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小马
互联网需要情绪
之前在网上引起了群情激愤的“苟晶事件”似乎有了一个反转，山东教育厅发布通报称苟晶1997年高考成绩达到济宁市中专（理科）委培录取分数线，但本人未填报志愿，选择在原就读高中复读。其个人身份、高考成绩等被邱小慧冒用。
顿时，之前满怀同情和愤怒的网友掉转矛头指向了受害者。
诚然，苟晶的夸大其词是为了在这个流量的时代获得更多的关注，但因此而谴责她的人，却更像是对苟晶和自己所塑造出了的“可怜”人设的崩塌感到愤怒。
人们总是主动把别人带入到或黑或白的某一边，之前好多人叫她女侠，现在却管她叫恐怖分子。
同一时期，肖战的粉丝人肉了一名叫做“无边桃炎”的博主，而网暴之下的粉丝们，却沾沾自喜的自诩为正义。
实在让人觉得好笑。
这几年，“人设”变成了互联网上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个强有力的人设能让自己被记住。人们不在乎什么是客观理性，只想要某个能表达自己情绪的标签。
杨超越在毕业礼上的眼泪和段子，当即将她推上了热搜，在人们纷纷表示“好真诚”“好可爱”的时候，不经意地把她曾经犯过的错误合理化了，似乎大家就是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业务能力不合格但是“非常努力”的女团成员。
人们把这些光怪陆离妖魔鬼怪，归结为“互联网产物”，但其实早在1986年，杨德昌就在《恐怖分子》里讲了类似的故事。
跨时空的交叠
小太妹淑安为了躲避追捕摔断了腿，在家里养伤时无聊地拿起电话簿乱拨，然后驾轻就熟地装作是小三跟李立中的原配太太周郁芬对话，约她出来见面。
这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而撒谎，后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的行为，着实跟苟晶有一丝相似。
而这位正妻周郁芬，不知道为什么杨德昌把她设定为了一个不得志的小说家，可能是因为小说家在外人看来比较浪漫，比较不容易理解，有利于后面情节的拓展。
但不得不说杨德昌极为精准的把握住了这一群体的特质：暴躁、易变、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把写不出小说归结于乏味的丈夫和一成不变的主妇生活，这实在是太现实了。
生活中的成功者才不会去想着去写小说。
就像杨超越，她为了包食宿的工作加入女团，然后在让大众接受自己的失败的同时获得了另一种成功。
小说家或是自认为是小说家，这一标签成了周郁芬悲剧的开始，也是她不断逃离一个悲剧，又跳入另一个悲剧的原因。
其实写不写小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今天喜欢写小说，明天可能就会喜欢画漫画；今天喜欢厨师沙拉，明天可能就喜欢炸鱼薯条。
以为自己是为了理想不计牺牲的圣女贞德，其实只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的包法利夫人。
“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李立中在玄关处问到。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入职多年还是个普通职员，买不起好的房子，买不起好的车，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爱好，乏味、单调还有点猥琐。
甚至在夫妻俩分手的那天晚上，周郁芬还提到他们前几年试图要个孩子却一直没成功。
这里不禁让人有些恶意的去猜测，是不是李立中“不行”。
没当上组长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偷了警察朋友的枪，在幻想中大杀四方，杀主任杀情敌杀仙人跳的小太妹，却忘记了自己为了当上组长陷害朋友，忘记自己不和妻子沟通才导致感情破裂。
他忽略了自身的罪责，在幻梦中逐一复仇，自诩为正义，只是一声枪响，倒在血泊中的却是李立中本人。
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的行为，和肖战的粉丝们，是不是如出一辙？
杨德昌眼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也许是因为30岁才投身电影行业的原因，杨德昌对于中年男人的刻画有着超乎寻常的深入。
同样是婚姻、工作、人际三板斧，大同小异的形式下，杨导镜头里的中年男人却要更要比别人拍的更苦闷，更隐忍，更中国。
本片的结局一度让我困惑，因为无论在什么形式的艺术作品中，梦结局都是应该竭力避免的。要是在结尾时主角醒来发现一切都是一场幻梦，会让人感到被欺骗，被愚弄，让整个故事都显得毫无意义。
按理说杨德昌这样的大师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而后才恍然大悟，这正是他所想要的。
正是为了突出现实的悲剧，才让复仇发生在梦里。
周郁芬并不是唯一杀死李立中的恐怖分子，无论是乱打电话的小太妹，还是不任用他的人事主任，甚至那个逃避兵役的富二代和他自己都是凶手。
他们同样的懦弱、阴郁、不择手段。李立中为了当上组长陷害好友，小太妹为了男友去做仙人跳，富二代为了逃避兵役离家出走。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小说家，都是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
他们选择的也许并不是最优解，却是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他们所有的选择本质上都是逃避，都是在为自己建构一个安定的环境。
包括所谓的直面解决，也都是逃避问题的形式，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内都包含着巨大的悲剧。这悲剧性来源于儒家文化，来源于被工业化市场化冲击下支离破碎的社会，来源于每一个人之间相互的不满足。
就像写小说，再怎么灵感枯竭也要为它写上一个结局。
可生活却是没有结局的，只能在无穷无尽的枯竭中变成一个恐怖分子。
他在34年前的寓言，却无比地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
这就是真正的大师，透过厚厚的镜片将我们的社会看得真切，却又包含伟大的悲悯和希望。
就像《一一》结尾的葬礼上，洋洋念道：“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曾经我和一个喜欢看电影的女孩约会，她打开我的Kindle，看到书架上的《战争与和平》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厚的武侠小说？”
当时我对这个笑话措手不及，实在无法想象托尔斯泰怎么会跟武侠小说扯上关系。
直到多年后，我在夜里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才明白她当时在说什么。
但是她已经去到了大洋彼岸，早没了音讯。
我永远失去了对她说：“你一直希望我去考电机系，去拿博士，但是你问过我心里真正想做什么吗？人是不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去教他怎么活下去，怎么过日子。那是很悲哀的，你知道吗？”的机会。
就像杨德昌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一》里的NJ一样，往事不可追，故人难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