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三毕业的那年夏天，当电话里的女声冷冰冰地报出我的高考成绩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了整整24小时。我的分数和作为目标的深圳大学相距甚远，甚至都没有过江西省二本线。

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我决定复读一年，重整再战，这一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为我报好了南昌本地的一所民办专科学校，校方在收到学费后很快回复说，暑假结束后就可以去参加军训。

我和父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确切说，是我和母亲在吵，直到父亲进门后，我郑重地向他表达了想要复读的心愿，然后得到了他的回复——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没有妥协。

那段时间外婆来我家住，父母顾忌到外婆在，不好再打我，但每天跟我念叨着专科学校的事。我没有再理他们，把自己锁在房间，独自默默温习着以前的功课。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三十天。

有天，外婆出去买东西，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做习题。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到父母站在外面，身后还跟着三个穿警服的男人。

“你好，我是青山湖公安局的，”领头的男人自我介绍说，“现在有一起高空抛物砸伤人事件，需要你和你父母配合调查。” 

我望向父母，他们冲我点了点头。那个男人穿着带编号的警队制服，看起来不像是骗子。我和他们来到楼下，坐进一辆黑色的别克车里。              

在车上，不知道迷迷糊糊睡了多久，身边人将我摇醒。下车后，望着眼前的仿古建筑和几个穿民国服装的人，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这是哪儿，我爸妈呢？”我隐约觉得情况不太对。这时，身旁的两个人迅速抓住我的手臂，另一个人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挣扎中，我的指甲还划破了他的胳膊。 

“老实点！”他喊道，这时，旁边又冲过来几个男人，一番撕扯后将我抬到二楼黑森森的房间，扔到了地上。 

我在石砖上大口喘气，刚才有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后来才知道是个学生）朝我的腹部连续打了几拳，现在我的胃抽筋似地疼痛，浑身的骨头仿佛都要散架了。几个妇女走了过来，搜去了我身上大部分的衣物和鞋子，最后拿走了我的眼镜。 

几天后，我才慢慢了解到，这里是一家叫做“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的特训机构，也是父母给我安排的新归宿。他们希望我能通过半年的“矫正治疗”，恢复成他们想看到的样子，包括在休学一年后重新回到那所专科院校读书。 

二

我是家里第二个女孩，出生后没多久，父母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了，把我寄养在了位于郊区的外婆家。 

外婆文化程度不高，对我很好，印象里我口袋里的零用钱总比同龄小朋友多，而且还会唱很多好听的童谣，讲一些稀奇古怪的鬼故事。我并没有像很多留守儿童那样没事就打听父母的情况，因为我极少见到他们，在我脑海里，他们只是一个模糊存在的影子。 

直到我六岁那年，父母才将我接回南昌的家里。我难过地大哭了一场，惹得大人们都笑了起来，父亲觉得尴尬，于是更加用力地拽住我，把我塞进回去的汽车。 

家里的生活不如想象中美好，父亲本科毕业，脾气十分暴躁。他小时候，有一次吃饭时顶撞了长辈，被爷爷吊在树上，用赶羊的鞭子狠狠抽打。这种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对我的教育方式，一旦我在生活中稍有违背他意志的举动，就会遭到他的斥骂和责打。母亲没什么主见，往往随声附和，使我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 

以往挨打的时候，我总会告诉自己，我还小，等长大就好了。然而，即便我已经成年，依旧无法把持自己的命运。

关押我的房间光线很暗，只有一扇排气窗的缝隙能透进一丝微弱的光，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两侧的墙壁因潮湿生满了霉斑，靠墙的地板上放着一条没有被套的旧军被，地上有时会看到蚂蚁和蟑螂，这条被子只能半铺半盖。另一侧放着一个用来方便的桶，此外一无所有。 

每天，会有人通过条杠状的活板门送进来一点儿吃的，菜和饭都拌在一个铁碗里，能认出的只有辣椒。刚进去的时候，我把饭都吃了，结果腹泻了整整一天，后来我每次只敢吃一点，不敢多吃。

被关押的最后几天里，我强迫自己和送饭的学生说话，和偶尔来探视的教官说话，甚至对着墙壁自说自话——这会让我暂时抛弃逃跑和寻死的念头。

网络图 | 蓝色门里即是学生们口中的“小黑屋”

在看守我的教官确认我“情绪稳定”的时候，我已经在“烦闷室”被关了七天。解除监禁的那天，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院子里，觉得双腿轻飘飘的，白色的阳光耀得刺眼，视线一片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