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瑞祥在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的个展“接触”,距离上一次“兔子、巢穴和谷仓”已过去四年时间,而他再次离开西安来到北京,也已过去了四年。若问起两场展览的最大变化,这个操着一口陕西话的艺术家会朴实地告诉你“人物变大了”,但面对近五年的创作,观众会发现,他的变化不止于此。
或许当疫情席卷而来时,邱瑞祥便是丝毫不受影响的艺术家之一。自2003年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持续在工作室里默默地对着平面绘画的工作方式从未改变,“我就是喜欢这么一直画、一直画”,因此邱瑞祥的许多作品是同时进行的,也同样持续数年,最终呈现的每一张开始于哪一年,结束于哪一年,他都一清二楚,因为在探索中的每一点突破于其个人而言都印象深刻,“开始的时候很盲目,后来慢慢清晰了,我知道我要重复它,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引导我,不断地把我引向另一个地方,但从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我喜欢这种稍微隐秘的变化。我觉得它在我的内心是很猛烈的。”
在“接触”中,一件名为《无题》的布面油画达到了其创作生涯中的最大尺幅——两米五乘以一米七,邱瑞祥坦言这样的尺寸几乎是他在工作室中创作的极限,在更宽阔范围——展厅中呈现的样貌,无论对观众还是艺术家本人,都是首次见到。他的工作室只是普通的平层住宅,当周遭空间不够宽阔时,绘画的过程会容易陷入细节,但邱瑞祥在反复的描摹中很快突破了这种限制,这样体现在画面比以前更放松、对人物身体的描绘相较以往更为主动上。《无题》中的人物背对着观众,上举的双臂延伸出画面,贯穿于中央的身体姿态吸引着观者的目光,向上飞升,被简化的脚部和影子带来很好的平衡感,以往常常被人物手持的物体仿佛于瞬间掉落,在其前方形成一簇光亮。
用人与物、人与环境间的力的平衡,来凸显人的力量感在这场展览中多次出现,“或许我想要的有点像射箭的时候拉弓不射,弓拉得很满,但是没有把箭射出去。剩下的只能从造型、形体上来说了”邱瑞祥说,因此手臂上举站立的肖像出现在布面油画、木板油画、纸本油画棒等不同材质间,尺寸也大小各异,展现出艺术家的控制力。“人的身体与绘画是能产生连结的。用自己的肉身去接近不同尺寸的画布或是不同的媒介,都会产生不同的感觉”邱瑞祥说,而它们呈现的画面效果是相似的,对他而言,突破材质本身的限制也是一种挑战。而现场有着相似形象的大小画作被并置,艺术家坦言自己每开始一件作品的创作并不是以完成为目的,“就是想画”,持续多年的反复涂抹让邱瑞祥的画积蓄了极厚的颜料,他会用水泥片来形容干燥板结的油画颜料,就像用“劳动”去形容绘画一样朴素,这来源于对踏实的认同感和个人生活的经验。
“邱瑞祥总是试图理清自己真正想说什么,或者,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一种简单的对比模式——即,一幅一幅地观察绘画,找出它们的瑕疵或小亮点——建立起他的表达。通过这个偶然的过程,他学会了如何改进他的想法,他的表达方式和技法;如何发展有效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无效的东西。”策展人凯伦·史密斯说。
在本次展览中,依稀可以辨认出过往创作痕迹的可以追溯到2017-2018年的一组木板油画《无题》,画面上下被灰、黑的色调几乎平均地分割为两截,侧躺的人物就像静物般平置在水平线上。这种几何般的形态静静地存在于画框里,观众可以做到的唯有凝视,画面内外并无太大的关联。邱瑞祥常以物化的方式去表达了生活的某个瞬间、记忆,而非简单再现,因此他的画面总是以深色背景衬托,人物是难辨清晰面目和性别的,“我觉得没有清晰的必要。因为我希望我传达的东西介于光谱两端之间;至于它到底在哪里,并不重要。”邱瑞祥说。
如果说上次展览中,《他人的生活》里绷紧的形体所呈现的具体动作仍囿于画框内部,像剪刀般的姿态完成了让邱瑞祥感兴趣的弧线。“接触”中的作品则通过人物动势突破了框架的束缚,即使《无题》(2021)中人物以颇显别扭的姿态手持物体,身体也是朝观众走来的样貌。而《无题》(2018-2019)中平板支撑般的静止也在稳定中埋藏了动势,“最低级的而且最不适合心灵特色的掌握方式就是单纯感性掌握,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要求却不是这种简单的欲望,他们把艺术作品作为独立存在的客体,只作为心灵的认识方面的对象,绘画往往加以夸张地改变着自然的原型,以期达到能揭示更深更广的内涵,通过外在的形体动作表现内在的观念。”黑格尔曾这样评价绘画,与邱瑞祥通过“运动感”改变人物外在面貌,来表达一种更强烈、更深层次的真实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就如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其《艺术与视知觉》中描述的:“每一种再现运动的画,看上去都表现出某种活动所达到的极限动作(即幅度最大的动作)。”邱瑞祥把人物形象中最具有“动势”的那一部分提炼出来,进行再创造,“绘画对我来说很重要。即使已经有无数件杰作出现,绘画已经多得不能再多的时候,绘画依然很重要。”邱瑞祥说,至少在他的生活中绘画是最能接近自己内心的一个方式,“它或许并不意味着价值,比较重要的就是它通向我自己,仅此而已。”
文丨孟宪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