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这是一本旗帜鲜明地针对科技巨头另一面宣战的书。这个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巨头的虚伪与丑陋。正如书名所昭示一样，科技巨头总是让我们准备处于一个《没有思想的世界》，而其副标题则是“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其作者是富兰克林·福尔，由中信出版社近期出版。福尔曾经因为批评亚马逊而遭到开除，这就导致了他从思想史源头着手，精心剖析垄断式科技巨头的决心。经过几年深入的思考，遂有了这本书。

托马斯·杰斐逊说：“温暖思想的光辉，在我看来比金钱更宝贵。”但是，那些蒸蒸日上的垄断企业却渴望包揽一切。它们比以往任何一家公司都更加雄心勃勃，渴望把人性塑造成它们想要的样子。它们相信自己有机会完成人与机器之间漫长的融合，从而改变人类进化的方向。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常常就人性作出重要而大胆的宣言，这显然是其想要强加给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它们极尽夸张地向个性示意，向用户授权，试图以它们的世界观来碾压个性。

于是，它们破坏了我们的隐私，不尊重作者的价值，对知识产权怀有敌意。在经济学领域，为垄断正名，清清楚楚地摆明了它们的信念，即竞争会破坏我们对公共利益和宏图大略的追求。可是，在碰到个人主义最核心的原则——自由意志——时，其行径又有所不同。它们希望在我们浑浑噩噩度过一天又一天时会作出选择，无论是大是小都能自动化。是它们的算法提出我们该读什么新闻，买什么商品，旅行走什么线路，以及把哪些朋友纳入自己的小圈子。长此以往，使得我们终于无法再回头，也无法恢复我们失去的个性。

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大公司，扰乱了我们智力上的习惯。它们渴望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和内容。这些公司是如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守门人”。谷歌通过对信息提供某种分级制度，帮助我们对网页进行排序；脸书利用自己的算法和我们对社交圈的复杂理解，推送我们看到的新闻；亚马逊在利用图书市场上压倒性优势，支配着图书出版领域。

妙在它们也形成了自己“新科学”，制造了能迎合消费者口味的商品。它们想彻底革新文化产生的整个产业链，这样就能攫取更多的利润，而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调查记者和销量不上不下的小说作家却一直在苦苦挣扎，就是无法在经济剧变中胜出。

过去几十年，网络彻底改变了阅读模式。越来越多的读者都是通过谷歌、脸书、推特和苹果来阅读文章。美国人有62%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其他绝大部分来自脸书；媒体网站的全部流量有1/3来自谷歌。这让媒体不得不依赖于科技公司，被置于惨淡经营的境地。为了生存，媒体公司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就连最疾恶如仇的记者也将新的思维模式内化，为如何才能成功迎合谷歌和脸书的算法而发愁。于是，他们也接受了哗众取宠的做法，发表没有把握的故事，把注意力集中在炒作者和阴谋家身上。事实和谎言之间原有的界限被侵蚀了，错误的信息像病毒一样四下扩散。

这些公司显然已经成功实现了改变人类进化的目标，使得我们都变得有点像电子人。最终，我们的手机成了我们记忆的延伸；我们把基本的心智功能外包给了算法；我们把自己的秘密拱手交给服务器，任凭计算机前去挖掘。

科技巨头的这些思想有其深厚的基础。在这其中，福尔认为，彼得·蒂尔也是鼓吹者之一。彼得·蒂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对技术及其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他痛恨达尔文式竞争的价值，对竞争不屑一顾，视其为历史遗迹。他认为，垄断是事物的自然秩序。他在《从0到1》中写道：“竞争是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在整个社会中蔓延，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宣扬竞争，内化竞争的必要性，颁布竞争的条律。结果就是，尽管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实际获得的却越来越少。”因为盲目崇拜竞争，我们没有认识到垄断的价值。垄断企业不必担心竞争对手，因此可以专注于重要事务，可以给员工更好的福利和关怀，可以专注于解决重要问题，可以超然于为了生存而每天都在上演的残酷之战之上。

福尔说，这些科技巨头公司总是自我标榜为个人解放的平台，人人都有权在社交媒体上畅所欲言，有权实现自己的才智和民主权利，有权表达自己的个性。然而实际上，它们一边从知识的经济价值崩溃中获利，一边却在有效地粉粹了知识的价值。

谷歌不会为呈现给消费者的任何文章付费。当它决定将现有的所有图书都数字化时，它的大卡车会停在图书馆前，悄无声息地带走一箱箱图书，迅速扫描，又迅速归还。谷歌的首席律师对此直言不讳：“谷歌领导层没那么关心先例或法律。”这个先例就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谷歌的后果则是对出版业以及所有靠出版业生存的作家的伤害。也就是说，谷歌精心策划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知识大劫案。版权法规对于谷歌不值得一提。

而脸书则始终在监控、审查用户，把用户当作小白鼠，用来做行为实验。脸书相信自己完全掌握了社会心理学，对用户的理解比用户自己还要深入。单凭用户点赞，脸书就能预测用户的种族、性取向、婚恋状态和是不是吸毒。脸书还在不断试探，想知道我们渴求什么，或是我们对什么视而不见。这样的行动永无止境，目的是让脸书更有能力提供我们想要的，乃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想要的东西。脸书放任假新闻报道泛滥，在新闻业灾难性崩溃和公民文化的每况愈下面前若无其事。

而亚马逊与出版商的谈判策略近乎残暴。出版商越小，满足亚马逊的愿望所要面对的压力就越大。大学出版社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电子书消失不见，与此同时亚马逊则为自己争取到更有利的条款。亚马逊与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就一些条款产生争执时，就把该公司图书上的按钮都去掉，让消费者无法购买。在跟阿歇特出版公司打交道时，亚马逊将公司图书延迟发货。亚马逊明确表示，如果谈判对手拒绝他们提出的条件，公司就会在算法中压制在出版商的表现，在邮件推送书中删除图书。

需要清楚的是，知识垄断与别的任何行业都不一样。所有作家、媒体和图书出版商都要仰赖这些公司才能生存。因此，这些公司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扼杀针对自己的批评。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赶走那些唱反调的人。由于它们规模庞大，在这个传播思想的市场上它们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批评它们往往无异于自杀。

研究显示，1981年，美国全职作家年收入的中位数约为1.1万美元，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5万美元。而到2015年，其收入中位数降至1.75万美元。经过了34年，作家的收入减少了一半。目前的工资水平并不比政府的官方贫困线高多少。写作这一职业一度被认为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今却最多能混个温饱。知识的价值遭到打压已一落千丈，写作也变得一文不值，这也正是科技公司所希望的。

而这些科技巨头们却以病毒式传播着它们的文章，基本上通篇都是“鲜为人知”的内容，然后安一个对广大读者极具诱惑力的大标题。实际上是明明白白地调戏读者，给出的信息刚好够挑逗读者而大步向前。而其读者则飞快点击，往往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被某篇文章所吸引，而不是另一篇文章。他们会被认知偏见、非理性力量、半清醒状态下的决定所动摇。通过精心设计，只要故事包装得够高明，就能让数百万读者趋之若鹜。

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福尔揭露道，这些科技巨头可谓劣迹斑斑。亚马逊承诺将商品以最低价格提供给消费者，但实际上要让价格最低，只有逃税才能做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逃税在亚马逊的创业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亚马逊对逃税的痴迷压倒了一切，用经济学家布拉德·斯通的话来说，用遍了见于经传的所有招数，又发明了许多新的招数。美国国税局的清算表明，亚马逊的戴菊莺计划帮助亚马逊逃过了至少15亿美元的账单，如果没有这个计划，这笔钱就得付给美国政府。

而谷歌更偏爱名为“双重爱尔兰”和“荷兰三明治”手段。它把资产转移到高科技的著名圣地百慕大，截止2015年，谷歌已将583亿美元利润“永久性再投资”到海外避税天堂，这些投资收益无需向美国纳税。脸书在上市当年，记录在美国的利润是11亿美元，但一分钱的所得税都没有交给联邦或所在的州。实际上，脸书还搞到了4.29亿美元的退税。根据公民税务公证组织称，脸书只用一个扣除项就骗过了美国财政部：注销了给高管的优先认股权。过去十年，沃尔玛上交了约30%的所得税，家得宝交了38%，而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连这个数的一半都不到。亚马逊的实际税率平均为13%，其中包括了州税、地方税、联邦税以及交给外国政府的税款。

可是，它们的读者可能对这些事视而不见，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尽管如此，福尔还是充满了希望，他希望人们拥有自己的思想。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写道：“只要我们选择，我们仍然可以进入沉默思想的生活状态，选择做什么买什么，选择如何休闲，如何自我提高放弃空洞的诱惑，保留安静的空间，下决心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