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
互联网时代每天都有“热点”。通常寿命不长,一天,两天,甚至半天,我们就忘记有谁,或是某个地方,或者某件事情,刚从网络的泡沫里泛起又迅速沉没了。安迪·沃霍尔说:未来,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这个“未来”就是现在。
“晨跑女孩遇害”一开始也是个普通的“热点”。21岁的女孩清早出门跑步,进入城边一个公园后失联,几天后遗体在山顶树丛中被发现,衣衫不整,有打斗痕迹。犯罪嫌疑人是个有前科的无业游民,趁女孩一个人在山顶休息时,抢劫并杀害了她。
甜甜晨跑监控录像画面
案件过程很短,案情也不复杂,似乎就是一起平常的随机犯罪,但让人想起今年年初另一则在网上一闪而过的“热点”:四川德阳一位19岁女孩在从驾校返家的路上失踪。她从监控中消失时是下午三点多,走在一座立交桥下的辅路上,紧邻一块杂乱的拆迁地带,距离驾校只有几百米,距离她将要到达的公交车站不到一公里。几天后,女孩遗体在路边一块绿化地中被发现,生前受到侵害。
看起来都是带点“意外”性质的案件,但有些相似的字眼:白天,单身女孩,城边,偏僻,绿化地……
这些字眼也曾出现在学者简·雅各布斯的书中。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盘点美国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时曾提到,城市拆旧换新、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路网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延展到了郊外,但人流和警力管理却不能同时到达,让这些地方在白天也可能成为罪案的发生地,比如复杂立交桥下被切割的步行空间,地下通道,还有使用率不高的大型绿地公园。
河道边的河堤,经常有居民散步(李晓洁 摄)
晨跑女孩遇害的南山公园,位于湖北竹山县新城区的边缘,原来是一座荒山,2014年开始建设,2020年元旦正式竣工。公园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常见的新兴绿化地,类似高楼,广场和购物中心这类城市化标配,既能美化城市景观,又有提高偏僻地段土地价值的经济功能,还能丰富市民生活。竹山县原来是国家级贫困县,去年脱贫,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8%,南山公园是构成这个数字的重要一部分。在当地媒体的描述中,“南山公园将彻底终结竹山县无大型城市公园的历史。提高城市品位。”
但案发时,南山公园的使用率不算高。据当地人说,南山公园的建设期从2014年开始,曾成为市民们锻炼或者举家游玩的热门打卡地,但近几年休闲功能逐渐被城中兴建的其他绿化地替代。晨跑的人更喜欢选择沿河的河堤公园,那里离居住区更近,也更平坦。南山公园只有周末午后的人流量较多。这让人想起雅各布斯提到的使用率不高的大型公园的隐患。因为城市发展的不均衡,管理的不完善,常常会导致某些选址偏僻的绿地公园使用减少,甚至废弃,形成交界真空带——一个大面积单一用途的区域(通常在城市的交界边缘地带),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真空区,这些真空地带往往可能成为犯罪的高发地。
插图|老牛
实际上,雅各布斯的观察并不是高深的学术理论,而是非常浅显的规划道理。在还没看过她的书之前,我从父亲口中就多次听到类似的提醒。他是一个西南小县城的规划师,规划的图纸极少在现实中被真正采纳。一张以安全、舒适、便利为综合福祉的规划图,总容易在现实中被更能产生经济利益的修建方案所替代。所以,他的很多规划理念只能作为一种理想,或者说安全知识,讲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听。
上世纪90年代,我们所在的县城兴起一轮拆旧和修墙运动,除了留下一些碎片狼藉的角落外,各个机构还热衷建起围墙,圈定属于自己的土地。围墙阻断原来的路网,在城中分割出不少狭窄封闭,又阴暗绵长的小巷子。父亲提醒我们,宁可绕点远路,也要尽量避开这些新的通道。
后来证明,这些在高墙阴影下只容两人错身而过的小巷,是抢劫案更频繁发生的地方。新冠疫情来临后,他又多次在电话里提醒我,如果去小区边的公园绿化带跑步,一定不要到特别偏僻的地方,尤其避开天不亮和正午这样人相对少的时刻。绿地公园刻意高低不平的地貌,即便距离主路不远,三两个转弯之后,也能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空间,这些空间可能随着疫情导致的失业人口更加危险。
甜甜的遗体被找到后,南山公园通往山顶的道路被封堵(李晓洁 摄)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国内的新兴绿地越来越多了,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到县城,甚至进入村庄。我记得今年年初从北京回成都,高铁自北向南横穿大半个中国内陆,一路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铁路沿线出现了很多绿化地,覆盖着刚种上不久、齐整但并不茂密的同一树种,铺着红色橡胶或者刷满红漆的跑道蜿蜒穿过其中。绿地的旁边,有时候是长满杂草的荒山,有时候是还在建设的立交桥,有时候是房舍低矮破旧的村庄。跑道的崭新和周围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让人疑惑谁是这些跑道和绿地的使用者?当这些新的城市设施还没能与县城和村庄的生活融合时,偏僻绿地的使用者们,在沿着脚下崭新的,充满都市感的跑道奔跑时,是否会注意到周围环境中可能潜藏的风险?
城市化中的公共绿地安全问题,是我们对“晨跑女孩遇害事件”的背景思考,也是我们关注这个案件的源头。但当记者李晓洁去竹山完成采访后,她带回的受害女孩的故事,让我们注意到另一种同样具有时代性,但更个人化的问题。
这次遭遇不幸的女孩名叫朱甜甜,从小父母离婚,母亲去了深圳打工,她在娘家亲戚的轮转照看下读完初中。甜甜的学习成绩一般,没有考上合适的高中,读了一个3+2的专科项目,学习幼教。毕业后,她先在武汉和老家县城尝试做幼儿培训和美团营销员,但因为感觉工资低,没有成长性,没做多久就辞职去了深圳。
接下来是一个小城女孩漂在都市的典型故事。甜甜在深圳待了不到一年,换了三份工作,最长的一份不到半年。工资也不算高,她和妈妈一起租一间月租八九百的大开间,合住一张双人床。消解漂泊感和挫败感的方式,是跑步。
《老友记》剧照
甜甜从读大专时开始跑步,刚开始是为了减肥,也确实成功了——从180斤减到了140斤。她在跑步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毅力和自律,环境越是困难时,她跑得越多。临近毕业时遇上新冠疫情,没法出门找工作,她和表姐每天在县城跑步两个小时。到了深圳后,她仍然坚持跑步。工作地点离家最远那份工作,每天路上来回通勤要近四个小时,她仍然坚持早起跑步。5点起床,跑到7点,回家洗漱后再去通勤,还能赶上9点的公司打卡。
甜甜在深圳的故事,让我想起另一位闯荡北京的女孩。那是我在操作有关作家村上春树的选题时,找到的一位村上的中国拥趸,她来自中国中部一个县城,距离北京几千公里。女孩用了好几年时间试图填平自己和新城市的距离。除了努力工作、加班、读书、交朋友外,她也跑步。
跑步到底有什么安定人心的作用,村上春树专门用一本书做过说明。简而言之,在动荡和不确定的生活中,跑步这样看似简单机械的运动,能予人一种不假思索的稳定感,代表着一种坚持的形象,一种虽然艰难却没有溃败的力量感。“和其他困难比起来,坚持是件多简单的事啊。”那位漂在北京的女孩对我说。
我想,她说的“其他困难”,大概指的就是一个学历不高,人脉稀疏的外省青年来到一个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后,面临的种种不为他们所掌控的挑战:住宿、通勤、工作、社交、成长性、价值感,还有既不属于家乡,又不属于都市的内心。虽然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好几年,但直到对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那位“北漂”女孩最犹豫的事情仍然是应该坚持留在北京,还是回那已经变了模样的家乡?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朱甜甜很快做了选择。她在深圳待了不到一年后就决定回乡。能下决心退一步并不是坏事,就像一部古早动画片《七色花》的剧情,女主人公想去外面的世界寻找代表幸福美好的七色花,但经历种种挑战后并不成功,反而是回到家乡后,她在自家的后院里发现了七色花。甜甜的故事本来可以套用这个结尾:虽然没在城市里找到未来,但她在家乡找回了父亲。
甜甜从三岁起就和父亲分开,联系机会很有限。直到她读大专后,有了自己的手机,和父亲的主动联系才更多了。决定从深圳回老家,也是因为父亲给她发的信息——老家有事业编制的单位在招聘考试,如果能考上,可以结束大城市的漂泊生活。
甜甜选择了回乡,住进父亲新分到的廉租房。这是她自父母离婚后,第一次和父亲单独生活在一起。房子不远处就是南山公园,她每天早上起床跑步,然后回自己的房间复习备考。父亲是基层公务员,每周一到周五在乡下扶贫,周末才能回县城见到女儿。甜甜从深圳回来,到晨跑出事,只间隔了14天,这对父女只在一起待了两个周末。父亲甚至还没来得及了解女儿的爱好和生活习性,他不知道女儿喜欢晨跑,每天早上都会在天不亮时出门跑步。当然,他也不清楚,作为一个位于城边的大型绿地,清晨的南山公园是个有危险的“交界真空带”。
早上七点半左右,南山公园的高处还有薄雾,可以看到城区一角(李晓洁 摄)
案发当天,父亲是最后与女儿通话的人,那时距离女儿遇害不到半个小时。听说女儿早起是去跑步,已经到达南山公园的山顶,他就放心踏上了去乡下扶贫的班车。“听说她在锻炼,心里就特安稳。”在接受本刊记者李晓洁的采访时,父亲还加重了“特”这个字。
锻炼,公园,这些传统语言体系中的“好词”,随着城市环境的变化,已经有了新的语意和含义,但绝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县城人对此还没有意识。对这种危险的敏感,要么来源于对某些城市生长规律知识的了解,要么存在于非常亲近的亲子关系才可能产生的直觉里。可惜,这对父女还没来得及建立足够的了解与连接——这是整个事件最让人遗憾和难过的地方。而悲剧常常就发生在那些无意识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