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 | 群贤毕至 谁下手太狠？/ 黄纪苏 | 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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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強推薦黃紀蘇2004年對吐痰改革的道德批判。國有企業改革成敗關係中國道路的前途≠錢途。繳過學費，值得提高認識。市場迷信掛在嘴邊的洛克、亞當·斯密和諾齊克，虔誠信仰上帝面前（至少選民範圍）人人平等。針鋒相對霍布斯論證野蠻專制好過無政府，“洛克主張公正意識是私有制的基礎，”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是勞動開墾蠻荒~聚集村落~契約構建政府~保護人權~產權。斯密《道德情操論》“看不見的手”反駁《利維坦》人性貪慾導致每個人戰爭每個人，人性本善和上帝惡有惡報的正義懲罰足以約束謀私匯總《國富論》。也就是說，市場調節不了寡廉鮮恥。論戰羅爾斯《正義論》政府干預分配追求社會平等，諾齊克的“第一論題是持有的原初獲取，對無主物的佔有。它包含這樣一些問題：無主物如何變成有主的，什麽樣的過程使無主物變成有主的，”從不損害且有利他人的持有正義出發，通過市場調節走向“小政府~守夜人”，私有制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和國家消亡的烏托邦。30年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工業企業不漲工資，中國建成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不算市區廠址的土地溢價，怎麼說也不是蠻荒無主物。吐痰改革動員腐敗潤滑巧取豪奪，趁機信仰危機~敗壞社會道德，史無前例。
群贤毕至 谁下手太狠？
2004年8月21日，赵晓在京“点炮”以后，“郎顾之争”这杆品牌大旗加上诘问式“集体失语”下精彩的“品牌理念诠释”，将国内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山头的各路学界精英啸聚到一起，并呈现出明显的阵营派系分化趋势。
在一片喧嚣欢呼声中，尽管各个具体精英人物的立场并非是支持或反对那么简单，但众媒体还是乐于将这种阵营派系简单地二分为“倒郎”与“挺郎”两个截然对立的派系。
郎咸平：中国不能做MBO
在20多年改革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对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要坦然面对。目前，国内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如此“产权制度”改革发生了方向性错误，“所有人缺位”正在被大多数企业利用成为侵蚀国有资产的理论武器。国内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MBO的本质，现在国内所谓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是不对的。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郎咸平将如此产权改革归咎于拍脑袋想出来的，并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国有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缺乏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没有信托责任，国企老总做不好被归咎于体制问题，做好了企业理所当然地变成他自己的，这就是国内所谓的“冰棍理论”逻辑。我们怎么能允许国企老总做不好呢？作为国企老总，你就必须得做好。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换掉。当然，国企老总也应根据其业绩表现进行激励。同时，为了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个好的经营环境，政府行政命令应该退出企业的经营。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郎咸平打了两个比方。第一个是家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以后，保姆就变成家的主人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家很脏，但家值一百万元，现在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保姆说，你就给我二百元你家的所有权吧。同时，整个家的价值也是由保姆定的——保姆说，值两千块吧。这样，十个月后，整个家也就归保姆了。郎咸平认为，如此“保姆理论”的逻辑是极其荒谬的。他进一步举例说，韦尔奇在GE做了20年的“保姆”，把GE从10美元∕股搞到84美元∕股，将GE产值做到美国GDP的二十分之一，但他2000年退休时，只带走一亿美元的报酬。最后GE是谁的？还是中小股民的，并没有变成韦尔奇的。因此，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制来保障其信托责任，是我们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
郎咸平尖锐地指出，我们一直忘记了一点，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良心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证有良心。而且，呼吁也是没有用的，要有严刑峻法支持才有用。中国股市到今天的地步，不是缺钱。缺什么？缺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严刑峻法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做一个主导，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基于此，郎咸平说自己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
郎咸平声称，自己的本意并不是要反对民营经济，其保护的终极目标还是私人产权。只不过，民营经济必须在法制框架下得到约束，如果没有约束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民营经济具有掠夺性，它在不断扩大、不断掠夺的同时，有可能会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想想看，如果我们容许他人任意践踏国有产权，那么他们将来也必然会践踏民营产权。因为，一个不珍惜国有产权的民族，是不会珍惜民营产权的。
张维迎：不与无耻的人对话
我有一个比喻，其实是从冯仑那里借来的，也就是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
“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改革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并不是“拍脑袋”就能出来的。
为什么现在要讲“国退民进”？因为检验一个企业所有制的标准，就是在竞争中有没有生存能力，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所以，我们好多改革措施都是在寻求尽量对大家都有益的结果。在改革当中，衡量改革有效率还是没有效率、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应该以社会总财富最大化为标准。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些损害是总财富增加不得不付出的成本），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
国企在收购和兼并中怎么定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现在的一个标准是净资产，但净资产衡量的是资产过去的价值，人家买你一个企业，买的是这个企业的未来，而不是过去。高于净资产出售不一定就没有流失，低于净资产出售也不一定就有流失。在这种以净资产定价的买卖中，如果是一对一谈判的话，如果出售的不是全部所有权，即使净资产等于企业的真实价值，其实已经是国家占便宜了。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
张维迎表示，一个健康的社会要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让这些人得到合理的回报，否则以后还会有谁愿意为社会作贡献？因此，在国企出售过程中，一定要善待那些过去为企业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甚至妖魔化企业家，更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张维迎认为，讲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是说所有者没有行为能力。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职的保姆。把经理人比作保姆是一个比方，问题是，如果保姆糟蹋这个家的话，主人哪儿去了？主人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不可否认，有一些国企改制操作不规范甚至是买者和卖者相勾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是不能宽容的。但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国企改制过程中造成国资流失肯定是有的，但总体上看却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改革当中获得好处。
张维迎特别强调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他认为，拖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资产放在那儿看上去没有流失，本质上是在慢慢流失了。这就如同将“冰棍”放在那儿融化了，蒸发了，化成水了。试问，如果是自家的“冰棍”，谁愿意它化成水？这也就使得我们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值钱。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害怕承担个人责任，很多改制方案他是能拖就拖。正由于政府部门的顾虑，很多国有企业就那么拖垮了。目前，把所有“民进国退”的改制都说成是私人企业侵吞国家财产，这种舆论压力本身就会导致更多的国有资产缩水、流失。事实上，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类似于糖衣炮弹，看起来好，诱惑很大，但是吃进去之后可能会爆炸，这倒是民营企业家收购国企要注意的。
学者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我们不应该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有人喜欢用数据糊弄人，因为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有时间或能力将数据重新算过。但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现在，“多数人的利益”、“小股东利益”已经被某些无耻的人劫持为“人质”。
面对记者有关“郎顾之争”的提问，吴敬琏最早的回应是：对科龙整个转制过程没有研究，无法评价是否出现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对郎咸平目前国企改制中出现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表示认同，但对其他人以偏概全的议论表示反对；不能认同郎咸平有关“国企效率优于民企”与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
随着“郎顾之争”逐步升级，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位置上来，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应以人废言。同时，对郎咸平提出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并主张用“大政府主义”去加以纠正，吴敬琏表示无法接受。当然，对那种说即便公共财产被贪官送给了私人老板，也比放在政府手里烂掉强，也是他一贯反对的。
周其仁：究竟在对谁开炮？
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你追吧，像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追不出个头绪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
周其仁言辞激烈，在对郎咸平的学者品德进行质疑的同时，其立论的根基就是对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TCL与海尔的论点论据进行反驳，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现有的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毋庸置疑。关于格林柯尔的问题，他是从常识的角度进行追问：“这样的好事，我怎么就遇不到？为什么我不能坐到邻居家里，先由我掌控定价权，然后把人家的资产‘买’走？天下真有这么一种资产转让模式而又可以频频得手，格林柯尔的规模不会这么小。”对于TCL，他更是为地方政府当年与李东生为首的经营班子签订的合约击掌叫好，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是吸收了多少国企垮台、行为扭曲的教训之后，逼出来的一种改制尝试。
周其仁对有关海尔曲线MBO的问题谈得比较具体详细。他认为，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制企业，它的资产来源非常清楚，就是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市场机会以及以张瑞敏为首的海尔管理者和海尔员工的共同贡献。在集体所有这一前提下，郎咸平有关海尔是国家所有的立论前提就错了。前提错了，其攻击只能陷入“指鹿为马”的尴尬境地。
周其仁特别强调说：“类似海尔这样的大集体企业，应该靠所在地方的相关利益各方，在改制实践中摸索出界定产权的办法。海尔集团是产权不容界定到个人的传统大集体，海尔持股会是改革中形成的个人产权清楚的新组织。究竟哪些权利、以什么形式、多大数目、经由什么程序完成转让，应该也只能由当事的相关各方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解决……青岛市大集体利益如果受到损害，当事人也会失语吗？海尔职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们真的没有行为能力吗？还有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为什么非要一个连一次实地调查都没有做过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
崔之元：严惩向饭里吐唾沫的
我亲耳听过我们国家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过多次，他教唆国有企业的经理主动地把国有企业搞坏，这样再卖给他们。一锅饭如果是好的政府就不会给你，他教唆经理在饭里面吐一口唾沫。政府一看以为饭已经脏了，就同意出手了，但是，你实际上知道只有吐了唾沫的地方是脏的，只要把吐了唾沫的地方用勺子挖出去扔掉，其他的饭还是好的。
崔之元主要是从理论上重点回应了周其仁对郎咸平的攻击。他认为，周其仁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是，企业交易各方是一个自由契约的交易方式（只有当事人知道合理不合理），局外人没有发言权，企业本身是自由契约的集合。周其仁这一理论观点事实上是把西方的契约交易简单化了，忽视了自由契约必须是在相对平等的主体间才能有效这一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或者信息严重的不对称，则自由契约是无效的。很显然，在目前国企MBO过程中，交易主体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中国工人的地位与资本家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在如此不平等的前提下，是不能保证交易的公正性的。
崔之元表示，顾雏军旗下格林柯尔系的“金字塔控股结构”，恰恰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与迈克尔·史宾斯所提出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所有者的不谨慎投资（即投资于风险过大的项目）并非破产主因，因为许多投资是在明知项目不可行的情况下作出的，真正的原因是所有者通过破产而掠夺本企业资产。所有者如何掠夺本企业资产呢？这从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可以看出端倪：只要所有者（包括个人和母公司）只负“有限责任”（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常态），并且投资要经过若干个会计期才能完成，所有者就可以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从而增加所有者权益分红，尽管后期会计将会显示整个企业的亏损。显然，所有者是可以掠夺本企业的总资产的，即剥夺债权人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为获利而破产”。如俄罗斯“休克疗法”时期的金融大亨托塔宁，他控制的银行以15％的利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贷进的美元，以高达50％的利率转贷给那些明知不可行的项目。这样一来，托塔宁就膨胀了前期会计净资产，增加前一会计期里的所有者分红。等到1998年卢布大幅贬值时，托塔宁及其股东已经赚够了，而最后破产却不过是有限责任的破产。
崔之元认为，上述分析和格林柯尔香港上市公司利用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的资金，购买在天津完全不成规模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逻辑。因此，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内在逻辑并无不当之处，错误的恰是张维迎等——他们为私有资本家辩护说，因为所有者承担着风险，一旦破产就要倾家荡产。但是在有限责任的情况下，他并不承担这个风险。
崔之元特别强调指出，“郎顾之争”并不是主要针对顾雏军，而是通过列举的一个例子，来探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样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注]本文原载于《理财》2005年第9期，第12~15页。
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纪苏
最近回顾1990年代以来的产权改革，张维迎的吐痰理论赫然在目。能落实到屎尿等排泄物分泌物的道理，我从来以为是值得关注的道理；能沟通马桶和书本的学人，我也从来以为是值得关注的学人。当众多学者在学术的焖烧锅里和公式字母炖得难解难分之际，亏得张维迎这路经济学家能把衣服脱得这么彻底，本相亮得这么明白，从国民认识的角度来说功不可没。我拟了几句戏文，按旧小说的套路“有诗赞曰”：
当年有个包子被我——吸痰
没人要了
后来有个妞子被我——吐痰
甩不掉了
如今有个厂子被我——再吸痰
进腰包了
就凭这几口绝活
要饭的孩子该节食了
从电视节目里得知，张维迎当年去废都赶考，两三天的生活外加拼搏靠的竟只是两三个烧饼，投入与产出极不成比例。说吐痰理论就诞生在张维迎当时经过的某个小饭馆附近，应该不算“大胆的设想”。饥肠辘辘的人琢磨一下别人的盘中餐怎样“改制”才能“转轨”到自己肚里，这不算过分，就是真动手也都可以理解。一口痰把抢粮食变成捡破烂，这种流氓无产者璀璨的辩证法背后，蹲着一个老实巴交的相对合理性：人家饿。
接下来的社会剧变，像大轮盘一样没用两圈就把张维迎等苦孩子转出底层，转入上层。这一上一下悬隔之大，相当于从蛹到蛾子的距离。难得蛾子不忘本，腾空时连草根土坷垃一带的求生偏方也带上了；离地三丈后便将它献给漫天的蝗军，为它们下来扫荡底层、实行三光提供便利。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跟流氓无产者本来相去不远，张式痰法无师他们也能自通，不像黑砂掌铁裆功之类还要到少林寺武当山留学，跟科斯、弗里德曼一招一式读博。好在张维迎们锦囊中的招数——从腐败次优到经济学不用讲道德，从吐痰理论到效率等于拉大社会差距，从靓女先嫁到社会公不公平就看穷人认不认命，从私产神圣到大赦原罪既往不咎一究资金就外流中国就落后——土的、洋的、土洋结合应有尽有。在他们的前拥后簇下，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已走过伸头探脑的初级阶段，走上昂首阔步的中级阶段。他们如今看上谁的东西，只消吩咐一群满脸横肉的家伙拿着公章去取就是了。官、商、匪虽然文字上仍写作三个，实际上每每混为一谈。该到手的大件都已经到手，剩下的零碎儿谅也不会流散多少。下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赶紧办理财产公证，勒石铭碑，完成从强盗一世向强盗二世即贵族的转型。土匪的儿女锦衣玉食，吟风弄月，在社会心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儿女们用“继承”来的财产孝敬父母，常回家看看，就更是弘扬传统美德了。与一般知识精英不同，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一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决不止吹拉弹唱，况且他们那些跟逻辑拧着、跟事实对着、常常急得连裤子都穿反的“学理”，用来做包装也不够专业。这20多年的历史，实践不总在先，理论每每冲在头里。我有时纳闷，那些理论家，小时候也都是挺可爱的孩子，为什么如今怎么看怎么像撬锁的改锥、拦路的刮刀、碎人山墙的电锤呢？
关于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家的关系，张维迎出于他的“食色风格”，爱用男女来做比方，他这回就奉劝大家“不要以妓女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性关系”。已经有人指出张维迎到“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呼吁全社会善待资本家，选址就有问题：有什么话呆在北京的教学第一线说不行么？我倒是觉得张维迎把自己定位在老板跟前相当正确，虽然还不够精确——讲坛应该在老板腿上。但问题是，良家妇女也可能被老板的人格魅力感召到腿上——八几年的报告文学就开始夸企业家“就连打鼾都是第一流的”了。而且，妓女这个行业跟经济学一样，是个非常理性的去处，认钱不认人，就是卖油郎攒了一口袋钢蹦上门，花魁点够数也只好实施微笑服务。再有钱的嫖客在服务区外出事，窑姐都不该管，因为那不是她的业务范围。记得有本荷兰娼妓业的调查报告提到，个别妓女接客时哼哼了几声，便得到同行的负面评价——说她动哪门子真情呀？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跟资本家的关系看来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关于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据我有限的阅读，经济学家中王小东秦晖何清涟早就在说，杨帆左大培韩德强也不断在说，说说而已，一点也没影响瓜分的进度和力度，郎咸平一样的书生，怎么可能真对老总们有多少不利呢？可看把主流经济学家急的，莺飞燕叫着从四面赶来鸣不平，又是“要善待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士”，又是“民营资本家也不个个都坏”，又是“没有民营资本共产党政权哪儿有这么稳固”，如此激情赞助的场面实为中国娼妓史所无——群妓凑钱葬柳永那次除外。但说到底，他们的“情”是装了瞄准器镜的，俏是准星，钞是靶子，爱俏与爱钞在十环处完全重合。如果说十年前资本的神龛下还有些盲目信徒，今天则无利不烧香，他所以讴歌“看不见的手”，是因为那只手能送他本人看不够的钱。为流氓资产阶级驰怀纵欲“倾情服务”以换取不菲的报酬，这是典型的买卖；折合到两性关系，就是卖淫。
社会变迁的大轮盘把一些流氓无产者转成流氓资产阶级的优秀服务生之后并没停下来，而是继续旋转。于是，其中最优秀的服务生沿着那条弧线又转成上市公司顾问、“独立董事”之类。这些老板阶级的新成员，成色或许还不足24K，可再用挣夜班费的妓女来形容就不大贴切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从姐儿进化成了鸨儿，即从生产诸要素中的劳动力与时俱进成了资本？鸨儿在活儿特别忙或是有贵客登门的情况下，也是会亲自出马、既当资本又当劳动力的。
[注]本文原载于黄纪苏：《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第152~155页。刊《参阅文稿》时略做修改。
摘自《參閱文稿》No.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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