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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种《哈姆雷特》”，这个说法同样也适合用来描述《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关于《红楼梦》的探讨和研究层出不穷，无数人花费毕生精力从文学、美学、史学、考据学等角度来研究和解读《红楼梦》，只为更好地读懂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研究者中不乏文化名家，比如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吴宓、张爱玲……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也在不断尝试改编和演绎《红楼梦》，其中的成功者（比如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和越剧版《红楼梦》）已成为一代经典，长久地留在观众的记忆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很多人对这部古典小说的认知。
今年9月，由国家一级编剧喻荣军改编的话剧《红楼梦》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全本演出长达6小时，由上部“春夏·风月繁华”和下部“秋冬·食尽鸟归”组成，以当代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的宝、黛、钗三人的纠葛以及众生的命运。话剧打破了原著的时间线，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这部戏。12月，全本话剧《红楼梦》将登上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日前，在“经典‘红楼’大师对谈——如何看懂多面多元的《红楼梦》”活动现场，喻荣军与文艺评论家孙孟晋，红学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审胡文骏就文本中和舞台上的《红楼梦》展开对话，探讨当代人心目中的《红楼梦》反映了怎样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从高鹗到无名氏：《红楼梦》的考据与版本流变
皇皇巨著《红楼梦》吸引了无数文化大家去研究它、解读它，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红学”从民国至今都是一门“显学”。孙孟晋指出，早在民国时期，红学就派生出不同分支，甚至出现过“三英战吕布”的学术论争，支持索隐派的蔡元培是“吕布”，提出自传说的胡适以及俞平伯、顾颉刚是“三英”。另外，吴宓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的范畴去考量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对红学研究做出了特殊贡献。
红学家刘梦溪曾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提出三个《红楼梦》的未解之谜：曹雪芹是谁的儿子？脂砚斋是谁？《红楼梦》后40回是谁写的？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这最后一个问题尤其令人着迷。苗怀明表示，胡适曾提出后40回的作者是高鹗，但根据现有史料，在高鹗印刻120回本的《红楼梦》之前，足本《红楼梦》已经流传在外，这证明了后40回的作者不是高鹗。因此现在学界的共识是，《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的作者为“无名氏”，里面掺杂了曹雪芹的部分原稿。高鹗虽然不再被认为是《红楼梦》续篇作者，但我们需要承认他在编辑、整理后40回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楼梦》后40回虽然作者存疑，且在很多读者看来不如前80回精彩，但苗怀明认为其中依然有“写得相当漂亮”的部分。比如贾府抄家后贾母如何挺身而出，镇静地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子孙一一做好安排。苗怀明认为，如果没有这个情节，贾母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老太太，只想着儿孙绕膝”，有了这个情节之后，我们能够看出贾母确实是一个大家族的开山者，一个见过大世面的长者。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袭人出嫁时的心理描写：宝玉出家后袭人伤心欲绝，暗自思量应在何处寻死，但又以贾府和家人对自己很好不能连累他们为由不断拖延，直到她出嫁时发现新婚丈夫是仪表堂堂的蒋玉菡，彻底绝了自尽的心思。“这里的心理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绝对是第一流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第一流的。”
红学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在历年来《红楼梦》版本的推陈出新中。据胡文骏介绍，1949年以后最早开始整理出版《红楼梦》的出版社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出版，并于1957年再版，由周汝昌、启功等担纲校注工作。1982年，经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出版，这一版本以庚辰本为底本整理，从1982年至今已深入人心，发行量累积达700多万套。2008年，红研所校注本进行了第二次全面修订，将作者名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版本称《红楼梦》的作者之一是无名氏。胡文骏表示，《红楼梦》虽然是白话小说，但由于小说语境与当下截然不同，对现代读者来说，在注释的帮助下理解原文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肯定推荐比较早期的底本，更贴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但最重要的是阅读注释。”
钗黛之争：《红楼梦》是一部“忏悔录”，曹雪芹对钗黛并无偏好
苗怀明认为，长久以来中国读者将《红楼梦》解读为一个反封建礼教的故事，但脱离意识形态叙事，他个人更多把《红楼梦》看作一部“忏悔录”，它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在家族盛极而衰后对往昔生命中那些美好的女孩的追忆，体现了中国文学中少有的忏悔精神。他将《红楼梦》的中心思想总结为四个关键词：“第一，它是一部家族小说；第二，它是一部爱情小说；第三，它是一部青春小说，描写的是年轻人的生命；第四，它拷问了生命的意义。”
对于“薛宝钗好还是林黛玉好”这个引发“读者对立”的问题，苗怀明提醒我们注意，书中对这两个女性角色的判词是在同一首诗中：“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学界因此有“钗黛合一”的说法。他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花费了同等的笔力描写薛宝钗和林黛玉——这边写黛玉葬花，那边写宝钗扑蝶；贾宝玉挨打了，林黛玉很难过说“你从此改了吧”，薛宝钗说“别说别人，我看到也……”苗怀明说，“所以曹雪芹写的是美好女性的两个方面：一个女孩是现实的，在生活中特别会来事；另一个女孩特别不食人间烟火，诗意地栖居。不可能所有的美好气质都集中在一个女性身上。”
仔细观察《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还能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刻画上体现了一种对称式的东方美学，女性角色实际上大致可以归为上述两种类型，林黛玉、晴雯、妙玉是一类，薛宝钗、史湘云、袭人是另一类。苗怀明指出，过去读者一般认为和薛宝钗相比林黛玉更像是个正面角色，这其实与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有关，将薛宝钗、王夫人、王熙凤归为地主阶级，将贾宝玉、林黛玉归为农民阶级。“现在我们抛开阶级观点来看，作者对这两个角色是平均用力的，没有偏向。”
苗怀明还发现，《红楼梦》中的人物往往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没有特别坏的坏蛋，也没有特别好的好人，唯独赵姨娘和贾环是例外，“这个笔法很怪异。”他认为，我们有理由怀疑曹雪芹将自己对家族隐痛的愤怒写进了小说中——曹雪芹的祖辈确实存在兄弟不和的问题。苗怀明诙谐地说，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贾宝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掘墓人”，但在他看来最有资格“反封建”的不是宝玉——作为一个获得家族万千宠爱和全部资源，不事生产的公子哥，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这么做——而恰恰是同为贾府公子却备受冷落的贾环。
话剧改编：贾政是帝制中国知识分子代表，赵姨娘亦有“可怜之处”
喻荣军在活动现场谈到了改编《红楼梦》的缘起。早在2007年他就接受了改编《红楼梦》的委约，但真正动笔写剧本是在两年前，集中一个月时间写出了剧本初稿。喻荣军承认，《红楼梦》深受中国读者喜爱，且有优秀影视、戏剧作品的珠玉在前，是一座“我们要去仰视、充满敬畏的山峰”，也是一个“巨坑”，有可能掉下去就爬不出来了。为此，他做的一个尝试是忘掉曹雪芹和围绕《红楼梦》生发的种种研究和解读，把《红楼梦》当作素材，在原著素材的基础之上做文章。
他发现，命运和无常的命数是他在《红楼梦》中特别关注的东西。“在舞台上我着重去强调无常、命运和规律之间的对比、镜像关系，以及梦境和现实的关系，”喻荣军说，“从（上半部的）繁盛到（下半部的）衰落当中有很多对比——繁盛当中有很多悲凉的东西，衰落当中也有一些喜悦和欢欣。”
在话剧中，喻荣军给予了原著中形象较为负面的角色更多关注。比如在他看来，贾政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贾政的第一场戏中，他是跪着的。编剧借贾宝玉之口评价贾政，称他一辈子都感觉自己是跪着的，为了接圣旨站都站不起来。“跪”成为了文人知识分子和政治、皇权关系的隐喻。与此同时，贾政也反映了个人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在暴打宝玉时，贾母出现护住孙子。喻荣军对这一幕的解读是，贾政在那个时刻突然发现他打的就是自己——多少年前他可能也是一个宝玉，但时光蹉跎，他竟然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喻荣军在话剧中也怀着悲悯之心呈现了赵姨娘的形象，他认为这是一个被曹雪芹讨厌但值得编剧认真对待的复杂角色。贾政一共有两个妾室，另一个妾室周姨娘在《红楼梦》原著中没有说过一句话，喻荣军形容她为“阴天里的一道树影”，但赵姨娘偏偏不满足于此。她与贾政之间的感情究竟为何，值得推敲。另外，探春与赵姨娘的母女关系也是喻荣军的关注点——按照规矩，探春是不能称身为妾室的生母为“娘”的，这对一位地位卑微的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探春远嫁时，赵姨娘一开始还骂骂咧咧地说女儿攀高枝，但话剧中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探春叫了一声“娘”，赵姨娘立刻卸下了所有故作坚强的情绪，崩溃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赵姨娘）是可怜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舞台上太少体现了。”
“我希望以台下观众的视角来打量《红楼梦》，看看能否形成共鸣。这本来就是一种冒险的过程，也是一个找寻的过程。”他说。
（2021年12月25日-26日，话剧《红楼梦》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