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科室每年救活那么多人，却很少有人知道！

11年前，协和转来一个女孩，她的肺、皮肤和骨头全都被病菌啃食到溃烂。

为了治病，她在各地的医院查了5年，还被取走了腰椎的一块骨头，但依然没有结果。最后，在协和，有个病理科女医生查出了她的病因。

2016 年，我也接诊了这样一个病人。他的肺被病菌啃出了各种窟窿，左肺几乎被掏空了1/3。他活着的每一秒，病菌都在不断吞噬内脏。这次，救命的还是那个病理科女医生。

医院有一个“特种部门”——检验科，里面有个专攻病菌的微生物组，我们都叫细菌室。这里的医生能依靠病人的蛛丝马迹，找出致命的病菌。有时，他们一张报告单就能换来病人生的希望。

那个病人叫小希，一米六五的个子，只有30公斤重。他的肺部CT显示，左右两片肺上布满了小结节，都是被病菌噬咬出的洞。

我不断翻看病历，却找不到一点线索。走投无路时，我想到了病理科王澎医生。

刚从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灌洗液，我就连忙让人送去检验科，务必交给王澎老师。

她说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但现在还没十足的把握，需要问我一些关于小希的问题。我使劲点了点头。

“小伙子有艾滋病吗？”“没有。”我很有把握地说非常确定，一入院就查过了，除非是处在窗口期，我可以再给他复查一下。

紧接着，老师又问了很多问题：他在哪里生活？平时的工作生活习惯如何？免疫功能正常吗？皮肤有破溃吗？我一一回答，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把我问懵了：“吃过竹鼠吗？”

往回走的一路上，我禁不住想，艾滋病、吃竹鼠，究竟是什么特殊的感染？第二天查完房，我给王澎老师带来了结果：小希虽然在以“敢吃”著名的省份打工，却从没吃过竹鼠。

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文献，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

当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总算透露说：“如果是那种病，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小希就是第9个病患。”

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曾经诊断的8 个人里，有多达5个人的骨头被啃掉，2个皮肤上“长毛”，甚至最严重的那1个人，大脑里都开始“发霉”。

这其中，一个叫悠悠的女孩和小希的情况最像。11年前，这个病情怪异的小女孩，惊动了整个医院的顶尖力量。

悠悠和小希一样，19岁那年开始发烧，原本以为不是什么大病，后来越来越严重。父母带着她四处辗转求医，5年后来到我们医院时，仍然没有诊断清楚，只怀疑是肺结核。

悠悠的病症比小希更严重，除了肺里有了空洞，病变还啃噬了她的皮肤，以及全身多处的骨头。5年时间里，抗结核、用激素，却始终无法阻挡疾病的脚步。

小姑娘也暴瘦了30多斤，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她比小希早 8 年住进了我们医院的普通内科。诊疗过程异常艰难，医生提取了她的肺、皮肤、淋巴结，甚至腰椎的一块骨头，却仍然没有诊断清楚。

最终，我们只能动用“内科大查房”——全院专家集体会诊。

普通内科、放射科、感染科、呼吸科、骨科、血液科、皮肤科、病理科、免疫科的专家们齐聚一堂，讨论很久，最后得出了一个模糊的结论：结核不除外。

开始抗结核治疗后，病情缓解了一段时间，但不到一年，疾病以更加凌厉的方式卷土重来。悠悠不仅再次开始发高烧，后腰上也长出来一个肿包，而且越鼓越大。

她再次回来住院时，肿包已经长到了半个手掌多的大小，摸上去还有波动，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要争先恐后地涌出皮肤。此时距离悠悠发病，已经过去了6年多。不仅后腰上，还有臀部、甚至脊柱旁边，也都蓄积着脓液。

这次来帮忙的专家里多了一个身影，那就是检验科微生物组的王澎。她把悠悠1年前的标本都重新看了一遍，确实没找到任何病菌。

但她坚信，这个小姑娘感染上了某种“狡猾”的病菌，只是因为这种菌太罕见，所以迟迟没有线索。

王老师亲自来到病床旁边取样，对悠悠皮肤上的大脓包进行采样，并立刻进行了接种。这一次，病菌没能逃脱。经过层层判断，王老师发现，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真菌——马尔尼菲蓝状菌。

马尔尼菲蓝状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还有竹鼠身上，伺机进入人体。这种真菌会蔓延全身，啃食人皮肤、内脏、大脑、骨髓。

专家们反复斟酌，制定了最快速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骨科医生进行手术清创，先把肉眼可见的敌人消灭殆尽。之后减少抗结核药，主要应用抗真菌的药物。

经过及时治疗，悠悠有了好转。

当年种种艰难，听得我愣在原地。我那时最想知道的，就是那8个病患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小希现在还有没有救。

王老师报给了我一个惨烈的数据：5个病人幸存，3个去世。这在感染疾病里，已经是极高的致死率。

小希能成为第6位幸存者吗？

小希咽喉溃烂处取的拭子、咳出来的痰、气管镜从肺里吸出来的分泌物、淋巴结组织、肺组织、甚至骨髓液里，全都是马尔尼菲蓝状菌。

巨大的绝望感包围了我。这证明小希的治疗方向一直都是错的，抗结核、用激素、抗细菌，却唯独没有用过治疗真菌的药物。现在发霉长毛的真菌正在吃掉他的肺、撕咬他的血肉。

我安慰自己，至少找到病因了。或许现在刹住车，调转方向治疗真菌还来得及。

很快，我回到小希的病房，准备了抗真菌的药物。抗真菌药物的疗效一般很慢，小希却拥有幸运的体质，他用药几天后就不发烧了。并停掉了之前的5个抗结核药物，有食欲了，虽然体重短时间内恢复不了，但能明显看到气色好转。

用药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给小希又做了一次 CT，肺里趴着的那层密密麻麻的“水蚁”已经变淡了一些，虽然那些被啃食形成的大空洞是不可能复原了，但结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后来，小希出院了。很快，我再次来到检验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老师。这是第6个活下来的！

在我们医院，很多部门的锦旗堆满库房，甚至就连食堂都有人送锦旗。唯独检验科，墙上干干净净。病人能记住给他看病的医生，打针的护士，但那些仅仅出现在化验报告单上的医生名字，他们却从来不曾留意过。

作为医院里的“特种部门”，他们并不直接接触病人，战场在显微镜下。这是群没有锦旗，没有鲜花，甚至可能从业一辈子，也听不到一句谢谢的人。

大家总说，协和是病人和死神之间隔着的最后一道门。但这道门，也是由很多不被人关注的医生撑起来的。

那一年的冬至，原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我正坐在病房里查房，口袋里微信的提示响了起来。我起初没有理会，直到提示音越响越多。

打开一看，各个工作群里全都炸了。大家都在焦急地求证着一件事情：细菌室的王澎老师突发疾病去世了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肯定是恶作剧。她家离医院不过一百米，真有什么事，肯定能及时抢救。但同时，理智又告诉我，不可能有人用这种事情恶作剧。

噩耗最终被证实，同事们都在震惊惋惜。

王澎老师去世当天上午，原本是医疗成果奖汇报的日子，最后只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讲了。

她的履历丝毫不耀眼，在我们医院甚至可以说是拿不出手。从一个大专毕业、检验科默默无闻的小技术员，用了20年时间成长为全院大名鼎鼎的“微生物神探”。

大屏幕最终定格在最后一页：那是她的办公桌抽屉，里面一层一层码放着的，全是疑难患者的病原菌玻璃片。

我依稀记得，照片旁边的一句话，“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据知乎“林大鼻医生”的回答，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本文有删减，北京协和医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