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灯塔》并非一件易事， 导演罗伯特 ·艾格斯（Robert Eggers）和他的演员们在加拿大新斯科舍 （Nova Scotia） 的 Cape Forchu 度过了风吹雨打的 35 天，剧组在险象环生的礁石上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立足点。去年 10 月的伦敦电影节上，艾格斯在影片的英国首映前与我交谈时告诉我：“人无法在阴风怒号又淫雨霏霏的天气里高效工作，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进度落后了。”对罗伯特·帕丁森而言，这次拍摄是一次特别的考验，他在采访中谈到了自己艰难地揣摩角色的过程，他在醉酒状态下拍戏时曾一度失禁并呕吐不止，最后甚至到了想揍导演的地步。两人都为他们所创造的黑白迷幻之旅而感到骄傲，他们与大自然斗争数周的回忆听起来好像他们也经历了一次相当于灯塔看守人的经历，或 “灯芯”在埃格斯的两只手，在被狂风隔绝的时空中被逼到精神错乱。
《灯塔》剧照
威廉·达福（Willem Dafoe）倒没有这样抓狂的故事。我们见面时，他就像乐观和热情的化身，把每一种无论多么具有挑战性的处境，都视为探索和发现的新机会。如果你问他关于天气的事情，他便会提及积极的一面，解释到天气并非阻碍，反而帮助他塑造了自己的表演，“天气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他说：“你只能有限地表现出冷，然而即使你很擅长这种表演，我不确定你是否能贯穿下去。但是如果天气真的寒冷，那就是冷，并不需要刻意演出来。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我们要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演一个人。”
同样，达福也不觉得有必要像帕丁森一样为了贴近角色而折磨自己，他将自己的方法描述成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即把零件分解为其组成要素，并一一掌握，直到托马斯·韦克这个角色显现出来。“这不是一场演出而已，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语言，我必须拥有它。所以这并不是演员的把戏，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与台词、音乐和节奏建立联系。你需要不断地练习，不断地思考，接下来是这些外部的满足：体态、假牙、我留出来的胡须，我看起来不像我自己，再加之华丽的服装，和非常极端的天气……所有这些东西都带我陷入一种体验。”在达福的咧嘴一笑中，他第一次暗示了拍摄的困难，“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经历。”
《灯塔》剧照
对特殊经历的追求一直是达福四十年电影生涯的动力。“在某些方面，我是个感性的怪物。”他说，“倒不是挑战疯狂事情的感性，但是一旦你体验到了做成一件美好的事情是什么滋味，便会欲罢不能地想要再次经历。” 这种不懈追求的结果，可以说是当今所有演员的作品中最不拘一格且最富有冒险精神的电影作品集。达福最初尝试从戏剧界转战到电影界时并不顺利，在迈克尔·西米诺的《天堂之门》(1980)中，他在片场做了 3 个月的临时演员后被解雇，但在随后的十年中与他合作过的导演们的名单读起来就像是 80 年代的美国电影名人录。制片人最初在达福的身上挖掘出一种积郁的性感和潜伏着的威胁感。他以凯瑟琳·比格罗和蒙蒂·蒙哥马利的《无爱》（1981）中饰演的皮衣机车手形象首次在银幕上亮相。在沃尔特·希尔的《街头怒火》（1984）和威廉·弗里德金的《生死洛城》（1985）中，他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反派，随后，以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1990）中饰演畸形的鲍比·秘鲁结束了这套戏路。
《无爱》海报
小生出道，靠着这类笑傲江湖的反派角色成就了自己的同时，自然也有被其反噬的风险，尤其是当演员狂妄的眼神和笑容带有邪恶的底色时。但达福一直在回避类型化。其他电影人也从这些同类型的角色中看到了和善、共情等特质，这也使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马丁·斯科塞斯的《基督的最后的诱惑》（1988）中饰演了一个自我怀疑的耶稣，并凭借在奥利弗·斯通的《野战排》（1986）中饰演的一个有良知的中士以利亚，获得了他四项奥斯卡提名中的第一项。
《野战排》剧照
达福甚至还在好莱坞黑色电影中出演过主角，如《赤裸惊情》（1992）和 《血溅黄沙》（1992）。似乎还没有一个演员可以如此游刃有余地在主流电影和独立电影之间切换。打开达福的IMDb主页，你还能看到诸如《生死时速2：海上惊情》（1997）、《苦难》（1997）、《憨豆先生的假期》（2007）和《反基督者》（2009）等类型的作品。除了频繁地与自己的意大利导演妻子吉阿达·科拉格兰德（Giada Colagrande）合作之外，他也曾寻求与国际电影人合作的机会，如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海科特·巴班克（Hector Babenco）和张艺谋。我们很难想出达福这类经常出现在荧幕上，却也始终活跃在先锋艺术中的创作者，他曾主演过的舞台剧包括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的作品，超现实主义戏剧《白痴野蛮人》（2009）、《鲍勃威尔逊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生与死》（2011）。
《鲍勃威尔逊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生与死》剧照
达福在《灯塔》里呈现了一个跛脚、粗俗、又爱骂人的懦夫，这本是一个毫无新意又俗气至极的老水手形象，但却是令所有演员们都印象深刻的一次创作。“这是一个典型又刻板的海盗形象。” 艾格斯承认，“但达福和编剧围绕着角色的研究和创作，使他成为一个可信的、真实的、多维度的人。”
达福一下子就和艾格斯的创作建立了联系。“我们不必争论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它关乎身份，当身份被剥夺时，为了生存，人们会尝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关系，因为他们身处困境。当然了，有些是喜剧性的，有些是悲剧性的，但它在我们的想象中是有启示性的。所以电影才会让人感到满意，所以电影才会有灵魂，因为它在讲述我们。”不过项目之初，让达福对《灯塔》产生兴趣并决定加入的关键是导演，而非剧情。2015年纽约，当达福路过安吉利卡电影中心时，一张《女巫》的海报吸引了他。两个小时后，他确信这个初出茅庐的电影人是他希望合作的对象，于是取得了联系。
《女巫》海报
这封来自达福试探性的邮件，促成了与拉斯·冯·提尔和韦斯·安德森等人长期有效的合作。这种主动建立艺术合作而非被动等待的方法，就是达福经营自己事业的原则。“这是唯一的办法，否则你只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一颗棋子。”他说。“我曾经有一个经营多年的戏剧公司，The Wooster Group，那是我以前每天出没的地方，当时我每年只能拍一部电影。如今，我仍在做剧场，但我已经没有公司了。当我结束了在The Wooster Group的工作时，一切都变得更加灵活。我见我喜欢的导演，如果有意义，我还会接近他们，尤其那些年轻导演。这些导演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尚未赢得关注，但如果你能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那么你们将会非常合拍。”
如果说有些导演因为成就演员，赢得了“演员的导演”的称谓，那么达福就是一个“导演的演员”，他尽其所能地去成就每一个导演的创作。“我总是被导演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他说：“因为我是那种喜欢把自己交给导演的演员。在片场，我总问在摄像机另一边的导演，我在机器前面，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喜欢成就导演们的想象力。我没有足够的才华去表达或者实现某种幻觉，但通过导演，我弥补了这些缺失，这让我以一种更勇敢的方式变得更自由、也更不计后果；当然这不是因为我很勇敢，只是因为我在成就别人。我希望自己总是在一个充满惊奇又求知若渴的环境里工作，而不是上行下效的执行。”
在其他的一些合作中，达福甚至投入的程度更深，在托马索（2019）中，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这是达福与阿贝尔·费拉拉合作的第五个项目。(他们刚刚完成了酝酿已久的第六部《西伯利亚》)他在片中饰演一位刚刚戒毒，生活在罗马的美国电影导演，影片需要他在费拉拉的公寓里，和导演的亲生妻子和女儿一起的即兴表演。这是一部只有经过了二十多年努力和深厚的友谊，才得以实现的电影，但达福承认他们的关系其实有着不顺的开端。
《托马索》剧照
“费拉拉是我的朋友，并且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我如今才会这样说。但我与他合作第一部电影《新玫瑰酒店》（1998）时，整个过程几乎是一场灾难。” 达福回忆了那次麻烦不断的合作，拍摄期间费拉拉解雇了多数工作人员。“有些人喜欢那部电影，我妻子也喜欢，但我继续和他合作还是因为我们的不谋而合。和费拉拉合作的这些年，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顺畅，他的一些创作过程也开始预示着我的过程。他给了我无人可以替代的挑战，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合作者，而非枪手。”
威廉·达福与阿贝尔·费拉拉
达福对他和费拉拉的所有合作都感到骄傲，包括那些被低估的作品，如《戈戈舞的故事》（2007）和《地球最末日》（2011），但惨淡的票房也让他感到沮丧，“为什么这些作品没有被看到？这让我难过。”他说，“如果我喜欢某样东西，我就想分享它，我创作了那些会让人产生共鸣的作品，但因为市场的性质，它们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属。” 在费拉拉的电影《帕索里尼》（2014）中，他饰演了一位意大利诗人和电影制片人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该片在电影节上广受好评，但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都没能在美国发行，这部电影的困境尤其刺痛了达福。
“没有人想看这部低成本电影，一个关于激进的意大利同性恋知识分子的故事。”达福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说：“他们问我谁想看这个故事，我回答每一个艾奥瓦州的性少数群体！但依旧无人问津。后来发行商KinoLorber出面，他们做了一些非常有限的放映，他们为这部作品找到了归属，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而且评论界的表现也不错，这确实很令人高兴，但我不希望这是一种常态。这将是一场战斗，如果费拉拉的电影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市场，它们就会有归属，虽然不是主流市场，但也足以支撑下去。”
《帕索里尼》剧照
让低成本的独立电影在付费公众面前亮相从未如此困难，特别是如果你仍然倾向在大屏幕上将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达福拍过很多商业大片，但他仍然决定寻找独立电影的新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视行业为同行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和稳定的时候，达福却从未涉猎其中。“我总觉得有区别，即使是平台的变化，我们怎么观看，以及演员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变化，都是有区别的。”他说。“我发誓，这不是偏见。我看过了，也试过了，但我就是看不进去。这也不是势利，确实有一些伟大的表演在进行，但我们谈论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在闲暇的时候，我想看书、看电影，但我不想看连续剧。”
威廉·达福
除了个人的娱乐喜好外，达福对导演的敬业也是这一立场的一部分。“有一种弱化导演的趋势，重心变成了运行商，有时他们甚至会换掉导演。这是关于剧作，角色和演员的 ，我不希望它将是演员的，我希望它将是电影本身的，我想消失在电影中，因为那是一个演员的最佳状态。”
达福的64岁很年轻，他丝毫没有失去好奇心、热情和冒险精神。当然，时间的流逝让他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多洞察，也教会了他在创作时不再瞻前顾后，而是尽情享受每一次当下。“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自然想铆足了劲去立个flag，你想证明自己。当然，这仍然是重要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想起那些早已退场的朋友，你会变得清醒，并且明白，‘好吧，我最好孤注一掷地做一件事情，而不是三心二意’，因为也许第二件事根本就不存在。”至于下一个孤注一掷的目标会是什么，达福对任何可能都保持开放的态度，也始终相信曾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指引他完成100多部作品的第六感，“我会与任何人合作，只要这事是有意义的，” 他耸了耸肩说：“我没有计划，you k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