新的漏洞。政治的演进永无止境，挑战与对手层出不穷。这不仅仅是政治家们的不幸，亦是其鲜克有终的根源。 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