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焦南
来源丨博索
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与知识的传授者。
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情英雄，作为泰坦的儿子，他背叛父族站在宙斯一边；为了带给人类光明与温暖，他又从宙斯那里盗得天火交给人间，自己因此遭受天谴。
作为人类的庇护神，普罗米修斯让人类享受到“火”带来的光明与温暖，这一神话充满着“神创论”的既定色彩。火作为光明与温暖的种子，不是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的，而只能是天神赐予的。
普罗米修斯的神话，隐藏着一个未曾道破的秘密：西方文明，带有偷窃的基因。
这与华夏火的来源是迥然相异的。
《韩非子·五蠹》：“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华夏民族的文明之火，创造于自己的双手。
《淮南毕万术》：“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
东汉许慎《淮南子》载：“阳燧遇日则燃而为火，阳燧，金也，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余，有顷，焦吹之则得火。”
不止于此，在世界的东方，火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基本技能，更沉淀为一种敬天敬祖的文化。
《周礼》：“阳燧取之于日，近于天也，故占卜祭祀时用之。”
东西方社会对于火的起源这一重大社会事件记载的不同表现，显示了亚欧大陆两端不同的文明风格。
焚鼎之焰是有形之火，知识则是无形之火。
一个族群的兴起，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群聚集，更有知识文化塑造的文明形态。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华夏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形态，在先秦之前的尧舜禹时期已经奠定。华夏族群的生存基础是土地与农业，而农业发展的科学基础，则是与之相随的天文观测。在天文学领域，在数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上，华夏民族一骑绝尘，把世界其它文明远远甩在身后。
到了元代，郭守敬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二十七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测出一年为365.2425的精确数据。事实上，郭守敬与相隔3000多年尧帝时期的天文测绘是一脉相承的，与先圣“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只有量上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这是华夏文明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完善的表现。
从达伽马到牛顿，以文艺复兴作为分割蒙昧与科学界限的西方世界，其崛起的标志却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技能——测海观天。
伽利略就读的比萨大学，意大利地区，建于1341年。
哥白尼就读的克拉克夫大学，波兰地区，建于1364年。
第谷就读的哥本哈根大学，丹麦，建立于1479年。
开普勒就读的图宾根大学，德国地区，建立于1477年。
牛顿就读的剑桥大学，英国，建于1209年。
围绕近代科学名人，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们接受教育的大学。在不排除历史加工的前提下，我们发现这些大学主要成立于文艺复兴时期，有些声称面世更早的大学，其前身基本是黑暗中世纪的神学院，与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关联不大。而孤悬海外，造神造史运动最为活跃的英国，剑桥大学的悠久历史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其在文艺复兴和近代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是从后来开始的。
孔子开办私学，教学资料来自鲁国的官藏典籍；荀子创建的稷下学宫，实质上是齐国的社会科学院和政府智库，背后是齐国的支持。
做生意要有本钱，成立一所“大学”并迅速产生科学巨星与学术成就，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第谷、开普勒、哥白尼和牛顿们的科学基础在哪里？
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哥白尼书房里的天文仪器、郭守敬被称作“中国的第谷”，以及牛顿口中“巨人的肩膀”，都为我们的疑问提供了合理的出处。
马可·波罗（1254-1324）在中国游历17年之后返回威尼斯，伴随他返程的，除了皇帝赏赐的珍宝财富，来自中国科技产品与典籍成为欧洲最早的科学火种。
英国海军前军官加文·孟席斯在他的作品《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中指出：文艺复兴不是欧洲内部的自发行为，而是中国人引发的。而达芬奇的诸多设计图，则是从郑和舰队带去的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达芬奇的诸多手稿，与元代王祯所著的《农书》插图有着惊人的相似。
面对欧洲中心论者的激烈批评，加文·孟席斯坚称：“当前历史教材中的理论才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对这些垃圾执迷不悟的家伙并不是我这个‘幻想家’，而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
文行先生在《传教士盗取中华文明、颠倒世界历史》一文指出，"王文素(明代中国数学集大成作品《算学宝鉴》的作者)不是'早'、'率先'，而是欧洲的近代数学完全系中国数学通过传教士西传的产物，是'中学西渐'，包括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系源自明朝王文素的'导数'，根本不是欧洲的发明。"当然，发生了"南橘北枳"的效应了——用阿拉伯数学的瓶子装中国数学的酒。
马可波罗、郑和前后的中国航海家与商船、往来亚欧开展贸易的阿拉伯人带来与传播的宋元、明初的典籍、工具、研究方法和技术理念，为马可波罗之后，而非之前出现的欧洲大学学习研究先进科技文化提供了源头之水。
对于这种全面向欧洲这种文明低地输出文化与科技的活动，现代历史学家称之为“东学西被。”
开普勒三大定律是万有引力的前传，与树上坠落的苹果没有半毛钱关系，牛顿的苹果只不过是伏尔泰创作的文学故事。
牛顿的上一站是开普勒，开普勒的上一站是第谷和哥白尼。
哥白尼的方法是数学和数据模型，《天体运行论》重点强调哥白尼数据的精确，所谓精确，是比较之后的结果。与谁比较呢？在哥白尼的时代，中国人一直是天文学的领跑者，而离哥白尼最近的科学巨匠，是郭守敬。
郭守敬《授时历》一年的数据为365.2425天，而《尚书尧典》给出的测量数据是“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天文学的数学模型，万物皆源于数，天文学真正的源头在这里。
中国方向、中国道路、中国方法，却是欧洲“发现”了宇宙的秘密。
既然发现了星辰与万物的运动规律，牛顿为何晚年陷入神学呢？
《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列子·天瑞》“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
牛顿理解不了中国人的天道宇宙观，更理解不了列子的宇宙模型。
在现实生活中，刚从黑暗中世纪爬上岸的欧洲人摆脱不了宗教的拐杖，他们需要把“上帝”带进科学。
真正的科学是没有这个“上帝”这个尾巴的，把科学的成绩归因上帝，恰恰反应了西方人科学意识与科学能力的缺失，也说明科学的源头另有其人。
在缺乏正确天道宇宙观的前提下，真实的天地被抽象，被数据化模型化。真实世界要素的缺失，让现代科学在臆想与极端的分割中陷入永无尽头的绝望。
《庄子•天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中国人一开始就从整体观上看到了无限分割的尴尬结局。
中国超算在单核性能指标不如国外，而在整体性能上胜出，体现的是系统优势。
《伤寒论》：古之圣人昼参太阳日影，夜观北极星象，发现宇宙自然大道，立河洛图书，以启世人。
中国科技多为致世之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这里的“不知”并非“无知”，只是没有刻意的把“日用之理”从“日常之用”中驳离出来。
北宋理学兴起，“理生万物，理在气先。”中国人传统“格物致至”思想的理论色彩进一步加深。
宋明科技成果的全面爆发，理学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理解不了中国人的“阴阳辩证”、“遵道执中”结合实际的致用思想，缺乏中国式“天大、地大、人亦大”、“人命关天”的人本思想。尚未完全开化的欧洲人的行事处处充满着蒙昧时代“异教必诛”的野蛮作风。在“地心说”、“日心说”这样的学术争端上都能闻到人肉烧烤的味道，它们还把刚刚发现的新世界，用人类的鲜血染红。
一边用中国人的工具和方法在中国人开创的道路上前行，一边把中国人描述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缺乏科学常识的民族。面对原创作者，抄袭者把他们惯于撒谎、伪善的嘴脸表现的一览无余。
按照西方历史的说法，中国最早的地球仪，是传教士曼纽尔·迪亚士(ManuelDias)和龙华民(NicoloLongobardi)1623年专为中国皇帝制造的。
《宣夜之学》：“日月众星，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
《大唐开元占经》：“天大地小，天统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譬如卵白，白绕黄也。”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唐代的被中香炉理解为《开元占经》的所建构天球、地球的天地模型。
仅依靠肉眼观察和想像，是难以对宇宙星辰有如此正确的认知的。事实上，在体系完备丰富多样的观天仪器中间，应该不乏玻璃与水晶等做成的窥镜。只是天象观察为皇家禁脔。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往往成为一时之术、一时之器，往往在朝代更迭之时难以为继，殊为可惜。
明亡以后，残暴黑暗的满清奴隶政权与羽翼渐丰的西方列强对华夏科技成果的系统性灭除，以凸显西方技术的“先进”，也是解释明亡以后中国科技文化迅速衰落时需要格外注意的因素。
《元史·天文志》载:“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元史的这一记载，让传教士的“最早”地球仪失去了原创基础。也让后世编排大明知识分子“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缺乏地理常识的论断难以立足。
在孟德尔之前，中国人早已培养了形态各异的金鱼，品种多样的柑橘，中国人通过杂交、嫁接与扦插，来改良和培育新的生物品种。
在巴甫洛夫发现“条件反射”之前，晋国人已经通过“条件反射”训练灵獒，试图谋杀正卿赵盾。曹操也创造了“望梅止渴”的经典故事。
从宋徽宗笔下的鹰到苏轼笔下的“牵黄擎苍”，再到工笔花鸟图谱。以中国人对珍禽的了解，需要传教士利累思用《进鹰呈论》来教中国人识鹰训鹰么？
瑞典人林奈因其建立生物分类体系和双名命名法而被称作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但林奈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的基石却未必稳固。作为成熟的原生文明，中国生物学的人为分类体系早在先秦就已基本完善，汉字言简意赅的特点，使得多数物种用两个汉字就能准确命名其种类与分支，如“喜鹊”、“天鹅”。
给世界万物命名与制定秩序，符合新生文明的行为特点。西方自诩继承了古罗马、古希腊的文明遗产，然而在3000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足以证明他们所自称的希腊文明是多么的虚无缥缈。但同时，尽管由于拉丁语言的固有缺陷，让被二分法命名的对象显得臃肿不堪。但整个命名体系与命名方式显示了深厚的文明底蕴。而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文明是唯一的。
与林奈的命名行为相对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完成于更晚的1771年。这是西方文明的第一部百科全书，西方文明再一次显示了其新生文明的特征。作为比较，中国的辞书之祖《尔雅》出现的时间，是两汉之前。
“西医”被标榜为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然而，当《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两本作品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西医的光环瞬间失色。
这两部作品是传教士邓玉函作为西方解剖学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其目的是为了破除中医在解剖学方面的诸多谬误。然而，这两部作品似乎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少影响，甚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过这两部作品。
为了凸显中医的落后，西方和西医本位论者常以中医在解剖学方面缺少专著为依据。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场自导自演，欺天罔地的谎言。
宋画《骷髅幻戏图》足以证明中国传统医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成就。而《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就是连外行人都能一眼看出其外溢的中国神韵与中国原创风格。奇怪的是，在尤其重视个人著作权，动辄以“天文学之父”、“物理学之父”命名的西方，这两部书只有参与翻译的传教士的名字，而无西方原著作者的名字。
《远西奇器图说》、《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之所以没有像《几何原本》那样在中国享有巨大的声望，被人有意解释为中国人不热爱知识，不喜欢奇技淫巧的东西。这不过是满清奴隶政权害怕华夏主体民族学习知识、钻研技艺，因为一个蒙昧无知的民族更易于统治。而这几部作品，因其表现出的纯正中国血统与中国神韵让传教士们的欺世盗名更容易演化为欲盖弥张的闹剧，所以才有意让其慢慢消失在历史深处的。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另一个显著的事实上，中医是包括内、外、妇、儿、骨等科的医学体系，在中医外科领域，明代在医疗器械、手术理论与术后护理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外科正宗》：“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必难救矣。初刎时，气未绝，身未冷，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
邓玉函被描述为最为博学的西方传教士，他与中国人合作编译的作品有《远西奇器图说》、《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参与《崇祯历书》编纂等。把诸多诸多原产中国、不载于西方记载的先进科技从欧洲传播到中国，为日后中国沦为列强殖民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事实上，这位以博学著称的传教士，也是最为成功的传销洗脑大师。
《列子》：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
《庄子》：“万物皆种也，以其不同形而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不见邱山，言殊性也。”
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并不缺乏生物演化的观察与思考。《山海经》所开创“山川、地理、民族、物产……”的记录方式，为中国人记载包括生物在内的世界开启先河。我们不知道郑和、费信、马欢、巩珍等中国航海家们的全球航行资料与物种纪录，有多少变成传教士“带来”的7000册专供中国市场的科技书籍，又有多少像“天工开物”被“译后既焚”的书籍，汇集到达尔文的案头。
《物种起源》所载纷繁复杂生物演化的表象背后，是英国为全球殖民和区域争霸塑造的合法性基础，这种人为定义的基础，他们称之为“适者生存”。
如果被托尔斯泰抨击为“戏剧是抄袭的、表面的、人为零碎拼凑的、乘兴杜撰出来的”莎士比亚是英国在文化领域的造神运动，那么，类似的神就不限于文化领域，也不限于英伦三岛。
在巴甫洛夫之前，狗属于世界上所有掌握驯狗技术的国家和地区。在巴甫洛夫之后，所有的狗都属于巴甫洛夫。在命名与概念的意义上，完成了另一场圈地运动。当技术命名与技术主导权关联之后，它转化为世界的现实权力。
从中国的柑橘金鱼到孟德尔的豌豆，中间充斥着无数个茶叶大盗、蚕桑大盗、猕猴桃大盗和玫瑰大盗。从谋害赵盾的灵獒到巴甫洛夫，不知道有多少伯乐与九方皋被移花接木。
宋画珍禽图集沉溺深渊，传教士的《进鹰呈论》独擅朝堂，满清政权与传教士的上演的双簧剧目，不知道麻木了多少兰花失根的灵魂。
把一个数千年文明历史形成的常识性经验独立命名，进而以专利之名作为知识垄断的理由。这是另一种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牛皮圈地的丑恶行径。西方人“以词驭物”，通过抢占文明命名权的方式，完成对传统和文明本身的“合法”掠夺。
在船不够坚、炮不够利、先进科技未到手的情况下，西方传教士们采取了传销洗脑的办法，在这种精神瘟疫的重点进攻之下。诸多传统知识分子忘记了“夷夏之防”，他们忘记了对祖宗社稷和华夏民族的责任，神魂颠倒的拜倒在长着红毛的天主脚下。
知识分子道统防线的失守，与明代知识的精神危机密切相关。
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表现为阳明心学的出现与兴起。心学兴盛的背后，是不断壮大的官僚集团、资本集团要求分享更多的国家权力。
孔孟诸子开启平民教育，名为私学，实质却是天下之学、王道之学、仁爱之学。就内容而言，着实与“私”无关。诸家才俊，莫不为治国干臣良将。天下之学终为天下之用，韩非李斯之后，天下归一。
再看阳明先生，无论“吾心即宇宙”还是“知行合一”，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我”的窠臼。徒子徒孙们送他一顶漂亮的帽子，称其为“最后一位圣人”，籍圣人弟子之名作起恶来心安理得。“我”字当前，藩镇养寇自重，诸侯残公自肥。所谓“心学”，其实质是官僚集团、资本集团崛起之后对中央集权的解构之学。
为了达成解构中央集权的目的，官僚集团、买办资本集团、军阀集团、建奴势力、西方教廷达成了利益交换与合作。这是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朝堂受宠日盛的原因所在。
当自已成了宇宙，天下便再也无处安放。人人都抢方向盘，最终一车肥肉便宜了野兽。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科技是零星的，孤立的发生，缺少系统性和完整的体系，这是彻头彻底的谎言。
只要随便打开几本书的目录，比如《本草纲目》，比如《天工开物》，比如《算学宝鉴》，这些典籍不仅体系完整，而且源流清晰，带有非常清晰的原生文化特征与厚重的经世济用的务实色彩。
也有人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凡事留一手”，是造成中国技术失传、科技落后的原因。
在商业社会里，行业保密自然是存在的，但是，无论在宋应星，李时珍，王文素，朱载堉，宋元四大家，这些人手中。社会的价值是传统的立言、立功、立行。拿行业技术保官说成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这是商品化的小人之心度先贤君子之腹。把支流说成主流，无非是给塑造“丑陋的中国人”添油加醋罢了。
也有不少人羡慕欧美的大学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反观中国，最悠久的大学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然后是各种妄自菲薄。
宋徽宗创立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皇家艺术学院，名家辈出、名作流芳百世。
明熹宗创立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皇家设计院。风靡世界的北欧家装设计浓重的中国神韵，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其间的联系，应该从明代中西交往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得益于音乐与数学方面的造诣，朱载堉创建了“十二平均律”。为近现代音乐教育与乐器制造奠定基础。朱载堉取得的卓越成就，显示了明代皇家教育的水准。
在中国古代，翰林院、吏部、兵部、户部、礼部、刑部、太医署等，除自身的行政功能以外，同时也承担着国家图书馆、国家社科院、军事学院、行政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部门的社会服务与人员培养的功能。只是这是中国传统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方式，与后世全日制脱产教育完全不同。
宋元明科技成果的集中出现与爆发。除与官办机构有关之外，也有行业协会与繁荣的社会文化基础相关。
不知道主席晚年“缩短学制，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人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教育改革，是否受历史上传统社会的人才成果培养方式影响。大学现行的教育模式的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
造纸术、印刷术的传播与广泛应用，极大的改变了知识的传播和基于这些知识内容的自我成长，很多时侯我们忽视了这一点。
古登堡（1398-1468）对于欧洲的意义远大于毕昇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毕昇之前，中国通过抄录、雕板传播知识。印刷技术扩散了知识的传播，但技术本身并不能在短期内爆发性产生新知识，这是对中国而言的。但在当时的欧洲，事情完全不同，在中国积累了数千年的知识与技术，随着郑和船队、阿拉伯商人、传教士源源不断的传到欧洲并迅速复制扩散。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信息大爆炸”是可遇不可求的，整个世界的幸运儿，是这个时代的欧洲。
来自蒙元和郑和船队的文明哺育了达芬奇和哥白尼，马克波罗等海归们为欧洲设计了机车与轨道，在向新世界出发的航路上，占尽地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出发。
新世界的发现与全球殖民，让西班牙、葡萄牙迅速膨胀，但欧洲的其它地方，仍未能在新世界的蛋糕上得到自己的份额。
仅仅愿望是不够的，从郑和船队到西班牙、葡萄牙。欧洲人不仅看到了技术的力量，更看到了这种力量是可以学习与传播的。早期的启蒙运动已让欧洲人了解古中国战国七雄的争霸史，富国强兵源于变法，源于学习先进的技术与知识。
富国强兵、割据全球。这是那个时代欧洲传教士肩负最为重要的使命。
与早期蒙元帝国、大明帝国赐予式的文明输送不同。这一次，是西方教廷精心设计的反向输送，或者交换。
漫长的黑暗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廷最为擅长的技能，是精神控制，流行的说法叫洗脑。这是恪守伦理道德、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所不了解的西洋邪术。
当利玛窦1583年到达中国时，历经数代人的欧洲“信息大爆炸”已让他对当时的中国有着足够的了解，而囿于当时历史环境，在中国人看来，这位传教士的知识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同步的。
“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这是利玛窦等人狡诈的策略。在南雄的瞿太素等人的帮助下，利玛窦“蓄须留发，改穿儒服，攻读四书”，一步步成为叶上高、李之藻、沈一贯、徐光启等士大夫的座上客。
为了利用中国人对祖先的敬重，利玛窦的第一部中文译作叫《祖传天主十诫》。
为了树立威望，利玛窦把觐见皇帝和交流高层作为手段以达成目的。
为了广纳信徒，利玛窦把“神”、“天”、“上帝”等不容亵渎的敬语用于传教。用文明的至宝来装饰野蛮宗教，进而掩饰其文化盗贼、科技间谍的真实身份。
凭借高明的骗术，利玛窦、汤若望、邓若函等欧洲传教士，把华夏典籍、文物、动物、植物、技术人才送往欧洲，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奠定基础。究竟有多少典籍、文物、科技文化成果从中国流向欧洲，今天的我们已无从得知。
16世纪以来，传教士源源不断的来到中国，庞大帝国的虚实被调查的清清楚楚，也为晚清列强瓜分中国埋下伏笔。
当义和团民众识破这些传教士的罪恶行径并予以人道消灭的时候。这些外国势力迅速撕下伪善的面具，和满清政权一起向匡扶正义的人民群众举起了屠刀。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历史书上把义和团污蔑为愚昧、落后、野蛮。
事实上，但凡心怀叵测的外部势力，不管是满口仁慈的传教士，还是虚无缥缈的野貉滑，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理由和实际行动，群众路线都不大能走得通。
自利玛窦以来，中国历史始终摆脱不了这些传教士的影子。满清覆灭前后，欧美列强在中国兴办13所教会大学，为列强在中国培养代理人。今天社会上仍有不少人抨击新中国关停这13所大学，使得文明重归黑暗。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这些大学依然存在，前不久香港以大学为基地发生的暴乱，这13所教会大学该会是如何表现。清华大学被称为留美预科，这些大学若在，又会如何？
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时，共和国的缔造者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作为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的另一个身份，正是传教士。而它的生物制造者，则是另一位传教士。从明代到民国，400年间，传教士已从早期需要隐藏身份的间谍，进化为衣冠楚楚的大国公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洗脑术的进化，传教士们不再窃取科技文化典籍为主要目标，世界已从早期的战争形态进化为“意识形态战争”，400多年前的那些间谍与窃贼们早已在中国生根发芽。
当下，王福重等土种教徒泛滥成灾，以大学教授的身份污蔑人民英雄，发表反智言论，挑战社会底线。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领域正本清源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