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海报
作者：刘青（staylight）
编辑：亹亹
1995年是日本社会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现象级动漫作品《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播映描绘了新世代青少年的精神世界：随着泡沫经济的崩裂以及阪神淡路大地震、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等天灾人祸的降临而产生的悲观厌世、迷茫不安、懦弱不定的性格特点。而与这部动漫作品相对应的是95年也播映了一部反映年轻人生活状况的日剧作品，这部剧作便是由金牌编剧野岛伸司主笔的《未成年》——该剧与当时一般青春题材的日剧作品有所不同，它的内容并没有表现廉价的爱情、岁月的静好、光明的未来——它告诉我们青春并不总是那么美好。这是一个夹杂着痛苦与眼泪，混合着焦虑与忧愁、充斥着迷茫与不安的过程。该剧试图从批判的视角剖析社会万象、以人道主义的手法疗愈现实中的创伤，并记述下少年们成长道路中所接受的残酷的成人礼——它将时代大环境的矛盾冲突和个体情感命运的跌宕起伏结合起来，展现出一幅爱与恨、信任与背叛、服从与反抗的青年众生浮世绘。
一 青年众生浮世绘——日本1990年代社会青年群像
日剧《未成年》通过8位年轻人成长经历的描绘，展现了一幅1990年代日本社会青年的群像。
男主角高中生博人并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少年，与人生道路平坦、学业有成的兄长相比，他并无几分特长，对学校教育的反感从一开始就注定他与哥哥不同的命运；与每个青春期的同龄人一样；他内心懵懂而躁动，渴望美好爱情的降临，希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理解：他幼年丧母，从未体会过母爱，而哥哥的优秀又使他得不到父亲的关心。博人是一个缺爱的孩子，这种缺乏使他对长辈、对学校、对社会有一种天然的反抗心理；他又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少年，正因为自己的经历使其更能体悟到身边同伴的疾苦：他对身患重病的萌香的关怀、对脑部受到创伤的木偶的同情、对黑帮混混五郎的兄弟情义……都使他成为这部影视剧作品中当仁不让的“英雄”：这个“英雄”并不是一个追求远大理想的男孩，而是把身边每一个朋友的欢乐疾苦都放在自己心里的少年。他关心的是具体的人，而不是关于人的抽象的概念。博人的角色让我们觉得平易近人，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凡人的影子，而该角色又是如此的伟大，不仅是因为他批判反抗着僵化保守的现存制度，更因为他身上散发着太阳一般的光芒，这光芒温暖着众生。
《未成年》剧照
如果说博人是这部影视剧作品中英雄般的存在，那么萌香便是剧中圣母般的化身，她不仅守护着博人，也支持着身边的每一个同伴：缺乏亲情关爱的博人正是在萌香那里得到了母爱的关怀，她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都温暖着这个成长中的男孩的内心——让他在残酷复杂的现实面前仍能体会到平静的存在、在冰冷的人际关系中仍能感受到温暖的关爱。与博人一样，萌香也是一个渴望被爱的人：尽管身患绝症，但她仍然希望像正常人一样得到爱情，即使这需要以生命作为代价。两个渴望爱的孤独的生命的相遇使他们互相从彼此身上得到了温暖，也让他们把这种温暖传递到每一个同伴的身上——每一个人灵魂深处都有伤痕，她们都需要被爱和温暖去抚慰。
市井阶层出身的男女少年顺平和加代子是男主角博人的高中同学，剧中他们三人复杂的恋爱关系是这部剧集的一个重要矛盾冲突，它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平人如其名，是一个归顺的市井阶层的平民少年，胆小、怯懦是其主要性格特点：他爱慕着加代子，却羞于向她表白；而加代子则对博人倾慕有加，她对顺平的追求不仅毫不在乎，甚至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顺平的懦弱、做事时的摇摆不定、明哲保身，加代子的嫉妒心之强和不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肯罢休的性格特点展露出他们成人化的一面：他们是现存社会丛林法则的捕食者、被猎食者、是制度的适应者、归顺者。
《未成年》剧照
由1990年代当红偶像男星反町隆史、前国民组合SMAP成员香取慎吾饰演的黑帮小混混五郎和弱智少年木偶是该片画龙点睛的亮点。尽管他们是这部影视剧作品的配角，且两人饰演的角色都是社会边缘人物——五郎虽然很早就进入社会，但他的内心却像孩子般单纯：重情重义、敢作敢为，为朋友打抱不平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木偶脑部受过创伤，智商只有几岁儿童的水平，他被同龄人排挤甚至受小孩子欺负，但透过他那双纯真的眼眸，你能感受到他对朋友的赤诚之心、聆听到他内心的倾诉和对现实无声的批判。这两个边缘人物的生活经历是如此的悲惨：他们时时刻刻被人摆布利用、欺骗侮辱，很少有人为他们发声、替他们呐喊。两人的悲惨遭遇正是对这个社会无声的控诉，反衬出社会中成人世界的黑暗丑恶、虚假伪善、人心的自私自利。
政治精英阶层出身、家境优渥的少女小瞳（歌姬滨崎步少女时期出演）和准备考取东京大学的高材生神谷，她们两人一个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的后代、另一个是准备进入该体制高层的少年。他们本应该最认可这套社会生存法则，但实际上却与同伴们一样，内心迷茫而不安，忧愁而焦虑。青春期的爱恋心理使神谷倾慕着这个伤感不安的少女，起初他并不了解她的家庭背景，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愁眉不展；而神谷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考入东大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只知道这是要完成母亲的愿望。在内心的不断质疑下，在与同伴的人生冒险中，在一次次矛盾的冲撞下，神谷逐渐成长起来——他肩负起了曾经无法承担的重担，内心也经历了成人世界的洗礼：他不再是那个被动地进入体制的高材生，而是变成一个从更广阔、更本质的视角认识这个制度的少年。
《未成年》剧照
二 现代性的撕裂——当代社会中个体的焦虑与困惑
作为一部直面现实的电视剧作品，《未成年》展现了一组时代青年的群像。通过描绘年轻人跌宕起伏的情感命运，反映了时代大背景下风起云涌的社会变迁。
该剧播映的1990年代，是日本经济结束高速成长，进入战后最大规模衰退的时期——伴随泡沫经济的崩裂，各种社会问题浮出水面——企业破产事件的陆续发生、终身雇佣制的难以为继、“求职冰河期”的突然到来、援助交际的盛行于世……此时的日本社会，悲观压抑的气氛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社会分化在这一时期也变得日益严重，阶层意识从“一亿总中流”的思维观念向“格差社会”转变——尽管战后长期以来日本社会都以平等著称，但不可否认的是，泡沫经济本身造成的财富快速集中，崩裂后所引起的资产迅速贬值，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众多家庭无法偿还泡沫时期被迫背负的巨额债务，令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剧中木偶一家经营的机械加工作坊所面临的危机正是90年代泡沫经济崩裂后日本中小企业的真实写照（泡沫经济时期由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度放贷造成的不良贷款问题在衰退期集中爆发，热门日剧《半泽直树》中也有所展现），其艰难的处境反映出格差社会中失败者的悲惨命运。
《未成年》剧照
在经济低迷、阶层不断固化的背景下，社会竞争的压力不降反升。人们希冀向上流动的观念从昭和中后期（指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电影《三丁目的夕阳》中有所展现）一直延续到平成初期，且这种观念所引起的竞争行为日趋白热化，教育领域的竞争尤其激烈：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便对“考试地狱”问题进行过探讨，80年代著名歌手尾崎丰也通过其歌曲对学校教育体制进行了批判，青少年问题日益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诸如升学压力、校园霸凌、援助交际等负面现象不绝于新闻报刊版面。《未成年》一剧直面这些扭曲的社会问题，展现出编剧野岛伸司深刻细腻的社会洞察力，亦反映出泡沫经济崩裂后社会发展的万千弊端。
《未成年》中有一组对比强烈的特写镜头：年幼的孩子手中握有攻击性的武器（石头）、而弱智少年木偶掌中却保护着无辜的生命（乌龟），这一组对位镜头蕴含着一种隐喻，反映出现实竞争的残酷激烈，亦表达出作者对“生命哲学”的思考——剧中的施虐者是年幼无力的小孩，在这里年龄和体力的大小并不是施虐的主要原因，“物竞天择”、“弱肉强食”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才是其根本缘由。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观念已深入孩童的内心，仿佛宗教信仰一般控制着他们幼小的心灵，令他们的行为展露出一股原始般的野蛮。
《未成年》剧照
“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人变得自私自利、残酷无情，这一点在剧中多次呈现（顺平因为在甲子园比赛中失误导致队伍出局，被学弟欺负），该观念已根植于大众思维的深层结构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同时又外化为一种机械式的、客观化的、超个体般的社会文化规范，束缚并规训着身处其间的人们。现实的制度违背着人类作为完整生命存在的本性，这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观点不谋而合，是社会制度破坏了个体美好的天性，而救赎人类的唯一办法便是拒绝这个社会、这个体制，让人类重归自然、回归天性。
除了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未成年》剧中也展现了现代性的另一特点——通过木偶一家被银行逼债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制度的理性弊端。在现代性世界中，货币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存在提高了经济效率，加快了社会节奏。在它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挖空了事物的核心。货币的特性是化质为量（化价值为数字），其发展是理性化观念和行为的结果。《未成年》剧中批判了这种以冷冰冰的数字为代表、以理性为核心的社会评价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性机制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颇为相似。
樱井幸子
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工具理性式的利益计算，而忽略了多样化的价值追求。如此以往，人类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同类当作工具使用，当成满足个人私欲和利己目的的手段。现代性的世界、尤其是现代城市文明中的激烈竞争、理性计算使得个体日益原子化、社会空间逐步陌生化，每个人都变成都市“汪洋”中的一座座“孤岛”，他们孤独、空虚、寂寞，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援助。《未成年》的最后几集中，在Carpenters演唱的老鹰乐队名曲《Desperado》（亡命之徒）的音乐声中，博人和他的朋友们展开了逃亡之旅，他们逃离了大都市（现代、工业信息文明），回到了乡下（传统、农耕文明），这隐喻着一种返璞归真的观念，去回归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人情社会、礼俗社会，而不是继续身处工具理性下的现代社会、法理社会。
这种理想式的乡愁情结和浪漫化地对逝去时代的美好追忆，代表了一种对旧日生活的依恋，“世外桃源”般的幻想恐怕只存在于现代都市人的怀旧思绪之中。尽管《未成年》中的回归场景颇有乌托邦式的意味，然而在这部影视作品结尾剧情走向高潮——一种乌托邦式的反乌托邦情节——时，作为剧中理想化英雄人物存在的博人身上的崇高精神得以升华：他的存在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符号、一种灵魂上的象征，像一束耀眼的光芒穿越这无尽的黑暗，指引着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中迷茫的年轻人……
