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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我穿着写有“HEALTHY PROUD CHINESE WOMAN”字样的T恤顺利入境墨尔本，从2月7日登机被拒，到2月8日签证被取消，再到2月19日签证被恢复，我终于结束了长达18天的入境尝试，目前在家中自行隔离。回到墨尔本以后我和丈夫Lachlan昏昏沉沉睡了三天才勉强从巨大的心理压力中解放出来，这场劫难终于结束了。
（王梓荀身穿写着“HEALTHY PROUD CHINESE WOMAN”T恤入境澳洲。supplied）
我的丈夫Lachlan是澳洲公民，我们去年十二月结婚了。婚后第四天我迎来了毕业典礼，算是正式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结婚的喜悦让我们有些懒惰，于是我们决定先回中国度蜜月，然后回到澳洲申请配偶签证。
1月15日凌晨我们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时，新冠肺炎已经在中国悄悄蔓延开来，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王梓荀与澳洲公民Lachlan于去年12月份举办了婚礼。Supplied）
2月1日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正式发布，除澳洲公民、永久居留者以及其直系亲属外，任何人不得从中国进入澳洲。然而在澳洲配偶以多种形式存在，可以结婚、注册De facto，或者同居一年以上提交配偶签证申请……没有人知道禁令中的配偶指的是哪一种，我手握结婚证和学生签证，十分茫然。
然而我和Lachlan即使不受禁令影响，也都十分抗拒这样的“特权”。当时新冠肺炎已经在中国肆虐半个月，传染速度极快，任何人都有感染的可能。这种前提下，我们都认为决定人们是否可以入境澳洲的根本标准应该是健康，而非身份。我认为，目前的禁令是带有歧视意味的。这个禁令的发布，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
（王梓荀与丈夫回中国度蜜月遇上了疫情爆发。supplied）
当时的我也几乎每天都活在自我批评和愧疚中。我后悔带着Lachlan回到中国，所有行程全部被迫取消；我不敢和Lachlan的家人朋友讲话，我怕大家觉得是我让Lachlan身陷险境；我更对病毒的全球性扩散感到愧疚，因为我是中国人，病毒起源于我的国家。然后我的自我批评和愧疚遇上了全球性的歧视现象。
在疫情中，旅居澳洲的这个身份为我带来的心理压力甚至大于健康风险。铺天盖地对武汉，甚至对中国的批评让我坐立难安。有关新冠肺炎的新闻下总有激进的评论——“澳洲不需要中国人”、“呆在你们自己国家不要来澳洲”、“大学里终于不全都是连英语都说不好的中国人”……
可当下媒体中和恶毒评论中的澳洲却不是我平日所见的澳洲。
在墨尔本生活的两年来我几乎没有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受到过歧视，甚至我获得了许多来自澳洲人的善意，更别提Lachlan的家人，他们总是给我最多的爱护和帮助。
然而在当下，身份却也是唯一可以让我入境澳洲，回归正常生活的途径。为了确认我可以顺利入境，我和Lachlan在第一次登机前，每天都在联系各种部门——移民局、内政部、婚姻登记机关……我们反复询问有结婚证的扫描件是否可以充分证明我的配偶身份，得到的回复都是没问题。
结果2月7日上海机场，我连登机牌都没能拿到——澳洲海关拒绝承认我的配偶身份，于是航司无法为我打印登机牌。
我手里攥着和Lachlan颜色不一样的护照，纠结着刚刚澳洲海关问我为什么结婚了不改姓的那个问题，从机场哭到了酒店，我问Lachlan：“你们澳大利亚结婚必须要改姓吗？”Lachlan说不是这样的。
我们原本打算让Lachlan第二天先回澳洲，然而就在要分别的时刻，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份证丢了，我终于有了合理理由再次崩溃，坐在地上哭出了《头脑特工队》里忧忧的气势。Lachlan双手一摊，决定暂时不考虑工作和经济上的压力，留在中国和他脆弱的妻子共患难。
当时全中国都在实行封闭管理，从上海赶回黑龙江的父母家的我们也成了社区的重点检查对象。物业想要在我家门上贴封条，而全小区的人都想把我们赶走。然后开始有人造谣，说我和Lachlan在小区里散步，并未隔离，也有人开始盯着我们家的窗户窥探我们的生活。午觉睡到了晚上六点也成了罪过——因为没亮灯，所以有可能违规出门了。
2月10日，我签证被取消的消息打破了居家隔离生活的沉闷。虽然取消签证的通知信中写明我可以在28天内提交申诉，并且有很大概率我的签证是会被恢复的，但“危害澳大利亚社区卫生安全”的签证取消标签足以让我哭上个三天三夜。
Lachlan的全家人都投入到了这场“战争”里，有人给总理写信，有人给外交部长写信，有人联系律师，我爸妈联系了许多中介甚至大使馆。我和Lachlan也不甘示弱，在记者的帮助下发声，且得到了内政部的回应。
为我早日回澳， 大家做努力地积极争取，而另一面则是是我日均一次伤心大哭的窘迫，我开始害怕在澳洲存在的歧视现象，我对我在中国遭受的一切也感到愤怒，两边的压力，让我第一次觉得，无处可逃。
Lachlan作为“优越的白人”成了我迁怒的对象，有时我在家里看见他乱摆的澳洲护照会随手扔开，讨论澳洲时我会变得易怒，“你的国家从来不尊重移民，我不想回去。”我知道这样说很伤人，但情绪统治了我。
直到2月19日我的签证终于被恢复，也得到明确的我可以入境澳洲的回复，Lachlan兴高采烈地准备订回程机票，我却和他说：“我没有在生气，我很冷静，我不想回澳洲，不想生活在歧视我的国家。”
可我自己也知道不是澳洲的问题，当时我和Lachlan在看美剧The Good Place，剧中天堂的法官到地球游历一圈以后，说：“任何地方都有不同的糟糕之处。” 这也是我从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里学到的道理，最后我和世界和解，决定和Lachlan回澳洲，准确地说，是回归到我们都很珍视的，在澳洲的生活。
(王梓荀与Lachlan。supplied）
动身回澳洲前，我决定在T恤上写下“STOP BEING RACIST”的字样，那是我的虚张声势。Lachlan阻止了我，他说有比指责种族歧视更强有力的方式去表明立场，于是我有了现在这件完美的T恤。我很感谢他的建议，我感谢他在这一次的遭遇里为我所做的一切。
如今隔离生活已经进行了大半，我们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3月10日我们就可以正常出门。我们把这难得的无所事事的独处时光当成是蜜月的延续。而这个让我苦恼、纠结又两难的身份问题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3月5日我们以最快速度提交了配偶签证的申请，也在申请配偶签证的材料中加上了这段跌宕起伏的经历。还有什么比意外更能考验和证明一段婚姻呢？我想我们两个完美地通过了这场测试。
(王梓荀与Lachlan。su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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