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我们变得“硬心肠”

2021年似乎过得非常快，上一个无法回家的春节就在不远处，下一个就又来到眼前，而与此相悖的是，很多2021年发生的事情，却遥远得不像是在今年。

比如1月6日美国国会山冲击事件，回想起来，像是发生在前年那样遥远。这大概是因为2021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吧。

这确实是令人倍感疲惫的一年，社交媒体的巨浪几乎不间断地冲刷着每个人的注意力和神经，连同区域危机的紧绷，经济环境的震荡。2021年的实感并不像本年度经济的缓慢复苏的基调，而是一种强烈的坠落。

人们更多的时间被花在互联网上，网民规模达到10.11亿，人均上网时间进一步延长到每周26.9个小时。在核心网络群体中，这个数字只会成倍地增加。

不管是因为线下的生活受到疫情限制，还是线下的休闲生活变得太昂贵，很多人的主要生活时间开始倚重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更激进的互联网概念“元宇宙”还应运而生。

在这个概念中，我们想象着现实生活与纯粹赛博空间的二分，并在这种二分上想象一种全新的生活秩序。但真正对生活带来冲击，影响最实际良好生活的变化，并非在赛博空间与真实生活空间的二分中，其就在潜移默化的互联网上。

如果2021年可以看作我们的生活节奏被互联网统御和加速的一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对2021年的回顾中，感受一种情感与注意力栖息在互联网上的可怖特征。这当然不是一个新话题，类似信息茧房、极化等互联网的特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这些是对互联网言论特点的描述。

今天，我们尝试挖掘得再深一点，并让这些特征与个体生活的伦理困境结合，来审视互联网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具体生活。

01.

充塞的当下与“失忆”的个体

“活在当下”是如今的一个时髦词汇，这大概是人们既不想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和悔恨，又不想面对未来的筹划和操持时，发明的一种“退让方式”。

不过在互联网上，这可能刚好相反，“互联网没有记忆”，这是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话。当然，互联网上，也难预测未来，一切都像人们爱说的——“不确定性”。

因而，不断充塞的当下就是互联网生活最好的写照。不过当下的充塞意味着什么呢？这才是今天文章最希望探讨的。

一件事情的发生，总会经历一个发酵和讨论的过程，反思和讨论总在事件的爆炸之后，但由于互联网上快速的事件轮替，总是无法给予任何事件一个充分讨论的空间。不过这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时间的仓促催逼下，我们总是停在一些过于简单的地方。

不管是上半年导盲犬在小区被霸凌，还是11月16日，上饶宠物被“无害化处理”，均引发众怒，人们纷纷为此发声，“宠物是家人，需要赋予宠物超物权的待遇”。而上饶事件6天后，武汉小区内一女子与邻居遛狗不牵绳引发冲突，后愤而跳楼自尽，宠物又回归了“麻烦”的本色，变得吓人、危险，需要严加管束。

可能还有人觉得这并不矛盾，动物确实很好，还可以有超物权待遇，但也需要合法依规，杜绝不文明现象。其实要“合法依规”，“无害化处理”也可以合法依规，即使今天不合法，如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颁布，也就合法了。

既然前一次事件提到了“超物权”待遇，也就在这里看到了法规设置本身的张力。可惜“合法依规”是这个充塞于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的万能道理，只要一种惩罚和限制符合我们自己的主张，我们就搬出这四个字，好像一切问题就偃旗息鼓，一旦我们站到对立面，我们就呼唤和诉求法规的改变。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双标”，而是“互联网无记忆”。在信息爆炸后，以互联网作为记忆容器的个人，也丧失了某种“记忆”的能力，只能单独地处理单一事件，而缺乏将多个事件综合考察的能力。

这当然是一种盲目，我们不可能从单一事件中“归纳”或“总结”出具有普遍价值的伦理命题，想想针对《雄狮少年》眯眯眼的批判，非常荒唐不是么？但“眯眯眼就等于冒犯”成为具有如此威力的互联网共识，岂不就是在一些非常单一的事件中，毫无前因后果地被推出的吗？

这种简单而教条的公共伦理充塞着互联网，形成了大多数我们当下的禁忌和阻碍，它们几乎都粗暴地从一次事件中得出，从此成为一种纪律。这让集合在互联网上的公众像一个从来学不会复杂东西的小孩，不知道什么是教训，也无法举一反三，只能不断响应和应对单一事件，并从中得出不具普遍性的教条。

但这个问题不因为这一个总结就得到改变，这里不过在说，针对互联网事件人们“应该”有记忆。一个也许可以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一个事件发生时，比起就事论事地分析和炮制理论，更应该撰写一段时期内相关事件的总括性回溯，并陈列在不同事件中人们的不同选择，从而展现出一种过于简单的反应。

这听上去毫无新意，互联网上也并非没有这样的内容，不过你能在网上看到的，大多都是单向度的事件回溯，为了佐证一种简单的教条，从而罗列被过于简化的往事。回溯整理出相似事件的差异和多样性，恐怕在这里才显得必要。

这也许是一种强行赋予互联网记忆的尝试。当然这也不会立竿见影，在事件发生时，比起简单明了，立场清晰，煽动性强的内容，这种综观总是无法获得最大关注，无法依靠这样的内容来从根本上改变无记忆和简单教条的现状。

02.

从“关系”到“身份”，

人获得了更多自由吗？

互联网确实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形式。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在当下成为一种浅显的现实。今年我们共情过多少远方的人，又以此共情作为基础，惩罚了多少远方的人？这样的形式也许在鲁迅的预料之外。

在与网络形态不同的现实生活中，人是以“关系”作为基础的，我们首先是子女，其后是同学、朋友，然后成为丈夫或妻子、父母。而且，一个关系从来不是单独功能的，比如，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事务和场景。

但成为了一个“网络身份”则不然，一个球迷，一个政治立场的拥护者，一个公共事件的参与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以言论和观看参与，这是互联网的基本形式），这个功能和角色是单一的。

这种单一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基于互联网功能的单一，互联网是一个有逻辑和结构的环境，因而提供了大量的理性指标，例如阅读数、播放数、粉丝数、转发数等。

例如粉丝群体这种身份，虽然粉丝间有交流分享、同人创作、作品讨论等事项，但这个群体依然存在明确的功能，即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维持数据，说得更直白一些，证明一个偶像的流行。

那么一段男女朋友关系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呢？似乎很难说为了什么功能，或者说，有很多的功能，也因为这种多样，人的个体性有了栖居之所。而互联网身份的单一，则导致个体性无法呈现。

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在任何一个身份的圈子里，被人知晓的KOL总是有其个体性的，不过因为互联网的性质，KOL总是少数人。一万个家庭可以有一万个好的母亲，但一个领域却只能有极少数知名的人，这甚至小到一个微信群的几百人中，真正出挑的都是少数。

在我们可见的互联网诸种身份的浪潮中，绝大多数人是以隐匿的方式，通过评论、转发、点击的方式参与在其中，这成为一种尊严的方式。一个人当然可以选择多于一种身份，这是一种自由，不过这并不像在关系中，不同的关系可以形成网状，因而统括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互联网上的身份是分隔的，因而很多情况下可以是矛盾的。

忠孝不能两全的这种关系中的矛盾，在身份的逻辑上不存在，但这并不直接给予人更多的自由，而是凸显出一个人没有“真正的”与此身份建立强烈的关联，在任何一种身份中，TA都仅仅提供一个功能性的参与。

而在一个单独的身份中，其又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伦理空间”，毕竟很多身份自产生之初就是对抗性或是指向对某种社会问题的回应。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生活中退让，可以是被迫的，也可以是主动的。但你何时看到在网络的身份对峙中，出现过退让呢？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退让行为本身是一种非常微妙精确的行为，有的退让包含了情感的压力，有的退让则是以退为进，有的退让是来自对方退让的交换，不一而足。

关系中的交往操持，正是因为包含了如此多样的可能性，才呈现出多样的伦理空间，而这种微妙和多样，正是所谓个体性的栖身之所，与现实的关系相比，互联网的身份则像是一种大原则、大结构驱使的笨重之物。这对我们的伦理生活带来了一种新的影响。

每一对父母和子女都是特殊的，有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家族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父母和子女又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身份，在互联网的语境中，这组身份有他们特定的矛盾和理解方式。情侣、夫妻、雇佣者与被雇佣者，都具有这样的两面性，既是一种具体的关系，也是一种身份。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和经历的，就是身份的理解对具体关系的入侵和影响，这无疑将这些具体丰富的关系转化为一些典型和符号化的矛盾，伦理的腾挪转圜，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原则性的对立，这是我们“伦理空间”的极大缩减。

从互联网之前，到极盛互联网的，就是一种从“关系”本位，到“身份”本位的转变。这确实让我们并入了更大的潮流，但却并非为我们展开了全新的天地。

03.

比起关心，我们对恨更有兴趣

正如上面提到的内容，由于我们的个体性并未呈现在互联网上，因此我们从不在互联网上亲自“下场”，但一场棋局总得有个棋子，在互联网上，明星、公众人物往往就是这样的棋子。

今年有多少人在网上墙倒众人推，最终销声匿迹，退出他们的生活？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不断重复这样一个伦理准则，即当他人没有直接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便不应该对他的行为加以干涉，更不应该积极对其进行惩罚。不过如果在互联网也坚持这样的准则，那几乎所有的身份对抗就无法进行了。

当然，互联网也让我们可以帮助远方的人。在今年暴雨时，互联网就成为了求助信息的中转站。不过在这里，依然可以考察一种与现实伦理秩序相反的部分。

现实社会也存在帮助与惩罚，不过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现实社会并非是帮助与惩罚对称的环境，日常生活中很多不大不小的恶行，即便是直接针对我们自己，我们都以忍耐和漠然的方式对待，在某种公平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也不正义的。

现实生活中，一点小事我们就说谢谢，而很多对我们的阻碍我们却忍气吞声，这看上去是一种对恶的纵容态度。

在互联网，这样的关系刚好逆转过来，我虽不否认互联网上存在积极帮助的公正，但确实绝大多数的互联网正义都依靠“惩恶”来进行。

从理论上看，“惩恶”确实与正义有关，不过这也需要某种很硬的心肠。一个人获得了不应获得的财富、名声与关注，最容易激发出我们“惩恶”的决心，有时候恍惚间已经很难分清是为了“惩恶”还是为了惩罚其所得之多。

从每个单一事件来看，严格“惩恶”都有十足的道理，但综合来看，却不断锻炼着人们的硬心肠。微博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内容，一个关注者很多的微博账号在教人如何面对冲突时提出，“请不要解释自己，集中精力骂对方！”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也无法执行这条建议，但却绝对可以在网络上对任何人、事、物刻薄。这些刻薄背后都可以说有一定的公正考量，鲜有人是为了恶意去攻击，攻击者至少自觉出于公正，但公正总是化作毫无节制的残酷。

我们一年要期望、呼吁、促成多少人身败名裂？敦促多少人遭遇制裁？给多少人扣上巨大的罪名，并证明其确实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当我们轻描淡写地接受具体的人遭遇巨大不幸，并乐于接受这样的不幸时，不可能不对我们的真实伦理生活造成影响。

就像今年外卖送餐员所引发的争议和讨论，大家谴责大企业、算法的注意力，似乎显著大于对送餐员群体的共情和实际行动。比起关心，我们对恨更有兴趣。

04.

“普通人”，

无法安放在互联网的自我

内卷以及其对应的躺平、普通学、摸鱼，也是2021年一个关键的线索。今年的诸多流行文化都与此有关。

这几乎是上述诸多现象将必然导致的结果。与之相应的，是针对“标准”的一系列反叛，反叛成功的标准，反叛美的标准，反叛好身材的标准。但殊不知，标准化本身就是互联网的结果。

这里的标准，其实就是一种路径和形式的清晰性，不管是成功的路径、职业的路径，还是外貌身材的形式，连同旅行的形式，比如网红景点的和网红店，都很相似。在互联网上，连摸鱼都有教程。

互联网首先让这一切都变得“可见”，再通过流量的逻辑让这种观看集中和彼此模仿。如果你希望获得一种非标准路径和格式的生活，又希望在互联网上寻找和建立这种生活，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南辕北辙。

在互联网的主流景观中，即便不普通的人，也将变得普通，或至少显得普通。普通人到底是一种客观状态，还是被互联网发明出的一种共同面貌，或者说，发明出来的一种“自觉”，这是一个很值得考量的问题。

这至少可以让我们警觉，互联网呈现出一副伦理图景，一种消极的“普通”样貌，并明示此种消极样貌本身是对一种更高压背景的反抗，是一种应对的举措。这很可能不是事实。

这种高压，连同高压下的消极，就是互联网的一体两面，其高压是标准，连同这种消极，同样是一种标准的姿势，同样具有压迫性。也许，从“奋斗X”和“卷”这两个概念上，我们就能看出这种相似的压迫性。

互联网愿意容纳遥远的卓越，却很难容忍真实的卓越，这种消极看似是自由，却是对个体生活空间和“能在”属性的压抑。互联网对个体生活的自由和可能性，也许存在一种粗暴的否定和干涉。

尾声.

无解？也可以保持乐观

精疲力竭地应对着层出不穷的大事，敏感并参与各种身份对抗，硬心肠义愤地追求“惩恶”，感受并理解着“普通”，并学习着标准普通姿态和话语，这基本勾勒出一种2021年典型的网民姿态。

当然，这篇文章专注于互联网与个体伦理生活的影响，并未覆盖互联网的其他特征，比如短视频与游戏。

对于这些伦理困境，我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和答案。这是个新问题，也是个难问题，很多悲观主义者早就“智慧地”明示这是无解的问题。

一个伦理问题有个体的这一面和群体的一面。任何一个个体，都应该有完整的自由，可以从这样的处境中，选择一条不同的积极路径。

而对于群体，最近，三只松鼠的海报妆容再次引起“眯眯眼”的争议，而在一个平时最爱施行此种批判的网站上，大部分人竟然认为此次太过敏感，这种过于积极的联想只会阻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空间。

我相信不管在何种伦理环境下，人都不会彻底丧失判断力，而上述的互联网风潮和它们的鼓吹者们，也会让人在其中高速透支和厌倦，也许改变的机遇就在其中吧。

*本文原名《2021年，互联网塑造新的生活秩序》，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文章图片来自《搜索》《白雪公主杀人事件》《正常人》《心灵捕手》《我们与恶的距离》，封面图：《正常人》，编辑：Pur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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